刘金田: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贡献

[ 作者:刘金田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08-27  录入:王惠敏 ]

新时期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①(注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但是农民们却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也会夭折。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曾经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②(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5页。)邓小平一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早在1962年,他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就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③(注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70年代中期,他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强调要首先抓好农业,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1975年7月,邓小平在同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谈话时说,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他要求各级党委管农业的班子,注意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1975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时说: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当年,他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还提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农业仍在“左”的影响下徘徊。由于政策不对头,我国农业生产的状况还很困难,甚至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面对这种严重局面,邓小平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再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他认为,第一,中国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农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有着特殊地位,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①(注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78页。)“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②(注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第二,农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反复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③(注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第三,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④(注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⑤(注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二、号召全党解放思想,为农村改革的启动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把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首位。从1977年冬开始,他就“到处点火”,首先点燃的就是农村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放宽农村政策。1977年11月,他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特别谈到了农村政策问题。他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要清理一下。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三个月后,他在途经四川时,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谈道: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好,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二是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这就为农村改革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邓小平说: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当时全国农村仍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然而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却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邓小平连用了几个“不能学”,对人们震动很大。这几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地方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阻碍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邓小平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一直不敢说的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开动脑筋,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对在全国悄然兴起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三是默许包产到户。邓小平关于调整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特别是解放思想这篇讲话,对农村改革影响很大。在这前后,一些农村中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调整农业政策的办法。广东一些地方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四川一些地方试行包产到组,安徽的一些农民甚至搞起了包干到户。对各地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的自觉行动,有些人担心会瓦解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基础,表示强烈反对;有些人则坚持可以试验。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地方上的一些领导同志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就为包产到户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三、主张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支持和推进农村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尊重群众的选择。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在各地铺开了,但党内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集中讨论“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会后形成的纪要中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邓小平在会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当时安徽、四川两省搞包产到户,承受的压力很大。万里回忆说:农村改革这场斗争太激烈了。当时不表态就算支持了。他在北京开会期间曾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干下去。7月,邓小平登临黄山,发表了著名的黄山讲话,更让为农村改革命运担忧的人们放宽了心。

二是为包产到户正名。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姚依林关于长期规划问题的汇报时,谈到农业问题。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月后,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①(注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同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名了,农村改革的步子加快了。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

三是主张废除人民公社。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生产“大呼隆”,评工“大概分”,分配“大锅饭”,平均主义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要进一步深化,重要的是要调整好农村的生产关系,他力主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曾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②(注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对实行了20多年、也是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制度,邓小平认为,“与我国农村目前很低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这个试验“也不那么理想”。③(注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页。)他提出:“政社分开,这件事情要做,不能太迟。”④(注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67页。)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完成撤社建乡工作,人民公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把农村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四、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农村政策落实以后,农业发展的形势很好。邓小平认为,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发展从长期看还是要靠科学。

1、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就不能建设现代农业。邓小平分析了当时中国农业面临的现状,认为在农业增产中科技的贡献率很低,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这里讲的没有破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技术。”①(注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②(注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随着发达国家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日益广泛的运用,邓小平十分强调生物工程技术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③(注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他认为,只有依靠科学,才能使我国农业科技和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2、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振兴农村经济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开展重点项目的攻关,搞好新技术研究的开发和推广。他亲自领导和过问一系列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的决策、制定和实施,如“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丰收计划”等等。农业科技的发展靠的是人才。这里的人才包含两个方面,农业高科技人才和农业应用型人才。1983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的应用型人才。“我们有大量中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土专家,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作用。”④(注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49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整体的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实行科学种田,使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很快。从1979年到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55.4%,平均每年增长7.6%,粮食产量增长33.6%,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1万吨,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农业总产值达到3214.13亿元。农村好的形势令邓小平兴奋不已。1985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时说:“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⑤(注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7页。)

五、提出“两个飞跃”思想,指明了农业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

1990年3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⑥(注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发展集体经济,是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贯思想。1980年5月,邓小平在肯定包产到户的同时,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⑦(注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对这一观点说得更加明确:“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①(注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1350页。)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个飞跃”是“第二个飞跃”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个飞跃”是“第一个飞跃”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些人对邓小平的“第二个飞跃”的思想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认识,认为和宪法的规定以及中央的现行政策不符,甚至有些人曲解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我认为,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是邓小平强调了农民自愿的原则。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意愿,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现状,必须长期稳定。对于这种责任制,农民愿意搞多少年就搞多少年,不要由上面命令随意加以改变。但这并不是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以及经营范围与规模等都是固定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局限性,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才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业劳动力稳定地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要求搞适度规模经营的,也不要阻拦,而应予以支持、鼓励并加以指导。

二是邓小平强调了农业科技发展的本身要求。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其根本目的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邓小平说:“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②(注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6页。)在稳定家庭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具备了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可能,这时候发展适度规模经济,也是一种实事求是。

三是邓小平强调这是一个总的发展方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业的发展,家庭承包制本身的一些弊端会逐渐显露出来,从原来对生产力的适应性而变成对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障碍。由于它主体分散,经营规模小,土地零碎,加之资金紧缺,吸纳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比较弱,组织化程度低,参与市场竞争和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也相对比较差。这些都会影响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很难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机械化及产业化的要求。生产力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必然要冲破束缚,寻找发展的空间。因此,农村生产关系的再一次变革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指明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我们要正确领会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

本文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举办的“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获奖论文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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