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文军教授一直致力于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群体的研究，对于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他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在他看来，2013年我国正式提出了“乡愁”的概念，要求城镇化进程中要让当代人和后代人“记得住乡愁”，这对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有着重要意义。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文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紫金传媒智库的专访。这周即进入春节倒计时，也是最易引发中国人乡愁的时刻，您能否先和我们谈一谈您自己的乡愁？
文军（以下简称“答”）：“乡愁”其实不是一种“愁”，而是一种对不同文化的比较体验。19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家乡的小城里，从来没有一种乡愁的体验。后来我去省城上大学，每到放寒暑假之前就渴望回家，于是便有了一种淡淡的“乡愁”了，但这种乡愁是短暂的，甚至是飘忽的。因为毕竟还在同一个省内，语言、文化差异不是那么大，“乡愁”也并没有成为我的一个困惑。再后来，我完全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上海、南京求学，又留在上海工作。离开家乡越远、工作时间越长、文化差异越大，“乡愁”的体验就越来越强烈。这种乡愁，与其说是一种情感上的“愁”，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差异的比较体验，差异越大，体验就越强烈，乡愁的味道可能就会变得越浓。
问：您常年研究农民市民化，在您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对农村那片土地还保留有眷恋？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乡愁”有什么样的变化？
答：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乡愁”的概念，要求城镇化进程中要让当代人和后代人“记得住乡愁”，于是，“乡愁”便成了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精神追求，这对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而言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因为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其职业和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和居住空间的转移（城镇化），更是他们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市民化）、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结构化）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再适应（再社会化）过程。
新一代的农民工不同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农民工，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出生在城市，或者从小就在城市中长大，因而没有上一代农民工那种对土地特有的眷恋之情，他们对城市的熟悉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乡村，虽然可能在城乡之间不断地流动，但这种流动性无疑会淡化他们的家乡观点、模糊他们的身份认同、动摇他们的文化体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们的乡愁之情。与老一代城市移民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乡愁”无论从强度、内容和方式上都可能不同于他们的父代了。
问：您认为作为劳动力新移民的城市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出现问题？
答：劳动力新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其在宏观层面上实际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在中观层面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加和行为选择能力的提高。因此，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其在宏观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中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微观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行动上都可能面临一些问题，其表现特征往往是在上述三个层面的主要力量相互交织下呈现出来的。
问：城市农民工有着定居城市的强烈倾向和行为，往往举家迁移。这是否意味着其与农村真正意义上的断裂？
答：我认为今天的“城市农民工”内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异质性的群体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心理和行为上都产生了长期定居城市的愿望，许多人还在城市中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和相对固定的住所，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新的劳动力移民群体。这一群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加快，其与农村的社会链接和交往可能会逐步消退，但心理上、文化上的“乡愁”可能一时还很难消解。即使是第二代的城市新移民，其与农村真正意义上的断裂也是很难在一二代人之内就彻底实现的。有时候，文化乡愁比一种心理乡愁会更具持久力。
问：您常常用“被市民化”来描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变成市民的现象，是不是因为这个身份转变过程本来就存在诸多问题？
答：是的。“传统农民”根植于土地，且囿于土地，“安土重迁”反映了传统农民的本质是“自由受限”。而当前，土地的流失、职业的转变、城市的扩张、人口的流动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传统农民的“自由受限”局面被逐步瓦解，而这种自由受限的破解与传统的农民主动进城路线是不同的，这种自由受限的破除是一种被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首先是因制度性安排而“被终结”的过程，由此生发而成的农民市民化也是一种“被市民化”的市民化。按照农民市民化的阶段来说，农民的终结则意味着市民化阶段的启动。农民被终结也就导致了市民化进城的被动性。因此，我认为当前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市民化”的过程，这尤其表现在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上，其“被市民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征用或租借土地、促进职业转变和居住地的变更来实现的，其核心目的还是为了相对高效的城市发展服务。
问：在城市的驱动下，乡村人口的流失，呈现乡村空心化，您自己曾提出农村出现了人空、低空、财空、服务空四大趋势，乡村空心化有无化解途径？
答：乡村空心化并不是城市化惹的祸，也不是城市化导致的必然结局，而是与中国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有关。因此，要化解这个矛盾，还得从城乡均衡发展入手。当前，国家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希望以此解决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但我特别想提醒的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并不是“城乡一体化”，更不是要完全消除城乡差异或者以城代乡。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社区类型，其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我们不能完全站在城市的角度来分析今天中国的乡村现状。
问：您曾提到，农民市民化在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跟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法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逃离农村进入城市的法国农民，后来又开始慢慢迁回到农村去了。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其出现的契机和条件是什么？
答：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民市民化是一种“农业现代化型”的市民化过程，其基本没有“农民”与“市民”的严格区分，更没有“农民市民化”的现代化诉求。农民追求生活质量的话语权不断成长而使其成为了市民化的主体，并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与此相反，当前中国农民市民化过程是一种“城市现代化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现代化的开发效应，城市对农民或草根社会的剥夺表现为一种单向“收买”或“强制”，而农民对市民化的追求却表现为一种强烈的“保障向往”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已有的“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只是暂时性地满足了他们的“保障需求”，他们的权利地位却没有相应的改变，甚至在“市民化”之后还可能遭遇更大的生活困境和风险。所以农民市民化之后是否也会出现像法国农民回流一样的情况，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是存在的，随着我国城乡发展均衡性、公平性的增强，城乡生活质量的差异在缩小，人口的逆城市化会有随时发生的可能，到那时候，究竟是选择在城市还是乡村生活就成了人们的自主选择了。
问：如今我们也零星看到有农村精英或者城市人返回农村，希望改变乡村的衰败，您认为他们能改变乡村的衰败吗？
答：精英治理一直是很多学者推崇的一种乡村治理模式，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也都在实践和推广。我并不反对当前各地正在实施的乡村精英治理的模式，因为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城市精英一般都掌握着许多资源，具有较高的治理水平和能力，的确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较大的引领作用。但必须注意的是，城市精英的乡村治理之路要想走的长远，精英自身首先要有非常较高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否则就可能演变为一种乡村寡头治理。在这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一是要有制度安排来保障和激励城市精英去从事乡村治理事业，而不能仅仅靠政治动员和道德推崇来实施；二是还要有制度来保证城市精英的乡村治理是真正为了乡村大众而不是为了精英自己。如果不能在制度上保证精英的治理是面向大众的，就有可能形成城市精英对乡村大众的再次剥夺，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三是必须有制度通道让广大的乡村民众也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使得乡村治理工作变成一种全体村民都可以参与的事业，而不只是几个城市精英的个体行为。
（作者简介：文军，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社会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上海纽约大学）中方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理论、社区建设与社会政策、城乡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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