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新年一过，我马上就赶赴襄樊。这么多年来，襄樊已成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此次到襄樊并没有因为春节而心情愉快，农民上访的问题不断干扰着我的工作思路和心情，现在涌到北京的农民越来越多，省、市、县的政府大门前上访的农民也越集越多，镇政府派到北京和省市县接访的干部个个筋疲力尽。
2004年农民上访占镇政府工作量的30%，2005年占了35%，2006年占50%，2007年占52%，2008年势头更猛，农民上访速度超过了我们的GDP，超过了失业率和就业率。
现在进入了一个怪圈：国家为了新农村建设，政府的惠农政策越多，优惠幅度越大，可农民上访的速度却更快。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有句顺口溜：中央惠农一步到位，农民上访一步到位。
农民都知道，进京上访效果最好。政府与农民之间为上访在斗智斗勇。我发现在和镇政府的领导一起交谈或者吃饭、坐车的时候，都能听到通知他们有农民上访的电话，听到回答最多的是，无论如何要抓住到北京上访的农民，不惜一切代价抓回来!只治表，不及里，只为了解决上访而制止上访，一票否决制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就农民上访，中央要求省、市、县开通绿色通道，现在通道有了，省、市、县关口重重，可各部委仍然不断接待上访的农民。处理办法是通知各市政府快速派人到北京接人，省通知市，市通知县，三级政府的工作量最后都压到镇，镇政府成了农村自治和稳定的最后关口。
而镇政府如何坚守这个关口？
众所周知，我国85%以上的镇政府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这些债务95%以上来自建学校、老师的工资、上交政府的农业税、修路、修渠等等。因此，无一例外，每届镇政府领导到了年底，要么躲债、要么关手机、要么抱病、要么提前两个月就开始跑县市，求人找项目，要钱！同时年底又是农村农闲的时候，大批农民利用闲时上访……
现在很多农民把上访当作另一种捷径，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何时、何地、寻找何人，或者商议怎么去北京、怎么最合适，有经验的农民会告诉你，去了先玩上几天然后再到新华门上访，政府会有人接访，对你会好酒好住，有接有送，还能给解决问题，农民何乐而不为？
农民知道用法律寻求保护了，但他们有事不找律师，不找当地派出所，不找村里的干部，也不找市长和县长热线，更不会找住村的县市干部。因为他们知道找这些部门，解决不了问题，还受气。中国农民历来就怕官，不把他们逼急了，他们是不会上访的。
而另一方面，村干部没权，镇政府没钱也没权，在镇政府上班的干部周一能来95%，周三来50%，周五只剩下20%人了……对农民来说镇干部就是泥菩萨过河啊！
现实是，在乡镇机关工作的年轻人，超过35岁就意味着失去了升迁做官的机会，镇主要领导超过45岁，组织系统就会安排他们到县局做个副职，不能安排的根本没心思工作，开始找门路调回城里。
农民眼里的泥菩萨，收入平均在850到1300元，勉勉强强养活老婆，生个孩子后就会变成弱势群体，所以大量的年轻人都离开了政府。
为什么把镇（乡）称为我国行政机构的弱势群体？据了解，一个村委会欠债30—50万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欠的大多是本村村民和村干部的钱。这些钱他们都用在了干部工资，修校舍，修路，交政府的税收及上面来领导的招待。现在一说到村干部，多数人就会说他们多吃多占，这种说法让村干部们很寒心，事实是他们负责的村没有收入、只有债务：山、河、房全部卖完了，还是有人天天上门催债。
目前村这一级组织机构基本上是倒挂了，书记和主任也只是摆设。因为现在国家政策和省部级的优惠已经直接面对村小组或村民兑现，村民自治的概念近几十年基本消失了。
中国农民本来是良民，很听政府的话。以前要交税，农民交不起就扒房子，甚至贷款交税，那时农民不上访，什么都忍着。现在好了，税不交了，还给了补贴，可是农民却动不动就上访，就到北京去告状。这究竟为什么？
我苦苦寻找答案，问题就出在镇与村之间的责任区有严重的分离段。
中央---省---市----镇----村---组----农民
这个路径是我为了解决困惑画的。我国计划生育为什么成功（其实问题很多）？就是中央、省、市、县、镇、村、组联手合作，行动统一，村作为工作主体，那时的工作有多难，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打出来，压出来，掏出来，就是不准生出来!”我们抛开这种做法是否人道，单看这个政策执行的成败。
“村”是农村的核心，村与镇不一样，村干部与村民有血缘、有亲戚关系，村干部是村民选出来的，村干部做事不敢坏到哪里。即使他们不当干部还要当农民，即使他们到城里生活，还有他们的七姑八大姨在村里生活，这种深刻的裙带关系对村干部伦理和道德上的制约无形却有力。村干部想的是做一些在村里有面子的事，让村民看得起的事，这种观念与镇干部不一样。
镇干部做事，是以市、县领导满意为标准，是向党负责，市县镇的干部生活在城市，不生活在农村，子女也不生活在农村，他们与村里没有任何血亲关系，他们工作的目的与农村也没什么关系，也无须考虑面子；村干部向农民负责，镇干部向上级负责，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今天中央很多政策是在挑拨村干部与镇干部的关系，对立了村与政府的关系，在人为的制造“三农问题”。
正因为这样，近几十年，“三农问题”越演越烈，镇干部与村民的矛盾在加剧，村干部代表农民，镇干部代表政府，久而久之，影响到县市与村民的关系，矛盾更加激化，这些矛盾主要是通过计划生育、收税、打白条、土地征用等直接原因，从而影响了干群关系。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让问题解决得更有效、更直接，中央决定惠农政策一步到位，比如封山育林、移民资金、转移致富资金、粮食直补等政策都直接与农民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把村干部倒挂起来，致使，农民只感恩中央和省部委，村干部成了农民的路人。自古：有来无往非君子，这会中央真的尝到“甜头”了。
基层干部对这种政策非常反对，2004年，中央提出取消农民土地税的提法，很多人都认为不科学，基层政府也认为不科学。土地是国有的，交税是公民的责任，是宪法规定的，可以减免税，可以补贴税，但不能取消税，如果取消农民的税收，就等于和宪法唱反调，政策和宪法都失去了应有的尊严。
更为严重的是，税务政策的执行不彻底、不坚决，制造了很多社会矛盾。有农民欠了政府和集体的税不交，政府发善心，替他交；而按规定交了税的农民交了，认为吃亏了，就上访坚决要求政府退税。
长期以来一部分人认为村组织这一级的组织可以不要了，要求农民自治，我认为不可。实践证明，农民自治必须以一个公平、公正、有知识、有素养的村委会为依托，能解决复杂而琐碎的农村矛盾。近二十年的农村问题，就是出在村委这级上，现在这级能力、权力都没有了，干部也老化、思想落伍，造成农村问题叠出不穷。我在农村呆了近十年，左思右想地寻找乡村自治，一直到今天，才悟出这点明堂。
目前，农民上访群大致有三种人，一是农民自身人群，占65%；二是倒闭乡镇企业（含原国营农场）与民办教师占15%；三是二次被分流的干部10%，其它占10%。
惠农一步到位是节约了成本，体现了中央政策的暖心和贴心，但把村干部晾在了一边。现在农民说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市是家人，乡镇是恶人、乡村是敌人。中央的形象好了，可是村干部的形象差了，乡村问题更加复杂了，能解决问题的没有了权力，有权利的却不了解乡村的情况，结果是中央不平稳了。这是典型的好心没有办成好事，我们感觉中央做事太感性。新农村建设，得不到村干部的支持会越建越乱。在乡村，村干部的能力与智慧是我们很难想到的。很多年前，我听说一件事就说明了这个情况，有兄弟三个都结婚成家了，为争一块坟地，闹了多少年，政府也没有解决，兄弟间打得不可开交，于是镇领导就问村干部，村干部说这是什么事啊！明天我去看看。第二天村干部来看了，说你们三家谁的老人先死，坟地就先给谁？结果三兄弟马上不要了。
农民上访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不了解农民，不知道怎么与农民打交道，而一个村的村干部就是家长，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我们每个家庭中能处理家务的人，一定不会是外人而是父母。不少村干部对我说，某某家的事又去找政府了，我说那事好处理吗？村干部说，那是什么狗屁事，他们找政府，政府傻乎乎的，一定说不清，也办不了，村干部说，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找我？找骂啊？
农民上访，我认为是我们在不了解农民的状态下，为农民制定了不合理的生活和政治制度，新农村建设更是以都市人的生活理念在描绘着乡村人理想境界，简单的、想当然的改造一个陌生的世界，结果必将把我们的乡村带入一个由外到内的无序状态，关键是上访也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再加速。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如何让百姓有安居乐业之感，减少私欲，政府倡导百姓朴素，杜绝投机取巧，杜绝恶俗，中国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
——孙君2006年写于宜城王台村
作者简介：孙君，画家，村长助理，北京绿十字发起人、总顾问，中国乡建院联合发起人，中国·农道联盟秘书长。以乡村教育与生态保护作为自己目标，是乡村自治与环境问题研究者，乡村建设的实践者。著有《农道》（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馆收藏）、《新农村建设方法与实施》、《农理》、《给我三个春天》、《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等书籍。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京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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