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土地利用变化引出的各类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和经济增长转型压力下，土地利用冲突更是以各种方式层出不穷。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土地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范围，而是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在大规模的征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增加，住宅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和不同层级城市房地产价格和市场的分化，城市土地供应收到市民关注。生态环境恶化、城市道路拥挤、公共空间供给不足等问题也是大家对土地问题争论的焦点。
在这个大背景下，土地问题的经济研究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框架，研究内容对政策制定往往滞后，结果对决策无关痛痒。土地利用的变化如何对影响地方经济会带来什么社会经济的反馈效果等问题更是模棱两可。
土地问题不是单一的，是一个综合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议题，甚至综合地方管理、财税、居民健康等问题。因此，单一的问题导向和旧有的研究范式在土地问题研究中必然会带来有偏的结论。于是我们首先需要找准土地经济问题的综合研究视角。
一、土地经济问题的社会目标
当前，大家对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用地扩张带来的土地问题深感不安，很多学者从城市边界、农地生态服务功能等多重角度对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国家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也出台了相关的限制不可逆转性的建设用地扩张的政策，如严格的农地等级划分下的占补平衡政策等，这些政策限制土地利用在农地与建设用地两个不可逆转性起到了一定的政策效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都忽视了最显著的建设用地和农地数量的双增加，当然，很多学者也关心到了区位上城市用地边界连续性扩张，而农地在空间上转移扩张，“良田”出现在半山腰的现象，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引发的各种后果当前正在影响着。当然，这些问题也已经得到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关注，但是对于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仍然缺乏一个方向和路径。
找准这个方向和路径，我们才能瞄准土地经济问题的研究视角。这就需要土地研究者们自问一个问题：土地利用的社会目标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实施有一系列的研究去进行评测一个核心核心问题：我们社会能够为土地的利用变化承担多大的成本？比如城市扩张和集中化农田带来的环境成本、大宗土地征收带来的社会风险、土地权利构建的交易成本、用地监管的政策成本等。
对土地利用成本的承担性上，我们进一步需要从土地伦理角度去审视。“人，生而平等”这一准则在土地伦理中对应的是：人，生而有一席之地！于是社会经济中，土地利用的变化满足这一土地利用基本原理，才有进一步的人与人、人与地的伦理。提到伦理，我们讨论的定然就是好与坏的选择，单纯的好与坏并不能给我们对土地问题寻求答案提供任何帮助，于是在好与坏的选择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的物，笔者认为，在土地伦理框架下，居民福利应该是一个好的选择。
土地经济问题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居民福利，这也应该是土地问题研究的最终导向。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各种收益和成本都均有地上的居民进行分享和承担，于是在土地利用变化决策的过程中，我们优先考虑的应当是变化区域范围内社区与居民福利。同理，一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决策所遵循的是国民的福利水平。当然，小区域的福利需求应该优先于更大区域福利需求，不然我们将面临难以解决的土地争议和纠纷，而这种纠纷要是面临缺乏严谨法律和不成熟的管理者时，将会演化成社会危机。
生产效率、收入、财富组成居民福利，但是并不是居民福利的全部。社会认可、公共资源分享、环境、尊重、就业、发展机会等都是居民福利的重要组成，这就要求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经济分析是需要考虑土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综合性后果。这也是土地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土地问题研究出发点
在居民福利这一目标导向下，对应任何的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土地问题的研究必然是综合性，但这一综合性需要有明确的研究出发点，偏好、收益与成本、预测与决策是土地经济问题研究的三大出发点。
（一）偏好
对居民偏好（包括社会文化背景、产品需求）的考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适应偏好的土地制度设置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在社会制度变迁过程的历史经验中，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是相铺相成的，这些变化无不都体现着社会的偏好问题。
市民社会的安全和便利性是对城市化偏好的推动因素。这个偏好也推动城市化土地利用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显示出了土地利用中用地城市化的强烈偏好。而在这之前的农业文明进程中，这一偏好是农地化。农地化与市地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两大偏好，对土地利用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两个偏好的强弱程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催生了不同的土地利用制度。因此，在对当前我国土地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明确在居民福利视角下，土地利用的偏好与制度与之匹配的短期和长期后果。如大规模农地集中开发和营运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损失、土地生态负担过重、环境恶化等、快速城镇化带来城市更新过快损失的市民环境、高度商业用地带来的城市居民公共空间侵占等一系列后果造成的居民福利损失。
（二）收益和成本
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收益与成本的衡量。土地利用的经济学选择是取舍，取舍就需要衡量收益与成本。当然，很多研究者也已经意识到了简单的经济的收益成本分析模型在土地问题的研究中是有缺陷的，于是土地多共性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诸多的文献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土地利用变化收益与成本分析的最大挑战在于收益与成本的评测边界。
单一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单一收益与成本分析是简单易行的，不管模型有多完美，对于预测与政策来说，结果仍是有偏的。在居民福利目标下的综合土地问题对应的是多元的收益与成本问题。也就是说收益与成本的分析不是一组方程或一个博弈，而是多组方程或多次博弈，以及伴随的反馈。那么在对土地利用变化收益与成本进行分析时，就要确定一个研究的边界，如土地征收的公众参与性研究中，就不应该单纯将群体述求当成公众述求，更不应该单纯倚重群体述求而忽略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管理和决策后果，反过来，也是不成立的。
（三）预测与决策
土地问题的综合性和土地问题的社会目标的独特性，就决定了土地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经济解释，而是经济预测和政策决策。这也是土地经济学者与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异所在（杜克，英国经济学者）。
土地利用带来的后果具有反馈性，一项土地利用变化多带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不可逆的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问题更加严峻。这也就是为什么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土地问题让很多人不安，不管我们制定了如何的补充性、调整性政策。土地问题的研究中，应该对土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效果和后果进行预测，并对这些预测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进而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决策意见。
三、土地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土地经济问题的综合性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研究方法。从传统经济分析方法到新经济理论，再随着电子计算机水平的提高、航空遥感技术的应用和大数据的分析成为可能等，使得土地问题的研究方法日新月异。于是在土地研究方法方面，我们将面临两个选择，但是这两个选择并不是排斥的。
（一）归纳和演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个选择是对土地问题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研究，其中需要我们运用历史的资料和数据进研究和分析，使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对土地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评判，进而对某一项政策进行判断和这一政策的后果进行预测。在土地问题的研究上，历史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也是非常可信的。
（二）大数据：定量测算与新方法
模型定量测算结果的可靠性一直是经济学的争议之处。在无法对大数据进行分析的前提下，对土地问题研究的定量方法往往都是有偏的，因为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将土地问题的空间性选择性忽略了，对土地问题起到至关重要影响的区位空间性在传统经济学、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中被当成了误差项和不可观测因素放在了黑箱里面。
随着空间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普及，土地问题定量化分析成为可能，将对土地问题影响重大的空间关系从经济分析的黑箱中提出来成为了可能。当前，土地定量分析的新方法上，主要发展出了空间计量分析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模型。空间经济分析将土地的区位关系纳入土地问题定量分析，作为影响因素之一，诸多的研究论文显示，往往区位关系这一因素是非常显著的。计算机模拟模型的引入给土地利用的预测性提供了参照，如对土地征用建设道路的变化将会对地方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可以通过选择影响因素进行模型运算作为参照，其中我们还可以设置变量来了解不同道路宽度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空间经济模型和模拟模型是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土地问题首先就是空间问题，不同的区域用地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模拟方程可以给我们模拟不同土地利用变化程度下带来的不同后果。对两个模型的使用能够帮助我们解析土地问题的综合性，并对土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后果进行预测，进而实施应对手段。
（作者单位：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