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浙北C镇的案例研究
内容提要：论文以浙北c镇的田野调研资料为基础，探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由于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农民上访现象｡研究表明，在农村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富人阶层通过获取村庄政治权力，掌握村庄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同时，他们还与地方政治精英结盟，共同主导着基层社会的分利秩序｡农民的上访行为是底层村民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挑战，是阶层冲突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长期的上访实践中，上访者的个体之“气”逐渐演化为阶层之“气”｡利益的分化和反复的冲突博弈强化了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之间的差异和边界，滋长了村民的阶层意识｡为有效治理农民上访问题，国家不仅需要推进信访制度改革，而且更应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着力于优化基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
关键词：阶层政治；抗争政治；农民上访；分利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社会结构已经并将继续经历着剧烈的分化与重组｡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同时，农村社会冲突也在加剧｡迄今为止，学界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于深化我们关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社会阶层结构进行静态的划分，而缺乏对阶层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尽管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呼吁关注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观点也散见于某些文献之中，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仍然较为贫乏｡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确切地说，本文选择以农民上访问题为切人点来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冲突关系｡我们将主要关注一种新的农民上访现象——由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农民上访行为｡尽管这种上访现象并非农民上访问题的全部，但却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新的有益视角｡
为展开本文的分析，我们将首先梳理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进而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阐述这一分析框架的优势｡随后，笔者将以浙江省B市C镇的田野调査资料为基础来检验这一分析框架的效度和价值｡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一、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
在西方，有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早期的研究多持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侧重关注情感在集体行动和革命中的作用，代表性的学者如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Bon）､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特德·格尔（Ted Gurr）､内尔·斯梅尔塞（NeilJ. Smelser）等｡
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聚焦于社会运动｡他们不再满足于之前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开始较多地关注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随后，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国家中心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尤其是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长期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占据着显赫地位｡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査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提出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一概念来统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以期为学界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所谓抗争政治，指“这种斗争是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这种互动发生时：（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被要求的对象或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如能实现，就会影响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c）所有参与冲突的各方均属于此前已得到认可的体制内的政治行动者”｡抗争政治分析还试图克服之前各种理论视角各自为阵的弊端，转而探索民众抗争行为发生和演变的因果机制与动态过程｡
当前，学界有关中国农民上访的研究深受欧美理论传统尤其是抗争政治理论的影响｡例如，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了“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解释框架｡于建嵘则将其进一步提升为“以法抗争”模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了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来分析农民上访行为｡他们讨论了上访者的关系网络对上访行动的影响､精英的矛盾与分裂以及国家权力内部的裂缝给上访者提供的机会等问题｡上访的方式和结果（成败及其原因）､上访者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是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
抗争政治进路下的研究多关注抗争者（尤其是抗争精英）和具体的抗争事件和过程，但往往容易忽略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对民众抗争行为的影响｡事实上，民众的抗争行为固然跟抗争者的素质､能力和某些具体事件相关，更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地位有着密切关联｡这种结构不仅是诸如个人关系网络之类的微观结构，更是指社会阶层等宏观社会结构｡
此外，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将上访预设为权利遭受侵害的农民针对政府而采取的维权行为｡在这里，上访者被视为理性的维权行动主体｡上访之所以发生，就是权利意识觉醒的农民运用法律､政策等武器来抗争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而维护自身权益｡应该看到，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确实有不少上访源于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是官与民争利而导致的农民维权行为｡不过，我们也该看到，也有许多农民的上访行为似乎跟政府并无直接关联，或者起码并非政府侵权而引发｡不少经验研究也表明，在一些农民上访事件中，维权是虚，而出气为实｡在村庄社会中，还有一些农民以上访维权的名义来争夺家族或者派系的利益｡对于这些农民上访行为的深层逻辑，如果仅局限于具体的上访事件和过程的分析是难以把握的，需要我们深人到村庄社会结构中去观察｡
因此，针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路的局限性，本文主张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剖析农民上访的逻辑｡确切而言，本文重点关注一种由村庄阶层分化引发的农民上访现象，并为这一现象提供相应的理论解释｡基于村庄阶层结构来理解农民上访现象，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为更好地展开本文的研究，我们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来为这一研究路径提供一个切实的载体｡
二､阶层政治：一个新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凸显农民上访问题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间的关联｡质言之，农民上访问题不仅仅是农民与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可能蕴含着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是身居村庄社会底层的农民反抗由村庄上层精英建构的不合理､不公正利益分配秩序的一种行动｡概括而言，较之于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阶层政治分析框架的创新和优势体现为：
首先是研究假设的差异｡抗争政治研究（特别是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多将抗争者视为理性人，强调抗争者在抗争行动过程中的判断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凸显了抗争者的主观能动性，呈现了抗争者在抗争过程中对外界资源和条件的掌控与利用｡而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则强调上访者的非理性特征及社会结构对上访者行动的形塑和制约作用｡笔者也承认，上访者都有特定的目的，在上访过程中他们也很善于掌握和利用相应的资源及机会｡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非理性的一面｡例如，有不少访民在上访过程中并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只是为了出一口气｡另外，抗争政治研究进路忽视了社会结构对抗争者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事实上，人类所有的行动都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既定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人们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抗争者的行动也概莫能外｡他们抗争的能力､方式和结果不仅与抗争者个体有关，更与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地位有着紧密关联｡
其次是研究视角的转换｡抗争政治进路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多关注上访的事件——过程｡他们较多地通过对这些上访事件——过程的解读来探寻其学术和政策意义｡而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则基于村庄层面的微观社会结构去理解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以改变当前学界在农民上访研究领域多关注具体的事件——过程，而忽视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现状｡将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社会学机制（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去理解农民上访行为，是本文的努力方向之一｡
再次是研究对象的不同｡抗争政治进路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将抗争精英（Pr0testleaders）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抗争精英的个人品质､能力､关系网络和动员策略等是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而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则更加关注村庄社会普通村民（包括边缘群体）的上访行为｡我们认为，村庄普通村民的抗争行动虽不如村庄精英抗争那么引人注目，但却能为我们理解中国式抗争行动提供一幅别样图景｡
最后是研究切人点的不同｡抗争政治研究进路以抗争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切入点｡而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则着眼于分析阶层与阶层之间关系｡我们将农民上访问题放置于阶层之间互动关系的场域中去理解｡
概言之，阶层政治分析框架既承续了欧洲革命和新社会运动研究的历史哲学传统，又借鉴了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运用阶层分析框架意在探讨农民上访､抗争行动的社会结构根源，揭示农民上访故事背后的“故事”，力图在村庄的微观场域中揭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的阶层互动关系，观察“阶层关系是如何在具体场域中实践和体现的｡这种关系不是宏观的､静态的关系，而是一种实践的､动态的阶层关系”｡只有在对阶层互动关系的质性考察中，我们才更能把握住阶层关系的实质｡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是以村庄阶层分化诱发的农民上访现象为重点关注对象，但是并不否认和忽视导致农民上访行为的其他因素｡提出这一论题，意在呼吁学界注意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农民阶层分化的新趋势，以及这一趋势对农民抗争行动的影响｡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及研究团队在浙江省B市C镇的驻点田野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7月､2013年10月和2014年7月｡调查的主要方式为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论证过程中，我们将以C镇S村的经验材料为主，还运用了C镇其余若干个村庄的材料｡
三､阶层分化､精英结盟与分利秩序
C镇地处浙江省北部，下辖23个行政村（社区），6万余人^S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2000余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髙速发展，村内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在3村，经济条件最好的当属私营企业主，其中有的年收人达300万元以上｡另有一部分村民在外经销五金､水暖产品等，还有一部分村民从事珍珠､螃蟹养殖业｡有些村民是大企业里的中层干部或高管，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还有较多村民开办家庭作坊从事五金加工｡约有40%的村民进厂务工，月薪一般为3000-4000元｡居于村庄最下层的是那些独居的老人､残疾病困家庭｡伴随贫富差距的加大，村庄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
村庄阶层分化不仅体现在社会资源（生活消费､人际交往等）分配上面，而且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的非均衡状态｡而政治权力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又以富人治村为典型｡近一二十年来，当地先富阶层越来越多地参与村庄政治｡尤其是最近十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加速，土地增值较快，村庄利益日益密集｡富人阶层积极参与到村庄巨额利益的分配过程中｡我们调査发现，在2008年公开贿选之前，大多数村干部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富人尚未大规模登上村庄政治舞台｡
自2008年公开贿选之后，越来越多的富人积极参与竞选村干部，且村主职干部大都是村内顶级经济精英｡特别是2010年城镇化建设的浪潮席卷了S村，工业园区征地开发带来巨额利益｡富人们纷纷瞄准这一致富良机｡村两委换届选举成为富人角逐的舞台｡一张选票的价值最高时达十多万元｡在此情况下，中下层民众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村庄权力角逐｡富人治村的格局逐步形成｡目前，S村11名村两委干部的家庭经济条件都比较优越｡其中，私营企业主有8名，商人､企业中层干部和特种养殖大户各1名｡
富人阶层参与村庄政治，不仅可以捞取政治资源（例如获得市､省人大代表等政治头衔，发展自己的亲戚､朋友人党等等），而且能够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包括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承包工程项目以及政府分配的宅基地和劳务机会等等）｡同时，村干部身份还有利于他们积累在政府内的关系资源，为自己日后办事提供更为便利的渠道｡
在富人治村的格局下，富人阶层垄断了村庄权力，掌握了村庄内部的利益分配主导权｡富人治村使得广大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结构之外，无法参与到村政决策过程和村庄利益分配之中｡富人通过选举获得村庄权力，从之前单纯的经济精英转化为体制内的权力精英，身兼两种精英身份｡
可见，富人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逐渐扩大到社会和政治层面｡同时，富人阶层还积聚起曰益雄厚的道德资本，表现出经济能力决定道德能力的逻辑｡如同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象征资本的展示是导致资本带来资本的机制之一｡”村庄中的经济分化带来政治分化､社会分化，政治分化､社会分化又反过来不断强化经济分化｡村庄阶层分化路径呈现出政治与市场（社会）协同演进的趋势｡如此，村庄中逐渐形成日益鲜明的阶层结构，进而导致阶层固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根据经济资源（财富）､政治资源（权力）和社会资源（关系､声望等）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村民家庭大致划分为如下五个阶层：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见表1）｡
从当地的分层格局可以看到，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分配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即经济资源越多的人，相应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也越丰富，反之亦然｡这表明，社会分层的封闭性正在凸显｡这种封闭性体现为一系列的社会过程，即所谓“排他”和“内固”｡
同时，作为村庄上层精英的富人还与地方政府形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这些富人村治精英依附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也需要村治精英摆平村庄社会矛盾，完成各项治理事务，典型的比如征地工作，政府需要村治精英去摆平钉子户和上访户｡上层精英可以凭借其掌握的丰富资源去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某些富人跟地方黑灰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为他们摆平钉子户和上访户提供了暴力威慑｡
总之，经过迅速而剧烈的分化之后，当地阶层结构趋于定型，由富人阶层主导的分利秩序逐渐形成｡面对强势崛起的富人阶层，底层村民心理落差巨大｡同时，上层精英垄断村庄权力格局，造成了越来越深的政治和社会排斥普通民众对富人阶层的怨恨不断加深，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增强，阶层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社区传统社会规范（血缘､地缘）的消解，使得阶层之间的关系无法在社区内部进行整合｡同时，相应的替代性规范又未能得到有效发育，导致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最终，普通民众只能通过上访等抗争手段来反抗既有的阶层利益分配秩序｡在C镇，上访的主体大多是身居底层的普通农民｡这些农民被甩出村庄权力结构之外，无法参与村庄利益分配｡他们上访，目的就是为了控告居于上层的富人村干部｡这些上访行为背后折射出来的，正是上层富人与底层穷人之间的冲突｡上访成为社会阶层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调研来看，当地底层村民上访的诉求内容主要涉及村级财务混乱､村干部违章建筑､宅基地分配不公､村镇两级土地征用违规违法等问题｡
四､重构利益分配格局：底层上访的动力
有学者曾经指出，地方政治场域中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是农民维权行动遭受的主要障碍｡农民维权之所以陷人困境，在于他们无法突破地方权力之网｡他观察到了地方政治精英在利益分配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他侧重强调基层政府强大的权力对上访民众的压制｡而且，他将造成这一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官权力的强大，而未能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事实上，底层群体上访不仅仅是对官权力的抗争，而且是对整个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抗争｡这个乡村利益共同体不仅涵盖掌控着官权力的地方政府，而且包括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尤其是作为村治精英的富人）｡
如前已述，富人村治精英主导着村庄利益分配格局，而底层民众被排斥于利益分配秩序之外｡底层村民试图通过上访打破既有的由富人主导的村庄权力格局，重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秩序｡在C镇，当前直接涉及村民生活的最突出的利益问题就是宅基地分配｡所以，许多村民上访反映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例如，在S村，村民ZQC近几年来一直状告前任村主任YTZ转卖宅基地指标､多占宅基地等问题｡在Z村，村民LCW无房居住而村长不予审批宅基地，他自2011年开始上访要求分配宅基地，并状告村长违建｡2013年，恰逢当地严格执行“三改一拆”政策，村长的违建房屋因LCW的举报被拆除四次｡
据了解，S村上访者ZQC目前是老两口一起生活，平时主要靠丈夫打零工为生｡在上访信中，ZQC痛斥村干部变卖､多占宅基地的行为｡她还将村干部的宅基地占有状况与一些普通村民宅基地占有状况进行对比，凸显宅基地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和不平衡｡在我们后来对ZQC的访谈中，她也再次表达了对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问题的愤怒：“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宅基地）都是二三十平方，有钱的､当官的，哪一家不是几百个平方？”我们不排除ZQC的上访行为裹挟有个人利益诉求，但是，透过她的上访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阶层的利益受损的影子｡在长期的村庄生活中，ZQC也觉察到宅基地分配不公并非个性问题而是共性问题，是以她为代表的广大底层村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她眼里，宅基地分配不公就是上层精英（即她所谓‘当官的､有钱的’）对底层的侵夺和剥削｡所以，她才会区分出“当官的､有钱的”的“他们”和作为“五保户､困难户”的“我们”｡从Z村上访者LCW那里我们也可看到他对村干部宅基地分配不公的极度不满｡
而且，当地因为宅基地问题而上访的远不止ZQC和LCW二人｡大量普通村民都不断上访反映村庄宅基地分配不公问题｡我们从C镇信访办也了解到，近年来因为宅基地分配不公而引发的上访成为当地最为突出的信访问题之一｡据C镇信访干部估计，目前所有涉及土地的信访中，因为宅基地问题而信访的占70%左右｡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隐含着访民利益诉求的结构性特征，即访民的利益诉求是特定社会阶层结构的反映｡正是因为利益在不同阶层分配的非均衡性才诱致如此普遍的上访行为｡尽管上访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追求，但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广大底层村民的心声｡他们的利益与整个底层群体的利益有着高度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底层村民的代理人｡在这里，上访成为一种阶层利益表达方式｡上访者就是要打破既定的利益分配结构｡他们对抗的是由精英联盟形成的､牢固的利益结构之网｡在这个意义上，村民上访行为背后隐含的是不同阶层间的互动关系，是村庄社会阶层结构在村民行动上的反映｡
应该说，任何上访行动都内含着特定的利益诉求｡但是，并非所有上访者的利益诉求都具有结构性｡一方面，上访者的个体利益并不一定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上访者反抗的可能仅只是某个特定的对象，针对特定的事件，而非某个阶层或者利益联盟｡
然而，在C镇，农民上访却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它是底层村民对上层精英的反抗｡在长期的村庄生活中，广大普通村民逐渐意识到作为底层的“我们”与上层精英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并发现“我们”的利益正在被“他们”剥夺｡这种被剥夺感激发他们不断走向上访之路，与上层精英抗争｡在不断的抗争行动中，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愈发鲜明｡
五､从个体之“气’’到阶层之“气”：底层上访的演化
在西方传统的社会运动､集体行为和革命研究中，情感论是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理论脉络｡在国内，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情感因素在农民抗争行动中的作用｡例如，应星曾经对“气”与抗争政治之间的关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关注的是个体之“气”，且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上访事件——过程中阐释“气”的形成和演化逻辑？我们认为，“气”不仅有个体之“气”，而且有阶层之“气”，“气”的形成和演化除了与具体的上访事件——过程有关外，还根植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所谓阶层之“气”，即底层农民在反抗上层精英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各种怨恨情绪｡他们上访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维权，而是为了出“气'在上访过程中，个体之“气”可能根源于阶层之“气”，而阶层之“气”通过个体之“气”得以呈现｡
在C镇调研时，我们明显感受到弥漫于上访群体中的“气”｡前文提及的s村上访者ZQC，虽然她上访一直未果，但仍然坚持上访｡访谈时，她向我们倾诉到：“我上访值得，就是要把村干部告倒｡他们这样腐败我气死了，头发白了也要上访，总会有一个正确的答复给我们｡总有一天太阳会出来的｡”@在J村，村民CHM组织其他村民长期上访状告村干部违法卖地等问题｡CHM在向调査者讲述他组织村民们上访的原因时说道：“感觉自己权利被剥夺，人格被侮辱了｡”在Z村LCW上访案中，LCW对村干部怀着深深的怨恨，先后数次状告村长违建，其上访目的已经从单纯要求分配宅基地转移至要求査处村干部违建这一与他并无直接利益关涉的问题｡在这些访民的叙说和行动中，固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他们对自己利益诉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不满，但同时更显现处于村庄底层的他们对上层精英的愤恨｡
换言之，访民的“气”已经从个体之“气”上升为阶层之“气”｡上访成为底层村民发泄阶层之“气”的一种渠道｡尤其是当底层上访群体的某些正当诉求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时，这种阶层之“气”愈发得以滋长和膨胀｡长此以往，底层上访群体逐渐意识到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牢固的阶层结构和权力利益之网，其诉求也逐渐超越之前的个体化､具体的诉求，而寻求对利益分配结构和压制性秩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财富可以转化为体制权力，而体制权力能够带来更多的财富｡他们逐渐对既有利益分配秩序中的不公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会｡村民MTY就抱怨说：“我们辛辛苦苦做事，才100块钱一天，你们不做事，都盖大房子｡”可见，底层民众渐渐意识到他们与上层精英的利益分殊，注意到利益分配秩序的不公｡强烈的被剥夺感促使他们逐渐将上访的矛头指向上层精英｡他们的上访抗争行动，不仅在反复冲击着既有的分利秩序，而且在塑造着底层村民的阶层认同，强化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边界｡
阶层之间循环往复的博弈与冲突，不断再生产出阶层之“气”｡上访村民的“气”从之前针对某一特定事件（或问题）的“气”上升为针对另一阶层（上层精英）的抽象之“气”｡这种阶层之“气”不再是某一具体事件——过程中的“气”，而是抽象的､结构性的“气”｡阶层之“气”是以阶层结构分化为基础的，而不是某些具体的事件｡具体事件只是为阶层之“气”提供了一种呈现的渠道｡所以，阶层之“气”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怨恨｡它是底层民众在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形成的被剥夺感和被压迫感，呈现出底层在利益分配秩序中的愤恨､无奈和失望｡在这个意义上，从个体之“气”到阶层之“气”的演化过程，就是阶层边界不断清晰和强化的过程｡
我们还可看到，这些底层村民在上访时一般倾向于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尽管人数时多时少，但常常是多人采取一致行动到上级上访告状｡S村的ZQC就经常召集其他几位女访民进行集体上访｡另一上访代表MTY近三年来一直组织部分村民到镇､市､省和北京集体上访，状告村干部贪污洪灾救济款､财务不公开等问题｡村民们之所以集体上访且集体上访之所以容易达成，跟他们所处的相同的社会结构地位有很大关系｡正是相同的阶层地位和阶层利益，使得他们拥有类似的日常生活遭遇､相近的被剥夺感和相同的利益诉求，因而采取集体上访行动｡在反复的上访过程中，他们的“自己人”认同不断强化｡个体之“气”逐渐汇聚成阶层之“气”｡集体上访正是阶层之“气”的一种表达方式｡
当阶层之“气”累积到一定阶段，底层村民上访就并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某个明确的利益诉求目的，而纯粹是为了发泄对上层精英（富人村干部）的不满｡越是上访到最后，村民反映的问题越多，诉求越不明确｡诉求越不明确，就越是无法解决，越是无法解决，就越是要上访｡如此，底层村民的上访行为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他们的上访行为被不断地再生产｡他们在上访过程中遭受的挫折（例如遭基层干部的冷眼､阻拦､打压等等），又不断再生产出新的“气”｡在无止境的上访过程中，访民之“气”，尤其是针对上层精英的“气”得以不断滋长和扩散｡
除了对上层精英的怨恨激发村民上访外，村民的上访行为还受到其他底层村民的助推｡因为这些上访村民生活在村庄熟人社会之中，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其他村民知晓｡如果他们停止上访，就会失去底层村民的支持，为村民们所不齿｡大家都会以奚落的､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使他在村庄中失去面子，难以立足｡可见，这些访民背负着其他底层村民的道义期待｡他们之所以坚持上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给其他村民一个交待｡这样，底层村民助推访民不断上访｡个体上访的价值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被不断抬高｡最终，阶层吸纳了个体｡嵌人于阶层的上访无法获得停歇的机会｡上访个体被社会压力裹挟着走上持续上访之路｡
伴随阶层裂痕的加深，一些底层上访代表开始有意识地动员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抗争｡S村的访民GKT就是其中之一｡他跟我们讲到：“他们（村干部）开着宝马，抽着软中华，我们骑着电瓶车，抽着白沙，穷与富就是这么分出来的｡穷鬼跟富人，已经在斗争了｡”目前，GKT正在酝酿参与下一轮的村两委换届选举｡尽管他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但是他对自己贏得选举有较强的信心｡用他的话说，他走的是下层路线｡底层上访代表的策略，是营造富人与穷人对立的氛围，强化底层对上层的结构性怨恨，并使之转化为人们的“一般化信念”｡通过这一方式，上访代表可以使自己的主张更加契合村民们的日常需求，在广大底层村民中塑造统一的意识形态，加强抗争动员的效果｡
固然，我们可以质疑底层上访代表的私心，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他们行动的社会基础｡若村庄社会分化程度较低，或者各个阶层之间和谐共处，那么上访代表在动员底层村民时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他们之所以采取上述行为，显然源于他们对阶层冲突现实的洞察，源于阶层裂痕加深的事实｡
六､收买､压制和利用：上层精英应对底层上访的策略
上文已经阐述了底层村民上访行为的发生和演化逻辑，揭示了上访与阶层冲突之间的关联，下文将阐释上层精英应对底层上访的策略，以及在这种应对——反抗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阶层关系样态｡
在C镇，上层精英应对底层民众上访的策略主要有三种：收买､压制和利用｡
首先，收买上访者｡在当前压力型信访体制下，基层政权（含村级）为了“不出事”，往往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摆平上访者｡有的甚至不惜以“兜底”的方式来换取访民息诉罢访｡在C镇，上层精英应对底层民众上访的主要方式便是收买｡上层精英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分配主导权，对底层上访民众予以利益诱导｡例如，给访民分配劳务机会，给一定的报酬，或者给访民一些特殊的救济（例如享受低保），等等｡也有的直接给上访者金钱，促其不再上访｡“有的上访的，镇里给点钱，就不去了”｡
其次，压制上访者｡压制既包括硬控制，又包括软控制｡所谓硬控制，就是运用暴力进行威胁和压制，迫使上访者放弃上访｡在C镇S村，村支书WML的势力较大，不少村民都对他有所忌惮｡访民GKT说：“WML（现任S村支部书记）对上面拍马屁，下面高压村民｡”LCM说：“村子里面不会超过20个人敢反映WML，访民ZQC曾经讲到：“家里人叫我不要去上访，怕被人谋杀了｡”我们在当地调研时，不少访民都千叮万嘱我们绝对保密，不得泄露他们反映的问题，以免遭人报复｡所谓软控制，就是通过与访民有关联者去做工作，促其放弃上访｡在实践中，访民的家属､亲戚､朋友､工作单位领导等等，是上层精英经常动员用以劝说访民的对象｡一般而言，这一方式也会比较有效｡上层精英对底层上访村民的压制，特别是硬控制，往往会激化矛盾｡上层精英将底层上访村民永远排挤出利益分配秩序之外｡这将进一步强化底层村民上访的决心，迫使他们上访到底，从而加剧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的对立｡
最后，利用上访者｡一些上层精英还适时对底层上访加以利用，使其服务于自己的争权夺利意图｡利用与收买不同，收买是上层精英通过利益诱导访民放弃上访，而利用则是通过利益诱导访民去上访攻击自己的反对派｡在C镇，各村内派系斗争较为激烈｡为了争夺村政主导权，各个派系使出各种手段攻击对方｡鼓动某些底层村民去上访状告反对派就是其中之一｡上层精英利用资源､利益引诱底层村民上访，底层上访被吸纳进村庄派系斗争之中｡部分访民的上访行为就从底层上访转向派系上访｡底层村民被派系斗争利用，被上层精英控制｡
毫无疑问，部分底层民众通过上访谋取上层精英赐予利益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底层民众的形象｡S村村支书WML在谈到某位老上访户时曾说：“XXX串通人上访，叫别人去，然后他自己打电话给镇书记､镇长，有时也给我打电话，说哪个哪个又去上访了，就会演戏，就是想搞点钱……现在空闲人太多，（上访）就是想弄点钱｡”¥在上层精英眼里，底层村民上访是“不务正业”，目的是捞取好处｡这是上层精英对底层村民的想象｡因为权力，哪怕是舆论主导权都掌握在上层精英手中｡“正是权力的运作妨碍了村庄精英了解较穷村民的真实想法”｡但实际上，底层民众的上访行为，甚至是带有些许谋利性质的上访行为，都可能是他们反抗上层精英的一种“弱者的武器”，是他们在既定阶层结构和分利秩序中的无奈抉择｡
七､结论与讨论
针对抗争政治分析框架在解释中国农民上访行为逻辑上的局限性，本文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先富阶层通过基层民主制度登上村政舞台，掌握村庄利益分配主导权｡他们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和社会优势｡同时，村庄上层精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联盟，主导着农村社会的分利秩序｡信访制度为底层村民提供了抗争上层精英的渠道｡底层村民通过上访引人国家力量来对抗上层精英｡上访，是底层村民试图重构阶层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他们打破由上层精英主导的分利秩序的策略｡虽然访民的上访行为更多停留在话语层面，从他们的上访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上层精英的谩骂､指责，但他们的话语可能恰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内心的真实情感｡正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指出的那样，这些口舌之战构成了底层农民“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它是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是他们与上层精英争夺文化“霸权”的策略｡
在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的博弈与冲突过程中，阶层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利益的分殊和共同的斗争经历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滋长了村民的阶层意识｡阶层在底层村民与上层精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可以说，在冲突与斗争发生之前，阶层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只有在循环往复的冲突与斗争过程中，人们对于阶层的认知才得以形成，关于阶层的文化才得以培育｡
读者也许会问，如果说农民上访是阶层关系紧张和冲突所致，那么为什么我们尚未看到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笔者以为，在组织层面，下层民众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方式，他们的组织动员能力较低｡换言之，虽然底层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阶层意识，底层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组织能力（例如集体上访），但他们仍然是“碎片化的底层”｡阶层的事实正变得日益明朗，但阶层的一致行动尚未形成｡这是一个自在的阶层，但与自为的阶层尚存有距离｡同时，由于上层精英掌握着资源分配主导权，他们可以通过利益诱导对下层民众进行分化瓦解｡最终，我们观察到村民们（上访代表）能够常常组织集体上访，发泄阶层怨恨，但却未形成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并且，笔者以为，这种高度组织化､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在当下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上访可能是农民与上层精英进行抗争的较为稳妥且较为有效的方式｡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农民这一“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充分理解它｡
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本文所述案例中，相关冲突事件主要发生于普通村民与村干部之间｡这似乎表明，农民上访仍然是由掌握权力的村干部对农民实施侵权而引发｡确实，表面看来，上访的农民仍然是在与掌权的村干部相抗争｡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掌权的主体的社会结构来源，即村干部来源于哪一个阶层｡在C镇的案例中，村干部显然是主要来源于村庄经济精英阶层｡因此，农民与掌权的村干部之间的冲突是“表”，而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冲突才是“里”｡
另外，本文虽然只是一项基于C镇的个案研究，但是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大已是普遍事实｡特别是近年来富人治村现象无论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抑或在中西部地区农村都不断扩散｡国家在基层党建领域的“双培双带工程”¥政策也为农村经济精英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提供了制度通道｡因此，本研究可以说基本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变化趋势，尽管不同地区农村阶层冲突的激烈程度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阶层政治分析框架并不试图解释所有的农民上访现象，但却为我们预测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冲突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有益视角，也为我们制定防范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参考｡
在政策层面，本研究表明，国家应该进一步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在农民与村干部之间构建良性的协商对话平台，使农民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村庄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时，为有效治理农民上访问题，国家不能仅仅局限于在信访制度上面进行改良，而更应该着力于优化基层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切实顾及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缩小阶层之间的差距｡如此，富人治村的“正功能”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阶层冲突才能得以缓和，上访问题也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阶层政治的分析框架，并非要否认抗争政治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只是试图促使我们反思抗争政治分析框架的局限性，并为我们研究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冲突与不平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作为一个尝试，本文更多的是留下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比如阶层冲突与社区整合之间关系､阶层冲突的未来发展趋势，等等｡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同仁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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