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邓小平四大历史贡献与留下的四大考题

[ 作者:龙平平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08-27  录入:王惠敏 ]

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贡献是前无古人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

今年8月22日,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随着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热播,中央和地方对邓小平的纪念活动陆续展开。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邓小平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邓小平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强调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伟大贡献,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

邓小平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

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

20世纪的中国,始终贯穿着独立、富强、民主、统一的发展主题。

“邓小平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富强、民主、统一变成了生动的现实”,龙平平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此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龙平平说,在这一进程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想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本国情、目标、任务、步骤、布局、方法、原则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

对时代特征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要求改革开放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绘制了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

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改革开放要抓住机遇,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确立改革开放目标模式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要求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提倡“不争论”原则,鼓励改革开放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求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30多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龙平平说,1978年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已经74岁,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

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出表率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题的。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龙平平梳理道: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观点,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自下而上的试验阶段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已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从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简机构、制定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相当大,改革措施密集。

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2年,新宪法、新党章修订通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那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得到根本扭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邓小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等一系列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加快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

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龙平平说,邓小平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时,还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

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是其中的经典之作。通过这次会谈,中英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遂成定局。中英两国获得了双赢。撒切尔夫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这是您倡导的“一国两制”的胜利。

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20世纪末,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实现了“三通”。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创造力。”龙平平说,从构想成为现实,邓小平开创了曾经被认为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先河,也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

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龙平平说,邓小平一生务实,不善言辞。他的著作,没有长篇宏论,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旁征博引的资料和冗长的逻辑分析。他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邓小平理论正是从他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朴实无华,不用诠释,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

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

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

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

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

“邓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之作。”龙平平说,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做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不仅引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读懂邓小平

改革进入“深水区”,读懂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革进入‘深水区’,读懂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多长,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有多长。邓小平理论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个基本命题不变,它就不会过时。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也需要我们联系新的实际不断深化对理论的研究和丰富。

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证是严密的,论述是周全、科学的。发展速度,只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要了解邓小平的整个经济思想,应该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掌握他的全部论述。

龙平平说,邓小平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最初是从主张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思路中逐渐形成的。

1979年初,邓小平首次提出必须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年底,他在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到20世纪末并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只能建成一个不穷不富的小康之家。

“小康目标的确定,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正确起点。而这个正确的起点源于从盲目的‘快’回到实事求是的‘慢’,龙平平说,文革结束之后,提出调整经济,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降下来,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正是邓小平等人。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尊重客观规律。从1980年到1984年,他一直在论证小康目标的可行性,重点在理清发展思路,避免重犯大跃进的错误。经过科学论证,邓小平力主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分两步走用前10年的时间先打好基础,在稳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目标。这说明,邓小平并不是一味地求快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经济全球化的初见端倪与改革开放迸发出的社会活力,使邓小平看到了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能够抓住机遇,持续快速大发展,如期实现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能性。邓小平开始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得快一些,并逐步形成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构想。

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他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为了阐明这个目标的重大意义,邓小平把发展问题上升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提炼,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即: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对此,邓小平进一步论证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者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一个目标、一个速度,从这两个雄心壮志中,我们准确理解到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论断的基本涵义与深意”,龙平平分析:

首先,从属性上看,邓小平所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主要讲的是政治问题,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处于弱势的客观事实出发,论述的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环境中,社会主义靠什么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发挥并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讲的是大战略,硬道理、大道理,而非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应用到经济上,这个论断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发展的一个大原则,而不是指具体的经济政策,不能不顾实际地将之简单套用于具体的经济问题、经济项目上。

其次,就经济发展而言,说邓小平主张快,其实主张的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龙平平说,邓小平所强调的“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辩证的。能快则快,有条件快的就千万不能丧失机遇,这是他强调的重点。他多次提出,“能发展的就不要阻拦,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他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讲“快”的。他所列举的这些地方,都是有条件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许多条件落后的地方,如四川、新疆、甘肃等地,他从未向当地的领导提出过快的要求。即使是对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他也总是不忘提醒人们“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第三,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经济建设上长期积累和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归结为快速发展的结果,更不能以此否定“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

龙平平分析,对于经济上存在的这些问题,邓小平发现最早,谈得最多,谈得最透。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他最早倡导全社会都要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他提出“绿色革命”要坚持200年;是他最先提出自主创新问题,1984年他视察上海宝钢时就明确提出:“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他最重视科学教育,不间断地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共同富裕是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

怎样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面对的一个课题。共同富裕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过的大难题,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

龙平平梳理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14次提出要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定下来,都是在强调这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地域广大、千差万别的大国,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解决发展起来出现的问题。

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一直放在心上。1988年,他提出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到1992年春,邓小平和盘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他进一步归纳说:“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时候,要求全党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14年的探索,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龙平平说,怎样实现?邓小平排出了时间表。

一年之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升华。他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的嘱托。”龙平平说。

邓小平留下“考题”

邓小平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体上讲,中国的发展是按照他的思路与设计前进的,他创造的理论和制定的一些基本政策,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定海神针。邓小平留下的待解之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

“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中的重点问题,实质是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如何认识、解决现实社会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龙平平说,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观点,大概可分三种:一是邓小平经过长期观察、思考、论证,已成为全党共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的命根子。

第二种是他一直在探讨,反复求证、不断丰富完善的一些理论观点。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邓小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反复求证。这样的问题事关重大,他非常慎重。

第三种是邓小平已经破了题,但受制于当时的实践,尚未展开充分论述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作了十几次论述,但毕竟实践还未走到那一步,因此,对社会主义怎样搞市场经济他没有论述,要靠后人来解决。

“今天,需要结合新的实际,花大气力,下大功夫对后两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龙平平看来,这些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

龙平平认为,邓小平留下的“考题”至少有四道:

首先,深化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中枢问题。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核心理论。当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我们观察事物立足点在原有的基础上深化了,第一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文化,以至最终要改变过去的一切。邓小平对这一个观点的提出非常慎重,晚年仍念念不忘,孜孜以求,反复论证。

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将越来越显示出深远的意义,实践的发展也越来越要求我们对这一论断有更深层次、更广泛方位的认识。

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谁代表第一生产力?对今天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认识?对我国当前现实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认识?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二,加强和深化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研究。

共同富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最尖端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同时也把中国由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变成了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的国家。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给许多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改善的普通民众带来了心理失衡,并由此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困惑丛生。

因此,怎样看待贫富差别?邓小平是怎样设计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他的设计与今天的现实有多少差距?这些疑问都需要通过研究来解疑释惑,形成共识,从而振奋精神,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正在过程中,完整形态几十年后才能浮出水面,怎样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其中涉及到许多敏感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共同富裕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过的大难题,但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值得期待。

第三,深入研究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的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邓小平破题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是今天和今后中国最大的实际。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不能搞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不能成功的标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怎样搞,是晚年邓小平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能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邓小平曾做过深入研究与阐述,即只有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但是,市场经济怎样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怎样才能做到既搞活经济,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是邓小平留下的长期课题。

第四,深化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的研究。

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能让中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是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立足点,也是他最为牵挂的事情。如今,邓小平的设想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独特、过渡性的阶段。这个阶段也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矛盾凸显期,如果搞得好,可以更好、更顺利地进入向现代化发展的阶段;如果搞不好,会使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严重化,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延缓发展进程。

这个阶段的重要性、独特性提出了一系列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思想观念变化带来的新需求、新矛盾。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比如,怎样适应日益增长的巨大的文化需求,小康社会对人的生活、人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新要求?小康生活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科学生活方式,在小康社会人应具备怎样的素质?等等,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这就是邓小平为我们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和经验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思路

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破题,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途径、步骤、方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正是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设计,实质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梳理邓小平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翻开《邓小平文选》,不难发现,发展,是邓小平论述最多的一个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是在邓小平理论中贯穿始终并起到主动轴作用的核心观点。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人民生活贫困。贫穷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社会主义要不要消灭贫穷和怎样消灭贫穷,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

1977年,刚刚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1978年9月,他在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北方谈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以此为开端,邓小平郑重地要求全党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先后提出并阐发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新思想。有了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观,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才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理所当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首要问题。实际上,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也正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为标志而发轫的。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提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战略思想,再到实现“又快又好”的“雄心壮志”,这是邓小平为我们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思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时最先提出的一个鲜明的观点。

1979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学理念,邓小平坚持把这件事情作为全面拨乱反正期间最根本的任务。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全党,“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通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运而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这是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思路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创造性地阐发了我国正处在大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论断,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新要求。为了实现这个“又快又好”的“雄心壮志”,邓小平每到一处,总是提醒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的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直到1994年90岁高龄时,他还在说:“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

同时,邓小平所强调的“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辩证的。能快则快,有条件快的就千万不能丧失机遇,这是他强调的重点。而在许多条件落后的地方,他从未向当地的领导提出过快的要求。即使是对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他也总是不忘提醒人们“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并不是邓小平的发明,他的贡献是领导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而真正属于邓小平的发明也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倡导用改革开放的方法去推动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发展。

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这是邓小平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思路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实行改革开放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但邓小平首次使用这个词汇是在1984年。这年的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纵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将中国实行的政策概括为:“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由此,改革开放这个词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这说明,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作为同一件事情看待的。关于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它的意义、地位、作用,是邓小平看得最重,论述最多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论述,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个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丰富与发展。

1991年,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992年,他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开放的意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他得出结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原话。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一件新生事物,成效大、风险大、议论多,怎样保证改革开放健康有效顺利进行,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

他提出,搞改革开放,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他指出: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要贯穿于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改革不仅是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等等。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教育全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这一条,我们有很多关口都过不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邓小平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也是基本原则。

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是邓小平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思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还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态,因此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任何时候都不能变色,不能易帜,这个思路在邓小平那里是一以贯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三个月后,邓小平就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郑重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并将之确定为我们的立国之本,这是颇具匠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和各种意想不到的严重困难,始终受到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各种干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排除各种干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针对右的思潮的,这并不全面。所谓“左”和右,指的就是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种错误思潮,本质上都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这一点是邓小平在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说得非常清楚的。他指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对于左的思潮,邓小平还特别做了解释,他说,“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不久,就确定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方针。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到1992年,他一再提醒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说明邓小平的这个思路是一贯的。

“三步走”实现百年图强

对“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极其珍视。只有坚持和维护这个发展战略,才能确保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会夭折。

分三步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完成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历史使命,是邓小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的宏伟蓝图。

到20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主要动因。

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要求,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号召全党“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做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年年底,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先公布了这个答案,提出了小康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法中直接沿袭过来的。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小康目标成为全党的共识。

上世纪80年代初,能否实现小康目标是邓小平最为殚精竭虑的头等大事。1983年,他到中国最为富裕的苏州、杭州地区调研,通过一笔一笔地算账,最终确信小康目标切实可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萌发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提出了六条标准,为中国人民绘制了一幅丰衣足食、其乐融融的新生活蓝图。

整个80年代,围绕实现小康目标、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中心议题,邓小平阐发了一系列新思想,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初步完成了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设计。

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新发展和新要求,在小康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即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第二步到2000年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说,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我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有责任提出这个目标。邓小平确定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就是我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梦。

“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创造力。它从构想成为现实,开创了曾经被认为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发展的先河,也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一国两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

用“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邓小平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思路中的一个天才构想。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历史赋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新年茶话会上公开宣布,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可见在他的思路中,祖国统一问题占有很重的分量。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能不能避免采用武力征服的手段完成国家统一,这需要大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用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

“一国两制”方针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的。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系统地阐释了“一国两制”方针,被海内外广为传颂为“邓六条”。“一国两制”的提出,为打破几十年海峡两岸的政治僵局,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正是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20世纪末,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对峙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实现了“三通”。祖国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说,基本思路是一张可以操作的设计蓝图,那末,基本原则就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硬性规定,是把握性质和方向的准则。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高度重视反复强调的一个大问题。而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共同富裕成为邓小平特别关注的问题,他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14次提出要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定下来,都是在强调这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他认为,在中国,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解决发展起来出现的问题。

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一直放在心上。早在1985年他就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

1988年,他提出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不久,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1990年,他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馆场时说:“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这么多亚运会建筑,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搞出来的,而且搞得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

到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和盘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他进一步归纳说:“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时候,要求全党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14年的探索,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一年之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升华。他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的嘱托。

怎样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面对的一个课题。共同富裕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过的大难题,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邓小平在世界坐标中定位中国

进入新时期以后,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邓小平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内涵深刻、关照深远的战略判断,从而准确把握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审时度势,擘划全局,不仅准确把握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还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战略判断:

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新科技革命的深刻洞察,邓小平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这个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的重要结论。

另一方面,依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国内外形势,在对中国基本国情作出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准确回答了“如何认识中国”这个重大问题,并由此得出了“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的重大判断。

正是紧紧围绕着上述战略判断,邓小平才因时顺势地对中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攸关全局的一系列大政方针作出了相应调整,从而准确把握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曾给予高度评价。习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

“如何认识世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新科技革命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些深刻变化,对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邓小平牢牢把握住这种“深刻变化”和“深刻影响”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这个重大问题。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新判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美苏在继续争霸的同时,控制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却大为削弱。一方面,随着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摩擦和竞争日益加剧,西方阵营内部分歧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经济对苏联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剧。第二,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持续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第三,改革开放极大地激活了中国的活力,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特点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并以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走向缓和而更趋明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眼于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邓小平抽丝剥茧地对“战争与和平”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

第一,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极独大,要发动或者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美苏,别的国家没有资格。

第二,美苏在军事上特别是核武器上搞恐怖平衡,且各自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战略短板,两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也都遭受了挫折,因此美苏在短期内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际力量,包括西欧、东欧、日本、中国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对战争的,这既使“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也使美苏“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

据此,至晚到1985年,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得出了一个新的明确判断。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结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南北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制约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邓小平逐渐认识到:“南北问题”、“发展问题”,已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长期性的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各国不仅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是立足于这一出发点,他逐步形成了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

第二,解决南北问题是今后国际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通过加强南北对话和推进南南对话的方式,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第三,解决南北问题的一条途径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这一新秩序的准则。

正是在上述环环相扣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逐步对时代主题得出了新的结论。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不久,这一重大判断即为党的十三大所采纳,不仅成为了全党的共识,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

高度重视经济和科技的基础性作用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以科技和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日益凸显。对于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这一方向性、潮流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高度重视,并且异常敏锐。围绕这一问题,他大体上形成了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

第二,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要以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四,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必须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把握住中华民族“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事务中一个突出亮点。特别是“四小龙”中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华人背景,使其“榜样的力量”更具针对性和紧迫感。邓小平意识到,国际政治多极化势头的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都使得中华民族面前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围绕这一认识,他大体上形成了两个鲜明观点:

第一,中华民族要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说:“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

第二,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他提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发展很快,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友好的压力”。并强调,“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

“如何认识中国”

在思索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同时,如何准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在国际政治中所居的战略地位,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到能否正确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各项政策,还关乎到能否科学规划符合国家利益的长远战略。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力比较,以及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方向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准确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

正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究竟处在何种位置?与各大国相比,实力究竟如何?优势是什么?劣势又是什么?第三次复出伊始,邓小平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回答。

他的结论十分直白。他认为,中国“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二十年”,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了;按生产和科学水平来说,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和“弱国”。他直言:“人口多、国家大,有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要“缩短这种差距”,“要努力赶”;“要树立雄心壮志,下定决心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因此,他高度重视中国的对外战略,并且在进入新时期以后有针对性地大力推动了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为了确保国内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他明确提出要把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作为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他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不仅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也使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外交工作的实践,更加符合实际和富有成果。

二是,他明确提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因此,“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为此,他一再强调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我们制定的政策,包括经济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的“块头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

邓小平毫不讳言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是一个“小国”、“弱国”。但是,基于对中国的广阔幅员、众多人口、独特文明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党的坚强领导等基本国情的深刻了解,他自始至终都对中国所具备的战略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深信不疑。在他看来,中国“块头大,所以有点用处”,“决定了我们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他反复强调中国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对这个分量不要小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很弱、很穷,所以“无足轻重”等荒谬观点,他坚定地回击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他还指出:“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低估自己的价值。所谓不高估,因为中国穷,力量有限;所谓不低估,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外界关于中美苏成为“大三角”的说法,他又作了同样解释。他说:“中国这么穷,但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三角之一,其原因就是我们块头大。中国坚信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谁要挑起战争,中国站到哪一方面,对方都吃不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针对国内外一些人的动摇言论,他再次强调并明确提出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他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正是因为上述判断,邓小平才依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大三角”和国际形势出现的深刻变化,大胆、果敢地对新时期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要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要实现“真正的不结盟”,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不仅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和平形象、国际威信的树立,还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加成熟和全面。

中国也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邓小平看来,为了确保国内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一方面,中国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希望能够争取到长时间的和平,以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他说:“我们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世界的大局,也是中国所处地位决定的。中国需要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能安心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他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中国是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发展起来了,将会进一步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从而争取到更长时间的世界和平。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在强调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邓小平还一再提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中国人不蠢”,在历史上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贡献太少。也许再过十年或十五年,中国能做出比较重要的贡献。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但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他说:“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

“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观察邓小平如何回答“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一方面,苏东剧变,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抓住这一机会,不仅大肆宣扬“自由民主制度”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还利用中国国内出现的暂时困难,打着所谓“制裁”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内政,妄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时,社会主义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个举世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历史关头,邓小平充分展示出了一名优秀战略家的果敢担当和远见卓识:

一方面,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直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并强调:“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另一方面,他又信心十足地指出,只要中国自己不乱,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他说:“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并强调:“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瞭望新闻周刊 2014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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