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下乡”运动开始出现，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一场“新造富”运动，是下一个隐隐欲现的财富“风口”。大风起兮，四方豪杰纷纷奔向风口安营扎寨，总结起来，大致可梳理出以下十种模式。
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大势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占国土面积90%以上的偏远乡村必将迎来巨变——无论是主动求变，还是被动地被改变。由此带来的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这场变革意义深远，将会长达三十年甚至更久，也将穿越波荡起伏的世界经济周期，并由此持续释放出数倍于现有GDP总量的经济潜力。
目前，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这个趋势已经逐渐明朗为中国崛起的新国策。从上而下，越来越多的各种力量，正在加速投身其中，一场“新下乡”运动开始出现，同时，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一场“新造富”运动，是下一个隐隐欲现的财富“风口”。大风起兮，四方豪杰闻风而动，纷纷奔向风口安营扎寨，以期将来执牛耳者问鼎中原。总结起来，大致可梳理出以下十路人马，每路英豪，皆有本色，各显神通。
模式一的“中央军”：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模式
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目的在于消除贫困；二是投入上以加大国家财政为条件；三是手段为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以上级考核为控制手段；四是时间有明显的节点要求，即在2020年之前；五是人员上以各级干部为主体。
总体而言，这种模式相当于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正规军。优势是：旗帜高大上，队伍兵强马壮，粮草充足。缺点是投入超大，效益较弱，周期很短，能否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贫穷”难题，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模式二的“新贵军”：以马云为代表的“电商”模式
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效果上更有利于农民“花钱”，在帮助农民增收上没拿出有效措施；二是规模上覆盖面广大，“村淘”已经遍布上万个村庄；三是手段上技术先进，充分与信息化、互联网相结合；四是人员上队伍广泛，整合能力强，囊括了包括农民、店主、服务商和政府。
总体而言，这种“电商”新贵模式，因为模式新，整合力强，平台支撑足，流量不小，受到了不少巨头的欢迎，例如中国邮政也借助广泛地网点优势布局了“村邮”。但是，未能从源头上有效地帮助农民实现增收，相反还可能是“花钱”大于“赚钱”，而且整个服务体系还需要地方政府明里暗里地补贴，最终受益最大的还是“电商”。
值得提醒的是：如果这种模式不能进行及时调整，把功夫做到深处，最终将会很快在群雄逐鹿中，从“新贵”沦为“鸡肋”。
模式三的“豪强军”：以绿城为代表的地产模式
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利润主要来自房地产开发；二是投入上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资本投入巨大，动辄都是几十亿几百亿；三是内容上与传统地产开发相比，增加了些文化概念以及审美设计；四是在运作上，多数离不开政府的参与甚至是主导，近些年多数采取PPP的方式；五是成效上，带动地方发展的效果比较直接，尤其是在表面视觉效果上往往十分惊人。
作为传统房地产进军新农村领域的升级版，这种“豪强”模式，因其十分可观的利润，深得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欢心。但是，由于房地产过高的利润对其它产业所形成的挤压以及房地产业所赖以生存的其他产业基础未必牢固，造成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这种“豪强”模式，可能会“豪强”一时，难以“豪强”一世。
模式四的“轻骑军”：以风投为代表的互联网+模式
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模式上表现为密切结合互联网、物联网发展的趋势，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线上线下的销售和服务；二是投入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这种互联网+农业的概念，受到一些投资人的青睐，走天使、A轮、B轮路线；三是运作上，因为互联网的优势，能精准实现供需的直接对接，部分甚至还混合供需边界，融合直销手段；四是从业者基本上高大上的跨界居多。
以互联网+的方式，借助资本的力量，跨界进入新农村建设的这种模式，堪称新农村建设领域的“轻骑军”，异军突起，风头十足，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初有成效的案例，甚至吸引了不少海外高层次归国人员的创业投入。但是，这种模式的致命难题在于：整个农产品的利润率其实从根本上是难以满足资本市场高额回报的成本和需求。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三至五年中，会倒下一大批农产品电商平台。
模式五的“江湖军”：以莫干山为代表的乡村休闲模式
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在主要价值上，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充分挖掘了乡村的历史文化以及审美等非物质价值，明显区别于传统三农的物质价值；二是在产品形式上，主要以乡村休闲、旅游业为抓手，主要发源地为浙江，典型代表为莫干山精品民宿。更早期的萌芽是创意农业；三是风格上，以现代设计表现突出艺术美感，主题和风格目前主要集中于乡野自然气息和历史底蕴等方面；四是消费者和从业者均具有自发的文化小资特质，并由此带动部分中产和“屌丝”阶层的跟风。
以艺术设计赋予或发展传统乡村的审美价值，朴朴实实的乡村一下具备了不一样的艺术气息和“江湖”意境，因此这种模式堪称新农村建设中的“江湖军”，名副其实地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美丽乡村”。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模式还停留在所谓的艺术审美层面，并未真正深入到每个乡村文化的核心。因此，表现出了清一色的相同风格，在早期的时候，还较为新鲜。但是，当全国各地都搞起“美丽乡村”、“精品民宿”时，基本上也就是千镇、千村、千店一面了，迅速进入同质化的竞争“红海”。另一方面，由于此类模式的消费水平都不低，因此，受地域限制较为明显，之所以能起源于浙江，与江浙富裕的消费支撑不无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广大中西部难以复制“莫干山”模式的原因所在。
模式六的“先锋军”：以博鳌、乌镇为代表的特色产业模式
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内容上，这种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以注入特色产业为发端，有时候这种产业甚至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新产业，例如“心灵艺术”产业；二是效果上，不仅会拉动新农村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带动农民素质、社会文化、基层治理结构的提升；三是人员上，不仅会整合企业、政府、从业者和居民，而且还会吸引新的人员就业，甚至创造出新的职业门类；四是在竞争力上，因为其特色往往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准确地说，这种新农村建设更多时候是开辟全新的“蓝海”。因此，短期内基本上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同时也往往无法复制。五是发展前景上，这种模式的确具备让特色小镇跻身国际平台的可能性，典型代表为博鳌、乌镇。
这种通过往农村注入全新特色产业的发展模式，其理念根源在于打破时空重新布局经济要素的创新思维，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的“豪强”模式相比，这种模式由于抓住了“重组有价值的人类活动”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生长点，从而为能房地产、旅游业等其它产业创造价值源头。设计得当，这种模式的确能快速实现一个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堪称新农村建设领域的“先锋军”，也应该是我国新农村建设最值得鼓励的模式。
目前，这种模式被概括为“特色小镇”模式，但是，由于对“特色”来源的理解五花八门，造成一窝蜂的“特色小镇”正在演变成巨大的投入风险，可预见的是在接下来不久的将来，“鬼城”现象有可能会从二三四线城市蔓延到五六七线乡镇，为此主流党媒还专门发文提出了严厉的警示。其风险的根源在于三：一是特色太空，二是产业太假，三是格局太低。破解之道也在三：一是要能穿越表面，真正进入本地特色的底层——文化的精髓。这方面颇有启发的代表案例是：一个分享精神可以长出一个星巴克这样的跨国企业；二是要能真正抓住人性的需求，才能打通产业最终的前景——所有的产业能否具备长久的增长力，核心取决于她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性的需求。三是要具备国际视野。
三点都能做到，这就是“新故乡”提出的“特色产业”的升级版——主题经济模式。例如：安徽桐城，即适合结合本地特色打造“文学产业主题经济区”，更典型的代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推的“雄安新区”。因此，这种模式应该是区域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起点。但是，由于真正的特色将会越来越难挖掘，因此，谁先觉醒，谁就会率先抢占新一轮的制高点。例如：同样借助自然性感元素打造“国际时尚性感文化主题经济区”，广东韶关、江西龙虎山、福建冠豸山三地均有类似机会，最终谁能崛起整合其它地区资源，完全取决于谁先行动。同样的道理，对于湖北恩施、广西巴马、海南文昌、云南普洱来说，“国际抗癌产业主题经济区”，最终花落谁家，也完全看谁先行动起来。
模式七的“小分队”：以专业互助为代表的合作社模式
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在组织形式上，是围绕农业相关领域而展开的村民互助合作，例如：农产品或服务；二是在主要贡献上，既可以增强相关小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也能提升产量、提升质量、增强效率，从而增进效益，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合作互作培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和水平，为农民向市场经济主体转变提供过度；三是参与者往往由市场订单为龙头组成本地、本村以及相近的领域的生产者为主；四是从状态上看，这种“小分队”，内部结构松散而灵活，但是存在时间悠久，而且范围广泛，今后很长时间仍然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领域内的主要模式。
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尽管规模小、结构松散，但是适应面广，而且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和机构正在主动介入，推动农村互助合作模式的拓展。例如：姜柏林先生推动的农村金融互助合作，尹飞先生推动的“乡墅”合作，都是对传统互助合作领域和模式的拓展和创新。但是，这种模式存在四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松散的互助合作很难形成紧密、高效、稳定的组织形式，难以适应越来越无缝对接的经济趋势；二是互助合作的根本是提高农民的收益，而一些互助合作正在背离了这个核心价值，表现为：设关卡抽人头，挂合作社羊头赚高息，或者利用不对等优势进行盘剥。三是存在一些危险的变异侵入信号，例如带有传销性质的销售、部分打着众筹旗号的非法集资以及一些精神控制组织，也在打着互作合作的旗号，侵入新农村建设阵地。四是来自国际订单对农民的互助合作促进作用更大，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还缺少相关的政策配套和支持，导致国际订单对大陆农民互作合作带动作用赶不上港澳台，甚至还不及东南亚。
模式八的“保障军”：以农超对接为代表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主要形式上，表现为消费与农业供应直接对接的方式，从早期的领导特供、产地直供，到后来的农超对接、社区-农村对接；二是独特价值在于：一方面稳定了农产品的销量，另一方面压缩了农产品供应从田间地头到餐间桌头的传统环节，减少了损耗，压缩了成本，提高了消费周期；三是组织上，基本突出了农民和居民两个市场主体，并且能部分贯通居民与村民之间的文化、信息交换，也间接地实现了以市场倒逼农业生产，从而倒逼农民素质提升的效果。
以稳定的饭桌来保障田间地头的耕作，堪称新农村建设中的“保障军”。这种砍掉所有中间环节，实现供需直接无缝对接的直通模式，在农产品消费上也只会越来越突出，表现形式也会逐渐升级，例如：以特定人群为对象、直接对接的“圈子”综合体——围绕特定人群，三农直接提供全方面地综合满足。
但是，这种模式核心难题在于：难以确保消费的稳定性和忠诚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即是如何避免“农超对接”对消费者的捆绑和绑架。完整的市场经济中，应该确保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允许消费者存在“消费漂移”现象，农产品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克服“消费漂移”的难题。更进一步，消费端的特定个性化需求，对于三农而言，如何实现个性化的满足的确是个难题。早期，厉无畏先生为代表的创意农业探索，作出了很多尝试，但是至今也仍没有找出最满意的答案。核心原因在于：融于360行的精神附加值却一直没有找到融入三农的可行途径，破解之道有待于文化量化的攻克。
模式九的“文艺军”：以学者为代表的乡建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一是参与主体，主要以文化学者为主，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梁漱溟、晏阳初先生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台湾文化学者苏进强先生等，深入到乡间，推动乡村社区建设创新，近些年则从东南沿海逐步扩展到大陆乡村；二是操作上，基本上是以学者进驻乡村，宣传理念，指导村民，进一步帮助对接资本，嫁接技术、资源，甚至直接参与推广，导入需求；三是内容上，以乡村传统文化保护、村民素质提升、生活环境再造等为主，部分也包括乡村产业创新等。
知名学者直接参与新农村建设，将理论直接用于乡村建设，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学以致用精神和济世情怀的延续，堪称新农村建设中最富人文精神的“文艺军”，对新农村建设实践的指导、推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种情怀也自然令人十分尊敬。
实际操作中，这种模式也容易存在三个不足：一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例如台湾的乡建理论和实践都比较成熟，但是直接移植到大陆，却明显难以实施，究其根源在于台湾的乡建模式是基于成熟的村民自治，而这一点大陆基本还不具备；二是实践过程中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现问题无法解决；三是长期的乡建如何产生效益，直接为村民带来收益，满足农民直接而现实的收入增长需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一腔热血地在驻扎乡村，尽心尽力地推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人力和资本，最终却不受村民待见，有些无疾而终，有些甚至被扫出村庄。对于学者而言，如何学会卷起裤腿扎根土地，以农民现实利益的立场接地气地思考出路，而不是站在理论与情怀角度来推行乡建，这是关键的关键。
模式十的“志愿军”：以志愿者为代表的公益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一是主体主要为各类公益志愿者及其组织；二是内容上，主要表现为：生态保护、环境再造、教育援助、留守儿童的心理支持、非遗传承等公益主题；例如：宗思静女士致力于黔东南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公益活动，陈岚女士对留守女童生活、教育的公益援助等；三是投入上，基本上来自于个人募集和社会捐赠；四是效益上，为乡村，尤其是偏远贫困乡村，带去了温暖和光明，带着人性的光芒照进最这个时代最冷暗的角落。从全社会来说，所产生的正能量和示范效应不可估量，从近些年感动中国的当选案例即可知道。
如果说孤寡老人是这个时代的最弱势地人群，那么偏远贫困乡村的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留守儿童尤其是女童，他们的内心，基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凄楚无助的角落。为他们带去力所能及地帮助，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光辉不灭的表现，毫无疑问，这种公益行动，切中每个人最柔软的内心，对于部分偏远贫困地区的人群来说，有时候差不多是人性温暖的最后一线支撑。因此，这种新农村建设中的“志愿军”模式应该会越来越受到各界良知人士的认同、参与和付出，只会越来越壮大，不会越来越来衰微。
但是，“志愿军”模式也存在诸多难题：首先是效益的难题，例如：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公益志愿活动，提出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问题是：如何将青山绿水变现成金山银山？目前能拿出来的无非就是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除此之外，再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长此以往，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志愿军”就可能被农民贴上“忽悠军”的标签。进一步的问题是：到底谁应该为生态买单？文化、教育等问题与此类同。其次是公益之本的问题，与学者参与的新农村建设的“文艺军”相类似，公益志愿活动最终也无法从根源上破解孤寡老师、留守儿童等难题。以留守儿童为例，最终解决离不开让父母重回儿童身边，因为谁也无法取代成长过程中父母陪伴。但是，公益活动本身无法能拉回他们的父母，所以，尽管一次次撕心裂肺的离别，父母仍然不得不选择了打工他乡。真正能留住他们父母的办法，在于让乡村从“价值洼地”变成“价值高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要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志愿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结论：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中群雄逐鹿，各显神通，其中不乏大仁大义者，也不乏大智大勇者，尤其是最后两种“文艺军”和“志愿军”，任何时候都会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最终各种模式也都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在此基础上，综合比较研究各种模式的利弊得失，实现跨模式的优势集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提出真正适合我们国情、民情、史情、地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真正做到模式创新，而不是再次像我们的工程一样，照搬照抄，偷工减料，搞出新农村建设领域的“豆腐渣”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例如国际化的角度，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人口迁徙的历史角度，文化继承与创新的角度，信息化与物联网技术发展的角度，基层社会治理与优化的角度，实现跨文化、经济、社会治理及科学技术的大整合。总体而言，这种全新的模式大致要包括以下十点要求：
一、中国新农村的建设要从价值提升的基本策略入手，所有不能最终提升乡村价值的模式，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对农民和国家耍流氓。
二、中国新农村的价值提升，最终要深入到文化精髓上，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不是停留在纸上、墙上，而是要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黄金或“外汇”；所有忽略甚至糟蹋、毁坏乡村文化精髓的，也许短时期能荣华富贵，但是长期来看，其实是对历史和未来的犯罪。
三、要正确识别中国乡村文化的精髓，不要拿浮华当精华，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能深入把握住文化的基因，尤其要懂得将文化的皮毛——文艺，从文化中分离出来，不要做“恋物癖”，不要把衣冠当成活生生的人，把文艺当成文化的本质。
四、当代中国新农村的价值，不应该只属于中国，更不应该只属于本地，而是要努力成为全球的宠儿，目光要努力瞄准全球的需求。一个国家、地区或乡村唯有对全球有所贡献，她才会成为有全球贡献的民族、地区和乡镇，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的生存模式，这才是真正的软实力，是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从来都不是自吹自擂。
五、从乡村文化挖掘到价值产出，需要经过严密的商业模式设计，政府、企业、智力机构、从业者、消费者、居民应该各司其位。
六、产业设计上要跳出传统一二三产业的桎梏，要抓住主题经济的全球发展趋势，站在主题经济的趋势上，重新理解经济要素的配比，尤其要重新理解农村、农民、农业——要知道天下本来没有农业，未来也不会存在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农业。
七、新农村建设的要素上，机制要先进，人员要广泛，技术要硬，信息化要强，资本要少，利益要平。
八、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真正能起到绝对主力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而是本地人，要依靠他们，就像当年革命需要依靠人民群众一样，因为新农村崛起的真正力量源泉在本地人的内心渴望。
九、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关系到建设的关键成败，尤其是其中农民的利益，不能受欺，实践证明，一当农民的利益受欺，根基就会不稳。其中，各方利益中，唯一能无私的唯有政府。能确保各方利益的唯有机制，能确保机制的可信可行，需要一个可信的政府，可信的政府来自透明。
十、政府在其中必须做到身先而功后，前期做好引导、规划，中期做好组织、协调，后期做好服务和支持。
所有十大要求都能合并起来，这种模式可以总冠以“新故乡”模式——组织各方人员共建美好的新家园，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新故乡。可以预见的是，未来90%的国土和80%的人口，将来引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这场变革将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最波澜壮阔的一次嬗变，涉及人数最多、地域最广、时间最短、程度最深，她将汲取各种文明的精华、整合经济、技术与文化、打破产业的边界和城乡藩篱，最终创造出华夏历史上最美好的生存之地。
而这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作者系新故乡研究院院长，全国十大企业文化名家，北京企业管理咨询协会副会长，乡村建设委员会主任，“新故乡”运动发起人）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第一农经内参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