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于今年6月24日至25日联合召开了“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该会议暨第6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国际文化研究论坛，及第3届北师大教育社会学论坛。孟登迎、吕途、潘家恩等文化研究学者、实践者在25日上午第一场的“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论坛中做了发言，陶东风教授做主持和评议。
此次会议引发了一些讨论乃至争论。我们将刊发系列文章，介绍相关的发言与讨论。下面是潘家恩老师现场发言的文字版，文字已经作者本人审阅，原标题为“经验在场与实践传统——作为文化研究议题的乡村建设”。
各位老师，非常感谢。我虽然也来自高校，同时也是当代乡村建设的一线实践者。2003年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就到当年晏阳初做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河北定县翟城村呆了三年多，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完整地经历了乡建学院三年多来的各种培训工作，之后也一直在做乡村建设实践至今。今天和大家交流的这篇文章是我八年前的一篇作业，最初发表在《台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为了参加这个会议，我感觉可能这篇文章比较合适，就把它改编出来。
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主办方把我、孟老师、吕途老师三个放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有这些共同点：第一，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的角度；第二，刚刚吕途也说了，虽然说大家看到的是“新工人”，但实际上这些实践也是一种广义的“乡村建设”——因为梁漱溟早就说过“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那什么是乡村建设？它直接面对着经济上“三要素”纷纷流出农村，政治上低成本与可持续治理结构解体，文化上不断把乡村当作问题，把“三农”当作一个转嫁发展成本的对象。对这种现状的不满、反思和改变，我认为这就是乡村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和吕途老师、孙恒等人是分头在城市和乡村两个领域进行工作的，其实是彼此呼应的，这是第二个共同点。
第三个共同点，其实我想我们今天都尝试把乡村建设，把这种“广义的乡村建设”当作一个文化研究的议题去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我们参加昨天一天的会后一直有的感觉：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回到中国当下的脉络可能会发现，这两天会议不断谈到的跨学科，不断谈到的教育与文化之结合和互动，还有我们的外国朋友（威利斯）谈到的对城市的批判性思考，对现实的介入，文化的自觉，其实一直存在着！它不仅存在于当下可能被遮蔽掉的当代实践，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乡建”之中，比如谈教育学肯定不能绕过陶行知，而陶行知当年对教育的批判当然是一针见血；我们别忘了梁漱溟先生说过一句大白话“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过日子”；我们再看晏阳初，脱下西装、骑着毛驴下乡，“走出象牙塔，踏进篱笆墙”，并且坚持了一辈子。这些当然都是存在的，但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叙述和意识里面，他们却很难进入我们的视野？
作为一个乡建实践者，我特别要对孟老师多年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向不同人群介绍乡建青年的努力表示感谢。但是我一直感觉其实这种“存在”不仅仅包括事实和经验，同时也包括困惑、困境和张力。我们既要看到这种“新”的努力，也要看到这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我们既要看到一个个具体的微观行动，也要看到这些实践的宏观背景，别忘了它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年代，它是发生在教育产业化的年代，它是发生在金融危机的年代，它是发生在“屌丝逆袭”同时“中产梦碎”的年代。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些东西都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把我们的视野进一步展开。
文章都已经印出来了，详细内容我不说了。这里我想说一下问题意识，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因为我作为一个实践者，作为一个实践过程中遇到困难和困惑的人，我需要进行自我反思，而在实践层面上有三个问题：
第一，对乡建本身的困惑。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为何百年乡建“差异纷呈”却“不约而同”？（你看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他们的背景、学科和经历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生生不息”却“不被看见”？（“看见”不等于“看到”，我们今天经常看到很多东西，但却视而不见）；为什么“历尽艰辛”却“效果有限”？（不管是工友之家、梁漱溟中心，还是当年我们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去过的人都知道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为什么却效果有限，难道只是我们不够努力吗？当然不是）
第二，对“实践-理论”割裂的警惕。一方面，我们常常能感觉到象牙塔内理论者的无力感，但我们也不要忘了一线实践者却也常常容易陷入“事务主义”，在低头赶路的时候常常忘了抬头看天。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如何打破“行-知”对立，而是进行一种良性互动？我们如此在新的框架和认识论中，克服一种长期以来的“成王败寇”、“好人好事”与“就事论事”？
最后，我的问题意识还来自于对常见之“对象化书写”的反思与自觉。开始时候，还没有自信，后来我看了文化研究奠基人威廉斯的那本《乡村与城市》，我看到他把自己的经历，把他的爷爷、外公、童年的记忆都放进去以后，我就找到自信了。我后来发现，其实情感的在场和对经验的正视，是非常重要的，这恰是文化研究的一个传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文化研究所提倡的“复杂化”和“脉络化”真正展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内在产生出一种对“参与的”、“介入的”和“改变的”要求，实践者的动力才会出来。
带着这样的实践中的困惑，我后来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读了硕士和博士，随后我在理论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困惑：
第一，多年前听到过一句话“中国文化研究无农民”，我非常有感触，同时觉得不仅是“无农民”的问题，这种“农”其实是广义的，也就是“三农”，不仅是无农民，也是无农业，无农村，同时还可以理解为无工农（特别是我们说的“新工人”）。我们如果去对比“伯明翰学派”的工人教育传统，而工人对于英国来说的重要性当然就相当于农民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庞大的问题和国情的底色。如果我们看到“伯明翰学派”的“大佬”们直接参与这种介入实践的传统，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工农盲点”？
第二，这几年我们都谈到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和“介入性”，但别忘了文化研究也非常强调“历史感”。假如说我们要去研究当下的农村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让其“历史化”，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追溯“百年”？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到文化研究缺政治经济学的“临门一脚”，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醒，在此基础上，文化研究如何可以再进一步加上“城乡视野”（城乡互斥/城乡互动）？
第三，我们已经强调很多关于全球化的维度，全球化给我们带来许多。但是文化研究还很强调“在地化”，我们怎么能够让“文化研究真正接上地气”，在落地中让“文化研究中国化”！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很多年前我们在定州培训的时候，我不是今天这个形象的，而是你们刚刚看到孟老师放PPT中那张我照片的样子，我们常说“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由于我们已经戴着眼镜了，脱掉以后就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只能在穿着打扮上尽可能像农民，那时我们每天穿着十三块钱一双的棉鞋，我们不是说要农民化吗？有一次我去西安组织一个农民培训，我们说“农民化”，农民应该穿布鞋，所以我专门也穿了一双布鞋。可到现场后我发现，全部的农民脚上都穿着皮鞋，只有我一个人穿布鞋，我又一次没有“农民化”（笑）。
这看起来是一个笑话，但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刺激，它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体会，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呢？它让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流动和变化的社会，常常是“变化的农民”和“不变的我们”，我们的“偏见”其实一直存在着，面对这些“偏见”与“定见”，我们如何在其中保持一种充分的敏感，保持一种充分的自觉？我们如何从一线的实践中，从经验、困惑和张力里寻找这样的一种自觉和敏感？
与此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无论做文化研究也好，做乡村建设也好，其实一直是在“见招拆招”，一直是在“见缝插针”，一直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得寸进尺”。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如何动态地、展开地去推进我们的研究和实践？它让我们看到这绝对不能是一种一劳永逸，如何能够让文化研究真正地保持开放和活力？谢谢。
作者简介：潘家恩：重庆大学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博士；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自2001年至今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十五年，2003—2007年担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与培训部负责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先后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纪》、《今天》、《开放时代》、《读书》、《天涯》等处发表文章30余篇。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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