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就农业与西北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谈几点看法，有些可能不同于既往的观点，不对的地方请微友们批评指正。
一、西北具备原始农业起源与早期旱作农业的适生环境
农业起源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过于丰饶或过于严酷的环境都不利于农业起源。过于丰饶的自然富源往往延后了农业的产生、过于丰茂的植被加大了农业的劳动投入，反倒成为某种制约因素。在有足够的采集、渔猎资源的情况下，人类不会主动从事作物的栽培与动物的驯养，农牧业也就不会起源。资源的短缺，才会迫使人类去寻找新的生存途径与方式。
西北早期的生态环境介乎“过于丰饶”和“过于严酷”这二者之间，具备农业起源的某些先决条件，成为公认的中国旱作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中国农业地域的拓展，是循着先易后难的路径逐步推开的。只有人类具备了较强的开发能力之后，江南等地的农业自然资源优势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利用。这是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超过北方的根本原因。
二、旱农类型选择与三代治水得失
西北地区浓郁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是环境制约与选择的结果。某种农作类型一旦确定后，人类就会改造环境以适应这种选择。对于黍稷类作物，过于温湿的地理气候条件并非其适生环境。三代时期，黄河流域关于治水的传说与记载很多，其目的在于改善生存环境、改造生产条件。当时的治水活动完全不同于后世的以灌溉为主，而是以排涝为主。
但是从现代角度去看，先民的治水与农业活动，使我们丧失了宝贵的水资源集聚、涵养地，西北的农业环境再也难以恢复到以前的原生状态和水平。这一代价是相当大的，以至于我们世世代代为应对农业干旱问题而不懈努力。
三、汉唐西北农业开发认识与评价
汉唐时期西北农业开发的规模与气势是相当大的，具有明显的整体推进特征。不管戈壁荒漠、山川河谷，出于军事与移民需要，都有农牧开发活动。过去学术界常以汉唐盛世国力强大来评价当时的西北农牧开发，殊不知这种粗放型的规模开发，正是生态和环境约束的结果。
西北地区相对干旱寒冷，农业生产与作物生长期受到诸多限制。除了陕西关中农区外，许多地方只可一年一熟，甚至实行撩荒、休耕制。只有通过外延式的规模开发活动，才能达到保障边郡军事行动、拱卫关中安全、减少远途转输目的。
在生态脆弱地区大规模筑城、集中驻军与粗放屯垦的惨重代价，是唐以后西北社会、经济、文化渐趋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走西口”与西北生态环境恶化
从清代中期以后，中原与江南农区人口增加、人均土地减少，许多地方呈现出所谓“内卷化”趋势。追求农业的内涵式发展不敷所用，于是便有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逆向移民潮流，中国农业又一次进入地域拓展期。
由于这一时期以流民为主体的农业开发活动带有浓郁的自发性、盲目性、掠夺性，往往缺乏规划，不计后果。在生态脆弱地区的滥垦、滥牧、滥伐、滥烧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西北因此成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总体说来，西北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孰轻孰重尚难定论。历史时期的农业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影响，又是农业类型选择、国家开发行为、生产方式配备等综合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有一个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
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我们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把握好。当然，我们也不宜过多地责难前人，把坏账都记在他们的头上。
作者简介：樊志民，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组评审专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社科规划办史学专家组成员、民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副主委、杨凌区政协委员等职。大农圈特邀驻场专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大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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