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日，厦门大学一开学就开除了在日本留学的田佳良，起因是有中国人在日本乱扔垃圾，而田佳良却在微信里大骂中国人都是“恶臭支那猪”。有人说“这是乡下人（曝光田佳良微信截图的某个“农二代”同学）对城里人（据说田佳良是辽宁师大某个校领导的孩子）的一次胜利”，何至于此？田佳良的同学这样的“胜利”能证明什么呢？随着政府日益重视环保问题，中国的“垃圾围城”现象有所缓解，但“垃圾围村”现象又迅速蔓延。“窥一斑而知全豹”，“垃圾围X”现象此起彼伏，至少能证明我们的“国民性改造”何等艰难！
田佳良被开除一个多月了，现在有谁还会从“国民性改造”这个老话题上反思之？自甲午战争以降，国人对国民性的反思越来越剪不断理还乱。其中，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自然地与对国民性的批判相联系，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则对其褒贬不一。国民性话语的起源与多元流变包含对国民性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与反对专制相关，对解决路径的探讨也受到论述者的个性、心态与当时的客观形势之影响，仅凭“批判国民性”很难对田佳良谬论一言以蔽之。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注重面子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漠视时间与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等等。史密斯认识到生存条件是形成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史密斯还认识到中国人过度依赖自己的历史经验导致因循守旧而在知识上有“致命的缺陷”：“广大的中国人没有见到过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作者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虚伪的一面：“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个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的背井离乡而哀叹。”作者承认中国的机制有很强的自我修补能力，在关键时刻总能自发地渗出一点“润滑液”。作者还经常对比其他民族以证明很多习惯并非中国人独有，这一点尤其值得田佳良对号入座，“日杂”一词的内涵也远远不能与其所谓的“支那猪”一词简单对应。
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指出：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认为中国的变革重点应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的《辟韩》一文揭露了专制君主为了窃国而故意使民众“弱而愚”，认为改善民智的首要目标的是改良教育，在学校中教授现代科学，在民德方面合私为公，培养爱国精神。他在1905年与孙中山辩论时称“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认为只有从教育着手渐进变革或许有望。孙中山则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如果说从事教育还是从事革命还只是渐进或急进的路径之争，对专制的依赖却是严复思想深处的死结。严复的《〈法意〉按语》认为中国人自私的根源在于专制体制下“小人”没机会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混乱在于缺少地方自治之规，而法律优待外族，“自抑其民”伤害了民众的爱国情感；理论上认识到制度根源却没改变严复对现实的悲观，对“国民程度如此”的深刻怀疑使他在实践中反过来相信“天下仍须定于专制”，相信“圣主”或“天子”的力量，甚至认为“所绝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这就陷入了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一大悖论：改变旧的专制带来的弊病只能依靠新的专制，专制既是病根又何以为药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批评教育田佳良式“坏学生”要循序渐进，企图靠任何专制手段严加处理之以“一劳永逸”，则国民性改造反而会进一步背道而驰。
梁启超1898年创办《清议报》，宗旨是“激发国民正气，增长国人学识。”他的《戊戌政变记》一书将国家的衰弱归因于人民，但并不认为“愚”是内在固有的国民性，因为“欧西四五百年前”也曾“守旧愚弱甚矣”，但由于政府发展教育、鼓励创新而情况得以改观。他的着眼点在于教育与启蒙，主张以开学校、译书、开报馆救中国之弊。他认为中国人的“奴性”之根源仍在封建国家，质疑“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他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的内在根性，“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他在《新民丛报》上强调“倡民权”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要靠报纸与书局“广民智，振民气”。他的《新民说》强调“维新我民”，要“自除心中之奴隶”。有人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作为首要条件忽视了政治改造，是“倒因为果”，认为有了新民自然会有新政府，但事实上必须先有新政府而后才有新民，因为政府是国民的代表。在孙中山与章太炎的大力宣传下，日趋激进的留学生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与渐进改良思潮不共戴天。梁启超从美洲回日本后批评了“中国人的缺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他深感美洲华人调度之困难、办事效率之低下，“觉中国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后来他又指出中国人有平等、自营自助、以自力同化他族的优良国民性，但也指出中国人模仿他人的能力较弱而导致僵化。他认为西方科学昌明不过是在三百年间，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虽然一时缺乏，但“谓我国民性本来如此，且将来永当如此，此决非笃论也”，因为中华民族“根器之本极深厚”。至于中国人爱国心不发达而不分天下与国家的说法，梁启超又将其解释为因为怀有“高尚纯洁”的世界主义理想。他的《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强调中国人的优点为“报恩”、“明分”、“虑后”，自认“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他对中国人时贬时褒往往与他的遭遇、性情与心境息息相关，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承认自己“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面对田佳良事件，一哄而上的各路网络喷子都该认真看一看梁启超的这句话。
孙中山1897年发表的《伦敦被难记》一文如是描述国人处境：“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根源在于统治阶级“堵塞人民的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他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且缺乏自修工夫乃至基本的社交礼仪，将国民性缺陷归结为民权缺乏。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路径偏重于直接以政治参与训练民众，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他认为国民性的缺陷抑或“程度不足”容易沦为维持或复辟专制的绝好借口，但不过度强调这些缺陷的“中国特色”，而是从积极的角度着眼于“人”的普遍性。既然人类都能也必须学会理性的政治生活，中国人何以能例外？他不相信中国人内在地欠缺政治能力，认为宗族团体与家乡基础是两个“好观念”，以此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结起来”。他主张吸取传统与西方文明中好的方面“改造国民性”，在个人修养、社交礼仪方面学习外国人的新文化，他的《民权初步》以详尽的技术细节来教导国民行使民权，但又不主张全盘抛弃传统，而是鼓励发扬传统中的固有美德。他相信制度的积极作用，强调在地方自治方面以政治手段加以推进。他坚持共和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意识到帝王思想浓厚正是中国人的一个致命缺陷：“外国尝有人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却是为皇帝一个问题。”要改变这一致命缺陷，的确需要把帝王专制的土壤从体制上先行根除，而帝王心理本身就是最大与最需要革除的国民缺陷与弊病。他一眼洞穿久踞国民性中习焉不察的做皇帝捧皇帝的游戏是何等荒诞，其政治行为固然也有可疑之处，但其“思想者”的洞察力不容否认。批判田佳良固然不容置疑，但还要看是谁批判，我们尤其要警惕夹带政治私货的媒体大咖。
陈独秀1910年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指出：“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沈迷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他的《驳康有为共和评议》一文认为，既主张国为公有又主张“非专制不能为治”的康有为自相矛盾。李大钊的《立宪国民之修养》一文指出了中国人的两个缺点：凡事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喜欢一哄而起；任力不任法。是专制造就国民性还是国民性造成专制？这是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永恒难题，但作何种解读都会显著地影响政治态度与选择。他主张中西文化互补，甚至更进一步发展了二十世纪初从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延伸出来的民粹主义思想，以浪漫主义的心理美化“群众”、“农民”，把农民想像成生机、活力与革命精神的象征，要求知识分子走向乡村与民众结合，对改变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观有很大贡献。他又强调先进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教育与启蒙责任，这一特征与民族性批判结合起来。批判农民与美化农民的交替在二十世纪中国完全对立而又各自合理：“教育农民”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民粹主义的宣传与实践激起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鲁迅与柏杨的“阿Q精神”、“酱缸文化”等概念在实践上映由谁来批判与批判谁又成了问题。既然文化批判的武器多数时候掌握在精英手中，而社会精英通常不批判自己，农民往往理所当然地沦为国民劣根性的替罪羊受到指控。所谓国民性于是既是批判靶标，又转而沦为批判他人的工具，严复早就有“自命时髦的旧官僚”的反讽。只要尚未在事实上卖国，田佳良的国民身份就是不容践踏的，而“自命时髦的旧官僚”的专制情结呢？
鲁迅1903年发表的《斯巴达之魂》一文批判了中国人的“愚”与“弱”，对奴性的批判也与梁启超呼应。尼采的超人思想也使鲁迅对于大众抱有怀疑态度，他主张在“立人”的基础上建立“人国”，但其改造计划带有尼采的负面影响。他在继承国民性反思的同时着眼的基本上是“坏根性”，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鲁迅依赖文学作品起到的宣传作用：“改变精神首推文艺”。他在《呐喊·自序》中自认“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没有革命领袖的素质，因为“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他也觉察到笔墨力量的有限与依靠读者自我反省的缓慢，甚至直接号召青年人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他对孙中山有更深一层的体谅与理解：“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只能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他也无法摆脱因国民性思考带来的矛盾心理，时而“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时而承认还是有“舍身求法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他的独特经历、性情与气质直接影响了他对国民性的认知，极端深刻但又因其个性中独有的“毒气”与“鬼气”而更多的时候偏于负面与否定。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向干部推荐鲁迅的《阿Q正传》，呼应了他反传统的思想与教育农民的主张。周作人的《关于〈阿Q正传〉》一文认为：“阿Q……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有人认为阿Q的虚伪绝对赶不上《肥皂》里的四铭老爷而批评鲁迅有“唯理主义”倾向，认为阿Q是概念的产物，与祥林嫂相比立见高下。在一篇不长的小说中既批判专制又要逐条批判它所造就的国民性，两重目标产生重叠与模糊，反而淡化了对产生阿Q的环境的审视。不注意“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而一味批判“木头人”闰土身上的“国民劣根”，现实意义焉在？国民愚弱的根源是专制的压迫与民权的匮乏，而政治批判一旦转向民族劣根性批判并貌似深入一层，批判与嘲弄的锋芒就会从专制制度指向专制的受害者。在中文的传统含义中，“性”原本就有“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内涵。孔颖达的《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云：“性者，生之质。”“国民性”一词不可救药的宿命感似乎是必然的，田佳良的逻辑起点之盲区也在此处。
储安平1949年发表的《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认为，英国人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契约精神，相对于法国人的追求智慧与哲思而言更讲求功利，注重实效与行动，不善于抽象的幻想与思辨，这种冷静的理性精神的一个结果是社会生活中的法治与“公道”精神。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一文自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进了教科书后却沦为经典思维模式，殊不知“费厄泼赖”在中国本已稀缺，不讲费厄泼赖恰恰也是国民性痼疾之一，这一棒打下去更不知何时能恢复。储安平认为中国人较之于英国人是不太注重实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抽象能力太强”而导致妒忌心重；中国人“重私情重利害”，而“理性的痕迹极其微弱”，从而导致政治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当政者若没有足够的武力，其政权必不易稳定存在”。储安平认为“今日中国知识阶层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因为“中国知识阶级之重言不重行，好虚文而不好实质，是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而农民则“务劳务实，克勤克俭。”他认为，中国与英国的很多差异在于“人民在两国执政者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大大不同”。在中国，“人民爱戴与否不能成为政府在位与否的决定力量”，由于教育徒有其表，人民生活各个方面不能获得基本合法保障，“道德观念及自尊心越来越淡薄”。他的《中国人与英国人》一文设问：“造成民性及其基于此种民性而形成的社会风气的原因究竟在何处？”他自答：“著者以为其中原因，归之于民族性者少，归之于教育训练者多。何哉，盖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缺点劣点，实未尝悉见之于未受教育的农民。”他由此而否认了抽象的“民族性”具有先验的决定作用，转而把焦点集中到社会环境与教育如何塑造民族性之上。他认为中国的教育缺乏对人格与道德的培养，“在思想上倾向管制，在性格上容忍放任”，而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科举制度中形成的过分的“书本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缺少良好的公共传统，如同难以抗拒的浊流，因而青年迈向社会后也很难保持“内心的方正”。他把中国人的弱点归因于教育，因而相信“经过了合理的改革的教育，仍有希望改造中国人民的性格，而使之合乎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的需要”。他回应了严复的“民智”观与对教育的重视，尽管没有倒向政治威权主义。引导国人探讨文化与制度根源及其重建似乎更符合其本意，其理性建设等意图之强却远不及鲁迅之影响力，这也是田佳良事件还要深挖之处。
柏杨1981年指出“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他总结了中国人的“酱缸文化”、“窝里斗”、好说假话、心灵封闭、明哲保身、彼此猜疑、主观与情绪化，强调“酱缸文化”的标准之一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即以官本位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政治制度把人性尊严与人格摧残殆尽。他对中国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批评极其敏锐：“我们最重要的反应，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他认为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社会是非观念，司礼义则将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结为某种文化观念与制度的缺失：“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制和民主观念，罗马法，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第二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律，得受什么处罚。”另外，“上流人士对中国社会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仍继续保持。”史密斯与储安平的分析都比柏杨的演讲更为冷静、系统、详尽与全面，“丑陋的中国人”固然引人瞩目，但放在整个国民性话语的背景下去看，其在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上与前人相比反而会带来更多消极的困惑。批判个别中国人不讲卫生当然没错，但由此而认为这是“支那猪”的固有国民性使然，田佳良在其自以为是的“真理”上“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列宁语）而掩饰了制度问题背后的盲区。
孙隆基200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由于其在大陆出生、香港长大、台湾受教育、美国获博士学位的特殊经历与对中国历史、心理学的深刻把握而对国民性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了结。他看出了前人“泛泛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的局限，因此专门对民族文化发动“千刀万剐式的切割”。他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指出后者是长期沉淀而极难改进，其中包含中国人对个体的感知、对身心的态度与对私与公、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等等。他认为中国文化以“身”的安顿为依归而不注重超越，导致“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泛滥成灾，而强政府、弱社会又使中国文化沦为一种“弱者文化”。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弱者文化导致“社会”软弱涣散，无法自我组织与管理，因而更加依赖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来统辖。这种弱往往表现为对个人对人际关系的依赖而放弃对环境的控制，也表现为思维能力的弱化。对别人的观点表述不能正确理解而是给出南辕北辙之回答的现象频频出现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身上，中国人不论教育程度高低都缺少理性思考的习惯，很多无谓的“论争”源于不能正确理解别人的本意。他认为，在皇权政治下，对自我的戕害、对个体的扼杀、对尊严的践踏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专制主义文化下，‘个人’不发展”，上层奉行专制主义，下层则奉行“铲平主义”，最后只能将个体与个性完全消除。同为中国人，“老百姓是自我压缩的人格，而少数统治阶层却出现自我扩张的人格”。这种同一国民的反方向人格发展只能说明有问题的不是“国民性”，而是老百姓与统治阶层的政治关系过于失衡。在这种形势下，个体与私人状态严重不发达的中国人找不到比物欲更高的追求、比“吃”更有意思的事，因为吃成了一般百姓“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他通过对个体、权利与尊严的鲜明强调把“国民性批判”拉出了本体论泥沼，这三个要点更值得田佳良学一学。
张宏杰2013年出版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对近代中国自由派老祖胡适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老调重弹，这位历史学教授似乎并不知道当年蒋介石是怎么骂“胡适误国”的。人权与主权如何分界？英国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穆勒的《论自由》集中论述的并非严复断章取义的“群己权界”，而是个人独立自由之权。梁启超在宣传女子教育时仅依赖道德训诫而“不能承认是制度剥夺了妇女的受教育权”也没抓住穆勒思想的精髓：建立国家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张宏杰等中国学者自己无法理解或拒绝介绍近代西方学说之真义，却念念不忘“国民性”，企图靠天方夜谭的幻想渐进式改良“开明”专制，这就难免让原先的启蒙命题无论目标还是路径都相互抵牾起来。启蒙在二十世纪初遭到的困难并非源于“救亡”之紧迫，而是因为张宏杰式“启蒙者”本身对于启蒙的目标与途径不清醒或装糊涂。“批判”不是、也不该是近代中国学者国民性论述的主流，局限于单纯地罗列不良现象而忽视剖析其熔铸过程之博弈，则面对“国民劣根”除了互嘲与自嘲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助益。恩格斯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现在更须绕过遮蔽眼界的“国民性”现象描述，综合思辨环境、教育、思潮、体制与经济之互动而逐步澄清国民性倒退的本源，这才是张宏杰之流应对田佳良事件最该有的态度。
“垃圾围村”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要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能做的是尽量缩短而不是彻底绕过这样的必经阶段。同样是对比中国与日本的国民性，鲁迅认为“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如果不愿对“中国人不讲卫生”这个话题就事论事，田佳良之流至少也该有鲁迅那种历史感。借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一句名言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四个自信”正在催促中华民族砥砺前行。
据说田佳良学的是与环保相关的专业，她本该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不是赌气破罐子破摔，甚至耻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如果被开除之后无法在城里立足而被迫到农村参与环保自愿者活动，她或许还能将功补过而被国人原谅。现在中国农村的不少地方自称“垃圾村”，多数农民还生活在到处是垃圾的恶劣环境中。“垃圾围城”之症在中国不少地方还没彻底“治愈”，而“垃圾围村”之症又在加剧，在城乡风貌整治上可谓旧“愁”未消又添新“愁”。据说目前中国农村约有6.5亿常住人口，每年排放的生活垃圾约有1.1亿吨，其中有0.7亿吨未做任何处理，相当于每年堆出200多座百层“垃圾高楼”，田佳良尽可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其实，中国农村的“脏乱差”问题由来已久，粪堆、土堆、柴草堆等乱堆乱放困扰中国广大农村久矣！村容整治就像给一个人整容，不仅有助于改善农村的外在形象，而且能反映农村在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与时俱进；只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村容一直脏乱不堪，则会让农村在许多方面取得的进步减分不少。因此，打破“垃圾围村”困局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
“垃圾围村”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随着“三农”政策不断加力，中国广大农村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农民兄弟从春种秋收到衣食住行迎来大量的物质涌入的同时，其废弃品的“消化”问题也随之而来。这让很多地方的村居猝不及防，专门的垃圾“消化”场所很难在一夜之间建立起专，农村更缺少相应的技术、人员支持；绝大多数农民还没从粗放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中转变过来，早已对乱丢垃圾习以为常；整治“垃圾围村”问题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与政策支撑，仅靠村规民约等力量略显单薄而勉为其难。打破“垃圾围村”困局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急需解决的课题，能否打好 “垃圾突围战”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更关系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质量，有必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加以解决，包括田佳良这种高材生。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着眼长远统筹布局，加强对农村各类“软硬件”的规划，将诸如垃圾处理设施、垃圾处理人员等事关群众生产生活质量的细枝末节一并落实，为解决“垃圾围村”问题打下坚实的政策基础；教育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帮助农民摒除各种不良习惯，从源头上切断“垃圾围村”的根子；进一步完善农村综合容貌整治的相关法规，明确划定环保红线，在农村容貌整治等农村工作上做到“依法可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普及垃圾处理知识，开展垃圾分类、循环田利用等知识普及；构建长效的农村环保资金投入机制，建立稳定的队伍、充足的费用与成熟的技术，在向国家争取项目资金的同时积极探索投融资渠道，确保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环保效能；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保相关设施、服务的建设与运营，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拓宽农村垃圾污染治理资金筹措渠道；党政机关发挥模范作用，把垃圾处理工作落到实处，村委会要结合村内实际分村施策，分类处理各种垃圾，在大的村民小组聚集地建立小型垃圾处理站统一治理，在小的村民小组发放垃圾焚烧炉，加大对沼气池的利用，尽量只烧无害的、有热值的垃圾，提高农村垃圾利用效率。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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