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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英:建设生态乡村一定要重视整体性、体系化的系统建设

[ 作者:张海英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6-12 录入:19 ]

近日,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镇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与三生谷生态村在胥岭村的梯田油菜花间的帐篷中联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生态乡村建设研讨会。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外一流的生态乡村建设和研究的专家、实践者共同探讨生态乡村建设的途径、方法和面临的问题挑战。以下分类汇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晏阳初研究中心主任张海英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

一、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几方力量的合作

生态农业在当今乡村建设中从理想变为现实需要政府、社会力量和在地村民的合力与互动,需要社会资本、产业资本和农村资源的对接。

乡村建设要有人文情怀,要做文化建设,毋庸置疑。但单凭情怀肯定是不够的。只谈情怀和空谈文化都会将乡村建设引向偏颇。资本本身不是恶魔,关键在于取自何方,如何使用,投向何处。现在很多有良知、有良心企业家、商人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叫他们儒商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有良知的资本这几年在迅速成长,他们是社会资本当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从郑冰老师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情怀回到乡村,她讲到开始的工作有点操之过急,引发出一些问题。确实,她的乡村建设工作中很值得大家借鉴的一点就是解决乡村问题不可以操之过急,必须对规律有所敬畏。有些事情需要科学的规划,辅以时间,步骤和方法去完成,操之过急会摔跟头,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太多了。她从操之过急的一些教训里得出结论——乡村建设一定要理性思考。怎么去理性思考?温铁军、张孝德等老师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些老师们对他们的关心、关注很重要,给了他们很多的智慧,有助于她去做理性思考。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平台与空间,社会力量的介入,一旦与农民的力量有机对接,就会产生巨大的建设智慧与力量。所谓“社会力量”,是指相对于乡村,相对于农民的社会方方面面,并不光是进到乡村的实践者,还包括作为投资者的企业家、商人和学者、志愿者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力量。只是社会力量与乡村建设的对接需要有组织,需要一种机制。从蒲韩的案例中,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了。

社会力量的功能定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责权利如何界定,如何有机地融入乡村的一方水土,一片天地,如何与村民、与政府对接,都是社会力量介入到乡村建设当中亟待解决的课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在乡村第一线从事乡村实践的建设工作者,应该共同面对、探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好社会力量和当地村民、地方政府的关系。如果这个问题在制度构建层面得到了解决,未来的乡村建设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越,这个肯定需要我们这些作为社会力量介入乡村建设的人们、当地的村民包括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以乡村社会文化整体建设为目标的,政府、社会力量、在地农民合作互动的,社会资本、产业资本与农村资源有机对接的,农村一、二、三产各具特色、相互融合的中国格局乡村建设。

二、建设生态乡村应该重视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

生态乡村建设与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是一体的,需要重视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对此加以认识应该是投入生态乡村建设各方力量的第一要务。目前乡村问题和乡村建设已经开始逐步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也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近十年来,不乏有个人、群体、组织机构推进乡村建设,在乡村建设方面做出了非常精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热情和情怀弥足珍贵,对于中国的乡村建设和乡村问题的解决十分有价值。但乡村建设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必须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梳理,在历史的反省和借鉴中形成属于中国的乡村建设理论,在理论的高度上引领当今乡村建设的推进。否则,乡村建设就会有热度但易零散、有情怀但易局部、有行动但易偏颇、有推进但不易持续。我认为,通过理论建构,形成我国的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理论,现在是当务之急。这些年很多的团体、组织,还有从政府层面、民间层面都做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乡村建设尝试,积累了许多非常珍贵的经验,也有很多教训。现在投入乡村建设的多重力量当中,角色不同,问题意识不同,视角不同,切入点不同。整体来看,各种力量缺乏基于一个共识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存在着目标相对模糊、方法比较单一、片面甚至偏颇的现象,带有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居于一方,浮于表面的痕迹——有的过于强调大力开发获取经济效益,有的投身于养殖与种植,有的过于注重从工程建设的角度搞乡村旅游,有的从建筑设计的角度热衷于古村落保护,有的拘泥于运用金融和商业模式配置乡村资源,还有的抑或用“乡愁”这样一类文学的语言去抒发浪漫的情调和情怀,等等。而缺乏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乡村文化建构眼光与胸怀去做整体性的,体系化的乡村复兴与乡村建设。

总之,乡村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是好事,但仍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自觉性,需要运用乡村社会文化建构的思维范式去思考乡村,去规划乡村,去建设乡村。我想,我们需要政府从政策、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质量监督、监控的层面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保障与支持,需要社会力量从不同领域和专业的角度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服务,需要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依靠自组织建设与完善与各方社会力量对接与互动。只有这样的社会良性运作机制建立起来,以铸就生态农业为目标的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才能够有序地、可持续地发展。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先贤们做了很多尝试,有很多珍贵的经验教训。晏阳初一生致力乡村建设事业,他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思想和实践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尚有待发掘、发挥和发扬。可以说,目标明确,组织建置,砥砺坚持,方法科学应该说是他做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特征所在。现在历史时空已经改变,在社会变迁中,乡村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政府、社会力量、农民的角色定位已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需要以国际比较和历史省思的视野重新思考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整体性、综合性和体系化问题,以明确建设乡村切入点与着眼点。

目前的乡村建设明显存在碎片化和局限于中观操作层面的问题。如前所述,若不同力量对乡村问题的认知与认识局限于狭隘的视野之中,乡村建设没有形成整体性、综合性和体系性就急于建构模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泰国的生态村就是一群人怀抱共同的理想,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系统的乡村建设,这里就有方法论的问题。

明月村的建设是比较整体的和体系化的,确实是一个社会力量、本土的农民,包含了老村民、新村民和政府三方合作的乡村建设模式。与我前面总结的三种力量的乡建相比,明月村总结出金木水火土联合建设模式,在政府、社会力量、本土农民的基础上,有加入了资本和“新农人”这两股力量。我想可以把“资本”和“新农人”放在社会力量里,实际上资本是从社会力量投入进来的,新农人是来自于社会的。另外还有文化业者,学者、学生等力量投入,这个很符合明月村乡村建设的建构。他们根据地方的资源情况,将来自于社会的陶艺等艺术项目与地方资源对接,有机融入明月村的建设,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品。在操作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除了做政策方面的支撑,提供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出人与外来团队合作组成操作团队,几方力量一起谋划村庄的整体规划和综合发展。

三、传统文化、精神信仰和生态村教育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文化的核心内涵由物质文化(人类的吃穿住行等人类生存的基础)、制度文化(人类生活、生产规范的基本构成)、语言文化(人类文化的基本符号与工具)、精神文化(人类的信仰、道德、伦理)构成。凡社会文化建设,必须包含以上四个方面,才是整体的社会建设。这也正是我强调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的原因所在。

文化建设应是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或说是出发点,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才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标志。我们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观察文化。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化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特征,她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差异性和传承性;从中观层面看,文化与社会构造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文化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微观层面的文化是从个体的人的角度审视文化,即每一个个体人的生存、生长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方水土——乡土社会。所谓“乡土文化”来自于个体的人生存和生长的文化土壤——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或在乡村,或在城市,或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她是文化作用于人,以及文化传承与创造的起点,亦是文化体现其价值与意义的终点所在。

无疑,文化是人类社会传承与发展的根基,任何的社会建设都是文化建设,任何的文化建设都应从乡土社会出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一直面临三个方面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乡村与城市的冲突。

我们一直没有在这些冲突中找到平衡,她仍是我们今天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的生产结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自然村落迅速消失的同时,农村社会的生产与生态、婚姻与家庭、留守儿童、福利养老、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变局,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变迁与错位中面临种种挑战。我国是农业大国,乡村历来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本,也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乡村的兴衰是中国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精神文化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与灵魂,是一方水土的根系所在。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于追求契约关系中个性的彰显与个体的自由,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以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与冲突中,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可以全球化,精神文化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的灵魂所在,她不能全球化。而教育承担起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使命责无旁贷。

蒲韩社区的乡村建设体现出文化建设的特征,首先,将物质文化建设作为乡村发展的基础,又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理性思考:致力于制度文化建设,使乡村成为一个组织起来的乡村。这个认识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蒲韩18年乡村建设实践凝练出的珍贵经验。进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社没有成为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没有把重点放在去赚钱,不是以投资为主导,以利润、利益为导向的合作社,而是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她的公共服务重点关注的是乡村中最需要关注的老人、儿童和妇女。而且他们对老人的照顾不仅关注照顾老人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层面,注重发掘老人身上的那些具有人文价值的、能够传承乡土文化的元素,让老人在乡村文化传承中发挥作用,导引儿童的成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将精神文化的建设放在核心的位置,自始至终有一个精神导引,那就是信仰,信仰的肯定不是金钱和利益,而是尊崇自然的信仰和关注生命的人文情怀,还有勤俭节约的精神,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值得传承的精神元素。他们运作这样覆盖43个村子、8000多人、6万亩土地规模的乡村建设,都是在这样一个精神的导引下操作的,所以才能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蒲韩社区合作社的公共服务实践切合农村实际需要,更有助于乡村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非常值得推广。

蒲韩社区的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以道法自然,尊重生命为精神内涵,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语言文化建设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乡村建设的整体性、综合性和体系性,亦成为生态村广义教育与狭义教育内容很好的借鉴与参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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