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今的每个村民来说，国家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是具有重复特征的持续性，因而，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常之中，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村民的生活里，使之成为常态。
从20世纪初国家的政权建设遭遇地方权力文化网络而遭到内卷化，到以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为标志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再经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总体性国家的波折，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善，到今天国家已经完成了对乡村的成功而全面的渗透。通过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细致入微的制度建设，村落俨然成了国家。对于当今的每个村民来说，国家已经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是具有重复特征的持续性，因而，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常之中，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村民的生活里，使之成为常态。有一些形式具有显性的制度化特征，而更多的是在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中完成了国家的初衷。考察村落中的日常生活，能以一种饶有趣味地心态去发现于细微末节处透露出的村落与国家的关系，使得习以为常的琐碎表象拥有深刻的学理意义而不至于让个体被宏大叙事淹没。
1.学校教育：制度化的国家
从村落视野出发，曾经村小作为“村落中的国家”（李书磊）发挥着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功能。学校作为西方的舶来品，经过国家的引进和推动，到达乡村时已经产生了多重的隔膜。从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运动开始，学校教育与乡村的隔离关系就已经被揭露了，如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这条路是国家糅合城市化而建立的政治渗透之路。
村小曾经在村庄里，在空间上属于村庄，而在时间和生活方式上却与村庄相去甚远。但是它仍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改造着乡村，事实证明，这一改造是成功的：拥有学生身份的乡村儿童就是不一样！首先体现在，作为学生的儿童不必参加田间劳动，家庭必须为他们腾出时间做作业，而一个学业有成的年轻人再去干农活是一幅极其不协调的画面。由此，学校赋予了乡村这样的意识：国家可以提供新的身份以脱离农民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新身份意味着公职、工薪和不受劳役的身体甚至相应的权力。这种意识通过国家的反复灌输，最终在乡村获得认同。一种意识形态要发挥制约的作用，必定要得到受支配者的默认，因而，学校教育的利益性在得到村民自主认同的过程中得以成为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存在。早在一个家庭组建之时，“上学”已被纳入家庭发展规划之中，孩子降生后的日常教育中使用的话语多半也是与此有关，在幼儿园之前，儿童已经获得了“自己将来要上学”的基本观念。
另一方面，村民作为社会的个体，通过学校完成了与国家的制度性互动。国家教育体制的建构中，乡村一级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义务教育是作为公民必须履行的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这更加强了国家与乡村及乡村个体命运的联系，比起自觉认同来说，这一法律带有强制性色彩。普九、控辍保学、扫盲等相关的行为成为教育系统的政治任务。现在，控辍保学与精准扶贫政策挂钩，即精准扶贫户的子女必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使学校与地方政府发生了基于政治制约的互动，学校统计出精准扶贫户的辍学生名单，与乡政府取得联系，再由乡政府通知到各个村委，村委向各户通知，然后学校派出老师和乡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村里去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而享受到精准扶贫政策的村民若不送子女去学校，就可能被取消享受这项福利的资格。
学校在地理空间和现代时间中实现了对村落的双重国家渗透。一方面，村落视野中的学校教育经历了建国后“村村有小学”的普及化，到学校布局调整制度下的大规模撤并的历程。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文字上移”的过程。受制于资源分配的限制，乡村只有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村民别无选择。即便随着学校布局调整，多数的村落里已经没有了学校，学校虽然在地理空间上不“在”村落之中，但是通过制度规划，村民仍然在跨越地域的空间里通过学校继续与国家发生着持续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联系在时间上产生了一个群体，可称之为“周末儿童”，即因学校布局调整后产生的寄宿制学校，儿童在周末才能回到村里，仿佛是一个“游客”，在村子里短暂休息两天然后又去接受义务教育。
2.村落：国家的微空间
随着村小撤并和国家政治行为的深入，学校作为曾经的国家象征逐渐被村部取代。每个村部建设都已经规范化。在外观上是两层砖房结构，白墙琉璃瓦，水泥院坝，在显眼的地方用金色的大字树立着“XX社区”。村部的构造显现出完整的国家化形态：一般在一楼有一个办事大厅，大厅中间是铺设大理石的服务台，安放着几台电脑，电脑对应着放着村主任、村支书、村文书的名牌；在大厅的墙上悬挂着各种制度规范，有村委职责、村规民约、办事流程等等；另外还有远程教育中心、农家书屋、残疾人活动中心、村级文化站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村部集各种功能于一身。
村部成为一个完全的国家存在，在空间上属于村落，其功能实如国家的具形化，它不仅仅是一种符号，而是在长期的运作中，与村落的生活融为一体。第一个层面，村部成为一个公共议事的场所，一些属于村落的重大政策性议题都会在这里完成，如每年的村委换届选举，一事一议工程的村民代表会议，低保等福利政策的商讨等。第二个层面，村部是村民的办事中心，特别是办理各种手续时，村部是最基础的手续起点。第三个层面，村部作为相对宽敞的场所，可供村民举办婚礼等大型宴席，体现了公共资源的开放性。第四个层面，村部是文化活动中心，村部提供有各种体育器材和乐器。
然而实际上，村民也许对国家这一宏大概念并不会明确知晓，但是，他们在使用村部资源的时候就和国家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制度形式的固定性并不能脱离或外在于日常生活接触而独自存在，而是蕴含在那些日常接触本身之中。”掩盖在琐碎日常之中的行为，实质上说明了国家在村落中的存在形态：与日常生活共融。
3.村干部：个体的国家身份
村干部是国家对村落中的个体赋予的国家身份，无论是领头的支书还是村民小组代表，都是由越来越规范的公开选举产生，显示着获得该身份的程序正义。
获得这样的国家身份，对于村民来说意味着荣誉和利益。荣誉感显示了与其他村民的不同，是具有“身份”的人。利益不是指金钱上的利益，利益是指该身份可以让人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来自于乡政府的关系，这样办起事来会比较方便。虽然实际上除了村支书和村主任属于实际上的干部，但一些村民对队长、村民代表等非常热衷。
村部的政治体系由两个机构组成：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由书记、文书、纪检员三种职务构成，村民委员会由村主任、妇女主任、文书构成，村委会下面还有群团组织，包括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防疫员、村民代表，其中村民代表是由8至15户为一个单位选择一位做代表，村民代表的作用是代表小组做参与相关议事。村委会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但实际上，这两个机构往往存在着竞争。决定竞争关系的是书记和村主任的势力强弱。势力强弱往往与个人的能力、性格有关系，但也和个人与乡政府政治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关。
4.福利政策：神化的国家
近些年来，国家给农村的福利政策真可谓是名目繁多。
民政方面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这一部分是比较常规的，但是，在监督机制不那么发达、民中权利意识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低保往往被干部私吞，真正困难的村民并没有享受到好处。现在国家对这一块的监管比较严格，低保才真正发挥了它的作用。然而僧多粥少，低保的部分实际运作是证—钱分离，把家中有子女上学的农户的信息报上去，这些农户把低保钱取出来给实际上困难的群众。还有冬春生活救助，对季节性可能生活困难的农户补助衣被粮食。还有大病救助，应对临时性出现大病的农民进行及时性的救助。
林业上有公益林补偿，即以每个村为单位，对集体的公益森林进行补偿，补偿款根据公益森林的面积计算后平摊给每一个人。还有退耕还林政策，该政策自2002年开始实行，历经了15年时间，对改善生态环境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使一些农民获得了利益。退耕还林政策刚出来的时候，是按照各户的种植树木的面积进行相应的粮食补偿，后来才改成用钱补偿。那时候退耕还林后种植的经济林木，如果农民经营得好，现在就是“摇钱树”。笔者出生的村，当年就是推行种植桑树、板栗和花椒，现在农民都能从中挣不少钱。这改变了乡村传统的经济结构。
另外还有需要农民自己交钱的保险。如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个人每年150元的保险费，可以享受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补贴，这一块对农民的助益比较大。另外还有肥猪保险、玉米保险、稻谷保险，这些保险是政府要求的，每个村必须有大约60-70%的参保比例，使农民的风险降到最低。肥猪保险是12元一头肥猪的保险费，如果发生瘟疫，参保户将得到700元一头的赔付。玉米保险是4.5元一亩的保险费，在幼苗期成灾赔付400元一亩，成熟期成灾赔付800元一亩。稻谷保险是8元一亩，在幼苗期成灾600元一亩，成熟期成灾1000元一亩。
现在最重要的福利政策就是精准扶贫。这比以往的任何福利政策都更具有政治性，对于扶贫单位和扶贫干部来说，这是一项政治性任务，检查监督的力度也比较大。福利国家是一项软性的政治渗透，使农民更加依赖国家，并且塑造了神圣化的国家形态。
总之，目前国家通过政治性的强制手段和福利性的隐性手段，已经在方方面面深入乡村。可以说，现代国家的确是在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目的，试图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提供最好的条件。村落中的个体也从各方面与国家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求取个人利益最大化。黑格尔表示，由于国家的普遍目的与个人的特殊目的在成熟的共同体内是相互渗透的、交融的，所以任何个人在实现自己私利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国家的普遍目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去审视个人、村落与国家的关系，似乎国家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只不过，随着时间和空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重组，国家是以不同方式存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个人和村落发生同构。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学吧（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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