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系列内参《告别饥饿》:为包产到户鼓与呼

[ 作者:傅上伦 杨克现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06-11  录入:吴玲香 ]

摘要:1980年6月初,新华总社国内部把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甘肃分社记者胡国华和宁夏分社记者傅上伦电召到京,要他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到陕甘宁去作一次系统深入的农村调查,主要任务是就当时正成为全党全部经济工作方针争论焦点的包产到户问题,直接倾听农民的心声,真实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三位记者不孚众望,突破禁区,几个月时间里总计用通讯形式发了十四篇五万八千字的内参,在党内高层产生了较大影响。19年后的1999年,记者们根据自己1980年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告别饥饿》一书公开出版。在此选编的两篇文章,系当事人回忆当年采写内参和整理出版的来龙去脉。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作者:傅上伦

1998年1月8日,一封寄自北京的来信,给我带来了一个自以为希望渺茫但内心里仍然深深期待的喜讯。信是我在新华社工作时的老朋友原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杨克现写来的。他告诉我:“十八年前你和冯东书、戴国强、胡国华合作写成的那部书稿的打印本,我在自己家里一堆旧资料中找到了。”信中就这么一句话,我的心就被刺激得狂跳起来。更惊人的喜讯还在后头。

老杨信中说:“我把这部书稿重读了一遍。越读,越觉得应该让这部尘封了十八年的调查报告出版。年前,我向我们的老朋友张广友、赵华胄介绍了这部书稿的诞生经过及大致内容,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俩听后,都很感兴趣。我便把书稿先送张广友看,他看后等不及让老赵看,就马上推荐给人民出版社李春林同志了。说来也巧,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出版社正着手组织这方面的书稿。李春林听了张广友的推荐,连夜读完了书稿,并且很快给我打来电话。能否出版,他没有肯定答复,只是希望提供没有编进书里可能是更重要的章节的材料。我正在跟冯东书、戴国强、胡国华联系,你也再找找。另外,再写一篇回忆性文章寄来……"

这喜讯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使人难以置信。当天夜里,我拨通了新华总社皇亭子宿舍区老杨家的电话。老杨又把信中的内容更详细地叙述了一遍,并且再三叮嘱:机会难得。这不是你们个人的小事,你们有责任对历史作出交代。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但却一直没有动笔。一则是报社的公务繁忙,难以静下心来,二则手头已无书稿,内参打印稿又没有找着,十八年前的事难以说得准确。

5月8日,忽然收到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杨在郑州给我写的信。信中说,书稿已拟报请列入人民出版社的计划。他为书稿写了一篇引言,要我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寄到北京。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记者,如此热心为他人一部旧作出版而不停奔走,令我十分感动。我认真行动起来,利用"双休日",发动妻儿翻箱倒柜,寻找陕北通讯、六盘山通讯、平凉通讯的原始打印稿。最后,在储藏室顶部一个用牛皮纸包扎的旧资料包中找到了,一共九十一页,是用老式的铅字打印机打成的,纸张本来就不好,过了十八年,已经发黄发脆,幸而字迹仍然清晰。翻阅旧稿,已经模糊了的十八年前的往事,又像放电影一般,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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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0年6月初,新华总社国内部把陕西分社记者戴国强、甘肃分社记者胡国华和我(宁夏分社记者)电召到京,要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到陕甘宁去作一次系统深入的农村调查,主要任务是就当时正成为全党全部经济工作方针争论焦点的包产到户问题,直接倾听农民的心声,真实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了解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及行动,推行包产到户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已经取得的新鲜经验,为中央制定有关政策提供第一手的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据可靠消息,中央将在9月份召开一个高层次会议,专门研究包产到户问题。因此,总社要求我们尽快行动。如此重大的任务落到我们三人头上,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然农村经济政策已开始放宽,虽然1979年10月对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被删去,但仍规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变为“也不要”,口气缓和了,但终究仍未开口。要最终突破“禁区”,肯定还要经历一番艰苦的过程。在此之前已就包产到户问题打过三桩惊动高层的“官司”的我,更深知突破“禁区”的艰难。

(一)小记者也能做大事情

1978年底,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华北、东北、西北风沙地带和黄土高原生产方针的大讨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兴建“绿色万里长城”——华北、东北、西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重大决策。为在舆论上配合、支持这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宏伟工程,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穆青同志要求国内部组织记者组到万里风沙线上作一次实地考察调查。多年从事林业报道的农村组编辑黄正根和我有幸担当了此项任务。

本来,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调研活动,与包产到户并不相干。可是,1979年2月一入手调查,尖锐的矛盾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兴建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色长城",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当时,比较普遍的倾向是,希望国家拨出大量投资,兴办国有林场和集体林场。而我们在一路调查中却发现国有林场大部分办得不好,花了国家大量投资而少有效益。集体林场虽然有办得好的典型,但从面上来看,大多数也办得不好。如果按照老路子、老办法去做,建设“绿色万里长城”很可能是纸上谈兵。

新办法在哪儿?在陕北榆林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苗头。这个县百分之六十的面积是沙漠,解放以来年年造林治沙不见林,连农民的烧柴问题也解决不了。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县委解放思想,在我们到来之前刚刚作出一项决定:沙区社队可以平均划给每户社员五至十亩荒沙,植树种草,谁种谁有。这项决定大得人心,我们也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便立即向总社发了一条《榆林县划给沙区社员荒地植树种草》的短新闻。

总社播发之后,4月10日的《陕西日报》全文刊登了。然而,见报的第二天,陕西省委办公厅就打电话给榆林地委,传达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榆林县到底有没有此事?如果有,要立即停止。隔了两天,省委办公厅又一次打电话给榆林地委,传达省委领导的命令:“规定每户划五至十亩荒地的,要停下来”。

陕西省委为何坚决反对?我们分析,这与“张浩事件”有关。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张浩来信,并且加了编者按,说农村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田不能分,山自然也不能分,陕西省委取此态度也就不难理解。当时我们正在西行途中,无法了解张浩来信的背景。但凭职业敏感,我们判断这不是《人民日报》编者的态度,一定有更大的来头。

可是,面对事实,我们无法理解:让荒沙荒地闲着,是社会主义,分给社员栽上树,种上草,农林牧并举,反倒变成了资本主义,这不依旧在坚持“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那套谬论吗?于是,我们以提问题的方式,发了一篇内参,题目是《“三北”地区能不能划给社员一些荒沙荒坡自造薪炭林?》。

稿子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据了解,‘三北’地区广大群众是盼望给他们划一些荒沙荒坡的,不少领导干部内心里也认为这么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由于他们被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棍子打怕了,担心弄不好再戴‘助长资本主义’的帽子,因此想搞而不敢搞。

许多地方是一级级向上请示,又一级级推下来。他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再作一些原则的规定,替下面的干部壮壮胆,撑撑腰。”我们估计,此事可能会引起中央重视。结果也不出所料。胡耀邦同志在看到清样的当天,就批示给林业部负责同志:“此事我举双手赞成。在农业的问题上,我们已经放开了手脚。在林业的一些问题上,也到了放开手脚的时候了。你们以为如何?”

可是,清样连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传到林业部之后,一部分同志表示赞同,另一部分同志依然反对,并且要求同我和黄正根当面辩论。经总社同意,回京后我们到了林业部。一些同志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向农民灌输爱社如家,爱护国家集体的一草一木,反而鼓动划自留山?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官僚式的责问,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回答,而只是举了林业部大院里的一个现象:公家的自行车都是破破旧旧,私人的自行车都擦得干干净净。我们由此发问:国家领导机关的干部尚且没有做到爱公物如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农民做到?对方默然无言,辩论也就不欢而散。

在陕西,问题也并没有因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而马上解决。直到当年10月底《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批评陕西省委《对农民有好处的事为什么要下禁令》的文章后,才由省委农工部通知榆林地委:“省委最近重新研究,认为榆林县将一部分明沙划给社员植树造林做法是正确的。”第二桩“官司”,直接触到了要害。

(二)万里同志批示:包产到户好不好,你们要去问农民,他们最有发言权

那是1979年深秋,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陈大斌带领安徽分社采编主任张万舒和我到安徽去调查包产到户。在合肥,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对我们说,包产到户好不好,你们要去问农民,他们最有发言权。于是,我们来到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一家一户登门拜访,然后又到凤阳其他社队调查,再扩大到淮北平原的几个主要县,接连跑了一个多月。

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使我们确信,包产到户是治穷良策,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篇题为《在生产关系调整中前进》的长篇通讯,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并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其必然性和重大意义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采访很顺利,发稿也很顺利,一送到总社马上就播发了。但是,北京没有一家报纸采用。不登的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万里同志知道后非常气愤,他说,北京不登,《安徽日报》全文登。

第三桩官司是1980年6月初我赴京接受任务之前刚刚发生的。那年5月,我听说六盘山区固原县张易公社也推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户”,马上赶去调查,很快写出了一组三篇调查报告。报告在内参清样上登出后,原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农业部长霍士廉马上打电话到宁夏,要区党委积极支持(事后得知,这是胡耀邦批示要霍士廉转告的)。但宁夏区党委不予置理。以上三桩“官司”,事情不大震动大,解决起来都很困难。由此,在投入陕甘宁农村调查之前,我充分估计到此行不会平静。当然,我们三人都没有畏缩不前。

虽然当时我们都是小记者,并不知道邓小平同志已于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包产到户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作了充分肯定,对凤阳县的大包干也作了充分肯定,但从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看,我们断定:情况已起变化,农村改革的禁区一定会突破。

新华社领导、国内部领导对这次调查也极为重视,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出发之前,穆青同志亲自找我们谈话,作了两点重要指示:一是这次调查既要以包产到户问题为主要任务,又要扩大视野,广泛了解陕甘宁地区各个方面的情况;二是要沉下去,到农村的最底层,直接倾听农民的心声,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不要道听途说,更不要人云亦云。他特别强调,要说真话,写实情。他说,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为什么过了几十年,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事实。他们当时发的新闻,今天成了信史。你们这次调查,今天看是新闻,明天也就成了历史。你们一定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历史的责任感,不要有单纯的任务观点。要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写一路。最后,他又交代,这次调查,请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同志当你们的顾问。他说,老冯是个党性坚强、敢说真话的人。1978年他敢于写内参,向中央反映革命圣地延安乞丐遍地的惨状,非常不容易。你们要多向他请教,好好向他学习。

1980年6月中旬,我们从北京飞赴西安,首先向冯森龄同志汇报了穆青同志的指示,紧接着在老冯指导下确定了调查的路线、重点、方法及大致的时间表。6月23日,我们从西安出发到延安,开始了陕北调查。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到了富县、延安、安塞、子长、绥德、吴堡、佳县、米脂等八个县的十多个公社、二十多个大小队,并就黄土高原的生产方针问题和放宽政策问题,同延安、榆林两个地委和所到各县的县委进行了座谈,连续写成六篇陕北通讯,题目依次是:《陕北处在转折点上》《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再这样大搞了》《放宽政策就有粮食》《退耕应该立即付诸实施》《鲜活商品之流务需畅通》《迫切的要求》。

(三)胡耀邦同志看了报告,立即作了批示

陕北之行,十分艰苦。许多村庄不通公路,自行车也骑不成,全靠两条腿慢慢走,而时间又十分紧迫。我们只有尽量减少睡觉时间,拼命干。我清楚记得,子长县西部丛山中有个叫白季峁的生产队,离县城九十多里,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发起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白季峁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专程到他们那里调查,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迎接我。

第二天,我坐在一把竹椅上,由四个精壮小伙子抬着走,走到天黑才到白季峁。我心里明白,不是我本人有多珍贵,他们是盼着中央给个好政策呀!因此,工作再苦,我们心头甜。比较起来,政治风险的压力,更使人难受。六篇内参,几乎篇篇触及重大问题,有的还触及重大理论问题。

譬如在第五篇《鲜活商品之流务需畅通》中,我们就大胆写上了制定价格政策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在当时,以至以后的十来年中,都是“禁区”,写上这样的话,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我们坚信一条:对中央一定要说真话。

稿子发出之后,触犯理论“禁区”的事无人责难,倒是第二篇通讯在内参清样上登出后,陕西省委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记者的观点(主要是指我们反对违背自然规律大搞“人造小平原”等)是错误的。

胡耀邦同志看了报告,立即作了批示:记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请陕西省委再议。此事发生之时,我们已到六盘山下,当时并不知道,是回到总社之后才知道的,但事情已经了结,毋须再费口舌了。

当年7月底,我们从陕北进入宁夏,在银川休整了几天,于8月1日抵达六盘山下的古城固原,开始了六盘山区调查。六盘山区的情况,我是相当熟悉的。我于1966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校等待分配一年,于1968年2月正式分配到新华社宁夏分社当记者。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年都要往六盘山区跑几趟,每趟少则一月,多则二三月,1970年还在固原县黑城公社褚家湾子大队蹲点劳动过一年。最近一次上山是1980年5月,正在陕甘宁调查开始之前。

因此,我估计这次调查会比较顺利。然而,实际进展大出意料。就在我最熟悉、以为不会发生麻烦的地方,却又发生了一桩惊动中央的大事。

那是8月9日,听说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罢工”了,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割。我们立即赶去调查,才知原因是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但县里坚决不同意。县里不同意,是因为地委反对。地委反对,是因为自治区党委有明确而且强硬的指示。这么一级级压下来,农民还是不买账,他们干脆罢工,不干了,他们说,干了也是白干,不如不干。

胆子大一点的队干部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山区的农民是最老实的,上级不让搞就不搞,即使是那些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也几乎都是瞒着上面偷偷干的。现在,六盘山区农民公开干了,为争得包产到户而“罢工”了,可见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眼看“火山”就要爆发,我们心急火燎,决定立即向总社报告。那个时候,山区通讯条件极其落后,我们赶回固原,在邮电局用手摇的老式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的电话。老杜听了我们的报告,马上说,这事情太重要了,不必慢吞吞写稿子了,你们口授,我叫杨克现来记录。

一会儿,老杨来接电话,我便捏着电话筒,一句一句说,国强、国华在一旁帮着编成句子。约摸记了两页多五百来个字,老杨就叫起来:就这些已足够说明问题,我马上编清样发出,详细情况你们随后写好再报。

稿子传出,我们在固原等了一天,得不到北京的指示,第三天一早就沿着西(安)兰(州)公路,越过六盘山,到了甘肃的平凉。一路上,我们看到往日冷清的公路上,站满了警察。看那情形,我们不断猜测:这是一级警卫,一定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要过此地。

(四)胡耀邦同志就是看到我们内参来的

我们的猜测没有错,是胡耀邦同志来到了六盘山。但我们没有想到,他就是看到我们口授、杨克现记录的那五百多字内参而来的。看到清样的当天,他就决定亲赴六盘山,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他并且要中央办公厅通过总社寻找我们。可是,我们身处深山,哪里找得着呢!

不过,我们也无遗憾,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一篇五百多字的报告能够引起中央如此重视,促成包产到户在宁夏全面推开,这是我们最大的快慰。在六盘山调查期间,一共写了三篇通讯,题目依次是:《包产到户呼声急》《实行包产到户的张易公社近况如何?》《关键在于敢从实际出发》。

随后进行的甘肃调查,主要在平凉地区进行。我们从平凉沿泾河到泾川,再向西到崇信、华亭,翻过关山到庄浪、静宁。一路上,无论是受灾严重的地区,还是长期贫困的地区,都看不到昔日大灾后的那种凄苦景象,相反,倒是处处看见安定、兴旺、向上的景象。其原因,主要是地、县党委根据甘肃省委的指示,放宽了政策,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之故,平凉调查着重于总结经验,写成了四篇通讯,题目依次是:《政策放宽,人心安定》《从实际出发的果断措施》《包产到户后集体的一些企事业怎么办?》《活跃市场的必要措施》。

平凉调查结束之后,我们沿西(安)兰(州)公路到了兰州,此时已是9月上旬了。杨克现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兰州,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又召集陕甘宁三个分社的采编主任到兰州聚会,交流了情况和经验。我们的陕甘宁调查到此告一段落,几个月时间里总计用通讯形式发了十四篇五万八千字的内参。这些稿子是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其中由我执笔的七篇计二万八千字。

途中还发了一些公开稿,未计在内。在我们进行陕甘宁调查之际,我们的老朋友、新华社老资格的农村记者冯东书同志也从另一条路线独自进行着内容大致相同的调查。他从北京到太原,然后一路向西,渡过黄河到陕北,在米脂与我们相遇。以后,他从陕北进入宁夏南部,经甘肃定西地区到了兰州。

1980年国庆前夕,我们两路人马四个人都回到了北京。这个时候,我们高兴地听到,中央果然在9月份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形成的中央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已经发下来了。文件中已经明确:“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一决定,虽然仍然有折衷的味道,但毕竟是全党对包产到户认识的重大转折。我们为“禁区”开始突破兴高采烈,国内部农村组和内参组的同志也向我们祝贺:这里边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本来,任务已经完成,我们三人可以回到各自所在的分社去了。但是,穆青同志在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说,已经发的内参只是你们一路调查到的大量材料中的一小部分。把那样多珍贵的材料“烂”在你们的笔记本里,“烂”在你们的肚子里,太可惜了。你们要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汇编起来,打印成书稿。这书稿,眼前可能出不了,但将来终究有一天会问世的。因为它是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馆中也难以找到的宝贵资料。

(五)穆青:内容太尖锐,留下底稿,暂不发排

按照穆青同志的指示,我们在总社6号楼招待所住了下来。先是各人清理自己的材料,提出要写的篇目,然后四个人一起讨论。题目确定之后,再分头写作。这样,到11月初,四十多篇约十二多万字的初稿出来了。由于是分头写作,风格不协调,体例也需要精心编排。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陈大斌就把统稿编辑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关在6号楼招待所里,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改定一篇,就由陈大斌签发一篇,送印刷厂排出一篇。在1981年元旦到来之前,书稿终于排印完毕。其中有几篇,因为内容实在太尖锐,根据穆青同志意见,留下底稿,暂不发排。这部书稿,大约印了二十来份,其中十来份送到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余下部分分送社、部有关领导,我们四人也各存一份。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四人曾商谈过出版事宜。但在当时形势之下,根本没有可能,此后,我们四人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冯东书同志调到总社机动记者组工作,戴国强同志在陕西分社工作一段时间后也调到总社。他们两人现已退休。胡国华同志先是调到总社《瞭望》编辑部工作,后来调广东分社任社长至今(编注:指1998年)。

我的变动就更大了。1981年4月,总社又把我召到北京,去参加《经济参考报》的筹建工作,当年9月起任国内版副主编。1983年3月,应我的要求,总社调我到浙江分社工作,担任党组成员、采编主任,1984年9月又升任副社长。1991年7月,根据总社和浙江省委商谈结果,我离开新华社,到浙江省广播电视厅任副厅长兼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95年9月,又从广电厅调到浙江日报社,任副总编辑。

在新华社工作的时候,我们四人尽管不在一地,相聚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每次见面,总要谈起书稿出版问题,但又总觉得时机未到,讲过也就完了。在我离开新华社之后,彼此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再加上各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那出版的念头也就渐渐淡薄了。更倒霉的是,由于几次调动工作,几次搬家,我保存的那本书稿也不知丢在哪里,再也找不到了。冯、戴、胡三人保存的书稿,据说也找不着了。这使我万分痛惜。

1997年6月,杨克现同志偕夫人丁文来杭州旅游。我尽地主之谊,陪他们绕着西湖逛了一天,喝了地道的用龙井水泡的龙井茶,又到“楼外楼”吃了一顿地道的杭州菜。酒酣耳热之际,我们天南地北地闲聊,不觉又聊起那难忘的陕甘宁调查。我记得,当年的书稿打印本,也给老杨送过一本,便问他是否还保存着。老杨也记得有这么回事,他说回去一定认真找,如能找着,一定马上告诉我。

老杨离杭之后,我曾经热切期待过好消息的到来。但是,好消息没有来,灾难却接踵而来。先是钱塘江流域发生大洪灾,接着17号台风在台州登陆,使浙东南陷入了灭顶之灾。我带领记者全力投入抗灾救灾报道。抗灾斗争结束后,又忙着抓迎接十五大的报道。十五大召开后,报道任务就更繁重了。这样一来,那寻找旧稿之事也就完全丢在脑后了。

没有想到,大半年之后,旧稿失而复得,且十八年的梦想即将成真,当年写的新闻一如穆青同志所说变成了历史。这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我拉拉杂杂写下了这么一篇话,主要目的是想把陕甘宁农村调查的背景、大致经过、主要事件及书稿诞生过程向读者作个交代。于我自己,则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写于1998年

1978,告别饥饿(序)

作者:杨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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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翻开的这本书,是新华社四位记者根据自己1980年3月至9月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那时候,我国农村正处于告别饥饿的历史关头,改革方兴,步履艰难,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书稿于1980年完成,1998年面世,经历了整整十八个年头。撰写这部“内参报道”的四位记者是: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岁。

这是一本什么书?

作为曾经并肩战斗在一条战线,又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成书全过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全景式的历史。它如明镜一般,使人们对农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一目了然。

它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由于照搬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模式,由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以求推动社会前进的空想成分增加,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屡纠屡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过大的工农业剪刀差难以得到纠正,由于政社不分高度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整个农村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无不把农民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使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完全处于屈从的地位。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办糟了,农民没有退社的自由;某种责任制的创新显出了经济效益,集体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干部中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甚至腐化堕落,农民没有监督的权利。经济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普遍化,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衰变成粗鲁的平均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继续突出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压力,以及不断强化的全面专政论,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三百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记者调查过的西北黄土高原,更少。

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

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不料却都被当做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

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

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濒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农副产品依然短缺,城乡人民生活中,粮、棉、油、糖、肉、禽、蛋等农副产品都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读罢本书,掩卷沉思,人们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经济活力,如此带来贫穷的公社制度,怎么能够引导广大农民走向梦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农业基础上,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够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们的国家。

仅仅因此,这部书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给了四位记者一个共同的任务: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第一个出发的记者是冯东书,国内部领导已给了他指点。当戴国强、傅上伦、胡国华第二批记者出发前,总社领导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穆青说,他看了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的《延安调查》“内参”,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能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希望这次调查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连中央拨给的扶贫款是怎样花的,群众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记者加以注意。

领导的肺腑之言,化作这次调查的力量。他们四人,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考察问题之深,为过去少有。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禁区之门也就打开。

内参接连发回北京,被送进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那里。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出人们求生存的尖锐冲突。形势之严峻,不仅是报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省以上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大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

几个月后,大家在兰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会议,交流情况,交换看法,整理思绪,回京后正式向穆青做系统的汇报。当汇报到那种令人忧虑心焦的贫穷与饥饿景况时,穆青几次拍案而起,无法遏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起草这部书稿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生花妙笔。书稿完成后,内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数,除交中央有关部门外,四位记者和有关几位编辑各得一份。书稿中还有几个章节未打印,其中有写甘肃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的《贫困的死亡线上》;有写基层干部群众心态的《挽救失去的忠诚》。单是题目,已足见其惊心动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开始,大家对书稿面世充满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锐而丰富的材料整理成书稿而拟议公开出版的时候,大家都犹豫了。原因是:若把目击的贫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更何况,农民们要求松绑的呼声已经远远超越了政策界限,超越了干部能承受的程度。

1997年初夏,我们夫妇在杭州见到了已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傅上伦。畅谈之中,不由得又谈起西北黄土高原的那次农村调查。傅上伦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可惜他留存的那部书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伦寄希望于我。他说他记得清楚,我那时在总社担任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有一份内参,是他打长途电话到总社,由我记录成文而送上去的。

我立即回忆起那年八月初挥汗如雨的季节。傅上伦来电话说,他们三人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小麦正黄熟待割,不意却有一个公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收麦。农民说,今天哪怕干部请吃羊肉泡馍也不顶用,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

此事公社报告县委,县委再向上报,地委和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干部和农民间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觉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为我自己知道,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小岗农民还只是瞒上不瞒下,集体发誓,秘密实行的。现在事隔一年,宁夏固原的农民竟采用罢工的形式公开“要挟”领导,可见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发。可见包产到户,不管是动用行政权力还是政策说教,都已是万万地压不下去了。

内参送到中南海,三天后胡耀邦便带了“内参”风尘仆仆亲临宁夏六盘山区核查。他要力排众议,解开这个死疙瘩。

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的陈大斌也是这次调查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稿子,都是经他审定、排印、装订成册的。

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

杜导正一生多采访农民,自诩为农村记者。1958年他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时,头脑发热,曾跟随潮流写了一些浮夸的报道。一年后广东征不上粮食,大反农民瞒产私分的时候,而他却发现农村很多地方实际已在闹粮荒,浮肿和逃荒的事都发生了。

实际使他头脑冷静下来,他秉笔直书人之未敢言的真话:广东发生了饥荒,向北京报警。不想,讲假话无人追究,讲了真话反而大祸临头。为此,他受到过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无地自容。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达两年半之久。直到我们的民族从一场大饥饿的苦难中转过身来,才承认他讲的是有益于人民的真话,获得平反。

 “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不仅是杜导正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农村记者经常遇到的艰难处境和严峻考验的写照,特别是我们国家农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错误滑坡,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乃至涉及国家安危的历史关头,大凡有良知的农村记者,谁能不经受这种审问自己灵魂的考验: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还是什么话也不敢讲?

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力求做一个合格的农村记者所走过的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对于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对国家的危难充满了忧伤。只因困难时期亲眼看见过成千上万的饥民潮水般涌向边疆逃生的场面,听到过饥荒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惨情,私下议论过“三面红旗”的是非,便被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地整理成骇人听闻的“反党叛国”疑案,背地立案审查。

我参加过长安农村“四清”运动,只因不忍看到对农村干部残酷斗争的过“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干部自杀的冤案,遂鼓起勇气,向上面写了“内参”反映,也被抓住不放,当做关键时期反党的铁证。还因为我听到过农民因人民公社的失误对毛泽东的怨言,更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总之,“文革”前,“文革”中,我经受过的一切批判、斗争、凌辱、抄家,无一不是与我从事的农村报道和讲真话有关。

孤立地看,这部书稿虽然是四位记者对十八年前中国农村的真实记录,但它却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广大有良知的记者的高尚品格。因为,历史看得清楚,中国记者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

今天,打开这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重温当年农村贫穷饥饿的情景,目睹坚冰打破后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大潮,人们已不再是对过去的悲叹,而是涌动起思想更加解放的激流,朝着新世纪的阳光大道迅跑。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过去,现在,直到未来,任何时候,只有那些忠实于事实、敢讲真话、追求真理的记者,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记者。

1998年5月于黄亭子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村改革纪略(微信公众号)201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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