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运用公平理论，从人们对不满的反应入手，探讨了公平及其两个分类即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人们的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并结合集体行动分析的愤怒路径和效能路径提出了相关假设。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讨论反映分配公平感的工资评价以及或与程序公平感有关的合同、关系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多重影响，总结农民工的维权行动策略，建议更多依靠相关制度的完善，促使这一社会问题自然走向终结。
关键词:农民工；集体行动；公平感；愤怒路径；效能路径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7）01-0062-13
一、背景和文献
被称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集体行动引人注目，给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小冲击。堵不如疏，这些情况使将农民工视作行为主体，研究其对集体行动“参与”/“不参与”的决策如何得来成了必要。而其中的后者，即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不参与”如普遍出现，将导致该社会问题直接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不参与”比研究“参与”更为重要。
由于中国当代社会冲突的特殊性，国内致力于相关研究本土化的成果往往也采用集体抗争、群体性事件等概念表述。事实上，在很多存在不公平和歧视的场合，大部分人都会消极接受自身的处境，而那些有所行动以改善自身处境的人往往也更倾向于采取个人策略而非集体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参与”就是“参与”的另一面。Klandermans & Van Stekelenburg提出动力缺乏（lacking motivation）和不支持的环境（unsupportive environment）充分解释了人们的集体行动不参与。笔者试图在此框架下，重点结合为经典文献所强调的公平理论以从动力角度出发，根据该问题的中国版本进行一些实证研究，以期对该领域的现有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假设1.1：与企业签订合同的人可能更多地不参与集体行动。（合同的愤怒路径/效能路径）
假设1.2：与企业签订合同的人可能更少地不参与集体行动。（合同的效能路径）
假设2.1：与企业关系好的人可能更多地不参与集体行动。（关系的愤怒路径/效能路径）
假设2.2：与企业关系坏的人可能更多地不参与集体行动。（关系的效能路径）
假设3.1：用于反映分配公平感的工资评价调节了程序公平感和集体行动不参与的关系。
假设3.2：程序公平感调节了用于反映分配公平感的工资评价和集体行动不参与的关系。
三、数据和变量
为检验上述假设，我们利用了2010年下半年的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1.集体行动（CA）。2.合同（C）。3.关系（R）。4.工资（W）。5.控制变量。后文的分析还将控制样本的年龄（Age）、年龄的平方（Age2）、教育程度（Edu）。
四、模型和结果
（一）对假设1.1和1.2的检验
将集体行动（CA）作为因变量，将有固定期限合同（C_1）、无固定期限合同（C_2）作为自变量，并放入控制变量年龄（Age）、年龄的平方（Age2）、初中（Edu_2）、高中（Edu_3）、中专（Edu_4）、大专及以上（Edu_5），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年龄（Age）和年龄的平方（Age2）的影响在所有时候都是显著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样本的不参与倾向有先降后升的趋势，这种先降后升的转折分别发生在32.5岁和35.8岁。这和我们对年龄常识的理解一致，该年龄组的人通常被形容为“年富力强”，挫折-攻击理论和有关劳动者势力的原因让他们无论从愤怒路径还是效能路径，都将更倾向于参与集体行动而非相反。
再观察合同（C）的影响。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样本相比，有固定期限合同（C_1）的样本更倾向于参与而非不确定，即和企业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降低了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不参与倾向。从效能路径分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往往由于较坏的集体行动成本-收益状况而更倾向于不参与集体行动。进一步，考虑到有固定期限合同在全部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中占比超过3/4，也即一般情况下，合同可能都是从这一效能路径影响农民工的决策的，此即假设1.2的逻辑。
那么，如何解释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C_2）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无固定期限合同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合同，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合同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他们一旦和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违约的代价就是不可忽略的。与此同时，现实中，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强稳定性又是受到争议的。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可能使得，即便和企业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农民工个体面临的合同的真实状况和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状况可能差别甚大，当同未签订劳动合同比较，他们也许难以在集体行动的参与上显示出较为一致的不同。
（二）对假设2.1和2.2的检验
仍旧将集体行动（CA）作为因变量，将有固定期限合同（C_1）、无固定期限合同（C_2）作为自变量，增加关系（R）作为自变量，并放入控制变量年龄（Age）、年龄的平方（Age2）。以下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样本的不参与倾向先降后升的转折虽然稍有改变，分别为36.3岁和31岁，但基本仍属同一年龄组。同样地，和企业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仍然降低了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不参与倾向：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样本相比，有固定期限合同（C_1）的样本更倾向于参与而非不确定，并且，也更倾向于参与而非不参与。不过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样本和企业的关系（R）对其不参与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当在“不确定”和“参与”中进行比较，随着R值的增加即和企业的关系变坏，样本更倾向于前者；当在“不参与”和“参与”中进行比较，随着R值的增加即和企业的关系变坏，样本更倾向于后者。
农民工和企业的关系可能反映了其程序公平感，和企业关系好的人相比和企业关系不那么好的人，也许由于程序公平感更强而更倾向于不参与集体行动，这就是假设2.1的愤怒路径。
（三）对假设3.1和3.2的检验
首先检验假设3.1，即分配公平感对程序公平感和集体行动不参与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按调节变量“工资待遇太低”（W）的取值将数据分组，做因变量“集体行动”（CA）对自变量“关系”（R）的多分类Logistic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1）在不表示工资待遇太低（W=0）的样本中，关系（标准化）（ZR）增加一个单位即样本和企业的关系（R）变坏一个标准差，样本选择“不确定”的概率与选择“参与”的概率之比是原来的1.221倍（p<0.1），选择“不参与”的概率与选择“参与”的概率之比是原来的0.731（p<0.05）；（2）在表示工资待遇太低（W=1）的样本中，关系（标准化）（ZR）增加一个单位即样本和企业的关系（R）变坏一个标准差，样本选择“不确定”的概率与选择“参与”的概率之比是原来的1.434倍（p<0.05）。
再检验假设3.2，即程序公平感对分配公平感和集体行动不参与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计算“关系（标准化）”（ZR）和“工资待遇太低”（W）的交互项（WZR）做“集体行动”（CA）对“工资待遇太低”（W）、“关系（标准化）”（ZR）及其交互项（WZR）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系数也不显著，假设3.2中程序公平感的调节效应没有通过检验。
此外，（1）关系（标准化）（ZR）增加一个单位即样本和企业的关系（R）变坏一个标准差，样本选择“不确定”的概率与选择“参与”的概率之比是原来的1.221倍（p<0.1），选择“不参与”的概率与选择“参与”的概率之比是原来的0.731（p<0.05）；（2）表示工资待遇太低（W=1）的样本更不倾向于选择“不确定”而非“参与”（OR=0.511，p<0.01）。至此，假设3.2没有通过检验，而假设3.1部分通过了检验——毕竟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区分关系的愤怒路径和效能路径Ⅰ，但一种看起来合理的设想是，这两种路径的作用通常共存。并且无论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对比表明对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不参与倾向而言，分配公平感的作用超过了程序公平感。
五、进一步的讨论和结论
首先，与企业签订合同也许无关程序公平感，反而从效能路径降低了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不参与倾向。
其次，和企业的关系与程序公平感有关，从愤怒路径影响了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不参与倾向，但其效能路径的双向作用可能同时存在。
此外，反映分配公平感的工资评价对农民工集体行动不参与倾向的直接影响显著，并通过对关系作用的调节而同时具有显著的间接影响。
总括而言，本文在开篇提到，对于近年频繁发生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政府堵不如疏。所谓疏，指的是在现行的“维稳”体制外，更多依靠上述分析所涉及的各种制度的完善，引导农民工做出不参与集体行动的决策。
董延芳、刘传江、赵晓梦（2017）.基于两种公平的农民工集体行动双路径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2-74.
作者简介：董延芳，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研究领域：人口迁移流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刘传江，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赵晓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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