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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林: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新农村文化与社会变迁

[ 作者:张成林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03-25 录入:12 ]

——对农民上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互联网正在迅速进入中国农村,其作为一种发生在农村的新技术现象有着特定的文化和社会意蕴。具体而言,上网正成为农村文化新景观,并改变着农村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分布结构,加剧了农民文化活动由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迁移的趋势;网络世界的多元文化被传播到农村后在重构着农村文化;互联网作为持续性的技术社会力量及其产生的文化影响正推动农村场域的社会关系结构、观念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变迁。

【关键词】信息技术;农民上网现象;农村;文化重构;社会变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09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lO681万人,较2008年增长2220万,增长率超过26.2%;全国99.3%的乡镇能上网,能上网的行政村比重达91.5%。CNNIC的报告充分说明互联网正迅速进入农村和农民生活。技术发展与文化的变迁具有过程的一体性,一种技术,当它在社会中普遍得到认可和运用,并且这种运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就会衍生为一种文化。农民使用互联网意味着一种文化新景观在农村出现。技术被理解为物质文化,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一个基本方面,本研究将沿着技术一文化一社会的路径,主要基于社会学视角,分析上网带来的农村文化传播渠道的更改、文化活动空间的迁移、文化内容的改变和以上变化引发的村域社会变迁。

1上网对农村文化的多重影响

1.1上网改变了农村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分布结构

外来新文化在村域内传播、扩散的关键性人物是文化传播渠道、文化资源把持者角色,占据了村域“文化中心”位置。因此,传统村域文化往往带有地方精英的解释痕迹。互联网进入农村之前的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如广播、电视第一次在渠道上实现了对村域文化精英的超越,起到了一定的去精英化作用,但作为单向文化传播媒介,其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上不能满足村民对于便利性、多样性的文化需求,技术局限性使其不可能帮助村民彻底摆脱对文化精英的依赖,文化精英的权威地位仍能获得较高合法性,而互联网第一次在技术上为普通村民彻底超越村域文化精英提供了可能。依托海量的网络信息,基于需要的文化提供,即便是地方性、个人化文化需求也能获得及时、合意的回应。还有,上网使村民获取文化资源的渠道更加去中介化,村域内文化资源的扩散不再是经由精英流向村民的模式,文化传播由此改道,传统文化精英被旁落。同时,依托互联网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普通村民也能获得丰富的文化资源,上网改变着农村文化资源的分布结构。

1.2上网推动着农民文化活动由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迁移

如果说广播、电视开启了农民文化活动由公共空间向家庭空间的迁移进程,互联网则进一步把农民引向家庭。究其原因: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从公共文化硬件设施看,已有文化设施规模小、标准低,新建设施滞后。从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来看。一是农村既有的以传统文化为元素的公共文化因缺乏时代感而难以吸引中、青年农民:二是源自政府的输入性公共文化或是突出教化、娱乐缺失,或是供不应求,或是供非所需,被弃之一旁。另一方面,上网进一步使家庭文化内容丰富化。娱乐性增强。村民在家中就可以享受到便利、合意、时尚的精神文化体验。公共文化引力的弱化,家庭文化引力的强化,使农民更愿意留在私人文化空间而疏离了公共文化空间。

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农民网络使用深度增加,如果现实公共文化建设没有根本性改观,农村文化获取家庭化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然,这也不完全意味着村民“脱出”村域现实公共文化活动,网络世界的文化还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的文化活动,如健身活动、祭祀活动、礼俗活动还需要在现实空间进行。还有,上网农民在家庭里获得的文化资源也会从个人、家庭溢出到公共文化空间,形成对村域公共文化资源的回补,促进村域公共文化更新。此外,上网村民可能因能成为网络文化传播者而带来的“成就感”的吸引而乐意进入村域现实公共文化空间。未上网村民也可能因想获得对自己来讲不知道的、新鲜的网络文化信息而被吸引进来,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又可能出现被激活的趋向。

1.3上网推动农村文化内容由一元主导趋向多元共生

从时间维度看,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主要包含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建国后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性文化和改革后输入的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政治性文化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持续的重构,但又和传统儒家文化共享着“单中心”的政治价值观。农村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广播、电视、报纸等现代文化传媒为农村带来了具有多元因素的现代性文化,但是以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大众传媒为载体的文化,未摆脱“单中心”把关者的控制,以及大众传媒由于其传播内容的类似性、连续性、重复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而形成的“意见气候”功能,并未使农村文化走向深度的多元化,农村文化阵地依然在主流政治文化和传统文化共同统摄之下。

农村接人互联网后,由于互联网的无中心技术特性。使官方主流文化传播者几乎失去了对多元网络文化进行过滤的技术可行性。由此未经过主流文化侵染和改造的各种文化在网络世界大行其道。互联网为各种文化下沉到农村,进入农民生活提供了几乎无障碍的通道。网络文化的进入是对农村文化又一次解构的开始,而且,由于网络文化更彻底的多元化,带来的将是更彻底的解构。当然,儒家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性文化也内含于网络文化之中,但与多元文化混杂在一起,既非主流也非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文化并不是对既往农村文化的彻底否定,只是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选择。同时,网络文化在被传播到农村后必然会遭遇既有文化的抵抗,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对于既有文化而言,网络文化只能做到有力冲击而不可能完全替代。只能与其共生而不可能将其遮蔽。因此,更可能的是网络文化将开启农村文化由“一元”主导走向“多元”共生、互构的进程。

2网络文化效应下的农村社会变迁

2.1文化传播渠道的更改引发农村社会关系重构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概括为以个体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但由于不同个体对村域内资源占有状况和控制能力的不平等,村民分化为普通村民和精英,围绕普通村民的“格局”和围绕精英的“格局”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两种格局在村域内不是平面化分布,而是呈层次化分布,位于高层的格局对其下层格局具有控制力。下层格局又往往对高层格局有依附倾向,以此为基础,传统农村的社会关系往往又表现为以某类精英为核心的中心——边缘式结构。村民的社会地位与其资源状况具有一致性。村域文化精英的根基在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或控制优势。资源运用于获取某种利益就具有了资本的属性,与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同样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着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还有,布尔迪厄的研究认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可以相互转化。虽然由文化资本转化为另外两种资本形态将是一个耗费时间的复杂社会运动过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进入农村后,其改变文化传播渠道及文化资源分布结构的直接效应将逐渐显现为调整村域内各种资源在精英与普通村民间的分布状态的间接效应,乃至成为一种持续性的推动村域社会关系结构演变的力量,在其作用下。具有层次化等级结构特征的村域社会关系将走向平面化。

2.2文化活动的空间迁移引发农民认同观念重构

村域公共文化对村民认同感形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首先,非正式制度规范认同。Noah71认为包括行动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在内的各种非正式制度根源于各种文化传统,是文化的衍生之物。并且文化就渗透在各种非制度规范中,对制度的渐进演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公共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于建构村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与国家正式制度相一致的非正式制度规范,并与正式制度衔接和呼应,为其植入农村建构土壤,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其次,公共利益认同。在公共文化活动中,村民获得了话语表达机会,实现不同个体、家庭、群体之间的交流,知晓彼此的偏好、关切、利益及诉求,并形成对村域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认同。第三,归属群体认同。通过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可以满足村民交往、精神和娱乐需要,进而培养对村域群体的归属感。上网带来的村民文化活动家庭化对村域公共文化活动各个作用层面都具有扰动效应。

一是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在于认同,而认同感是在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过程中默化而成。在家中上网使村民参与现实公共文化的机率降低。参与缺乏将影响非制度规范在村域的社会化进程进而导致村民对其认同障碍,甚至会导致非制度规范的缺失。二是对村域公共利益的表达、认同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上网带来的文化活动家庭化会导致村民之间交流减少,村域公共利益表达受到影响。表达的准确性和合法性降低。另一方面,随着村民网络使用的深入,很可能形成如村网站、贴吧、QQ群等形态的网络公共空间,网络文化空间对现实公共文化空间具有部分置换和替代功能,而且网络公共空间更具平等性,在网络公共文化空间,普通村民获得了同等话语权,为无顾虑地进行话语表达提供了可能,这为更真实的村域公共利益表达和形成更真诚的认同创造了条件。三是村民在家中上网导致参与群体性公共文化活动时间减少,意味着村民之间交往机会丧失,进而产生疏离感,彼此情感依赖下降。导致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流失。

2.3文化多元化引发农民价值观念重构

由于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经济能力、操作技巧等因素的差异,不同村民的涉网程度会有所不同,以及不同个体原有观念结构的稳定性差异,村民之间受网络文化的影响程度会有所区别。但基于对人类文化变迁规律的经验认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网络文化的多元性会切割具有相对整体性的传统村域文化,村民渐渐分裂为不同的亚文化群体。每种文化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构成,网络文化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内容的同时。也在分解着原来村域内相对一体化的观念和意义结构。由网络文化导致的观念结构的变化投射到村域现实生活当中,村民会发现在同一件事上与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多了;村干部会发现“刁民”增加了,按着自己意图处理村中公共事务的难度增加,往往需要综合和协调更多的观点和利益表达。网络文化在将村民价值观念导向多元化的同时,又制造着整合性的精神力量,网络文化内涵的现代民主思想、公民责任意识、参与意识会使村民之间找到新的观念契合点,树立起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村域象征,在新的、更具现代性的村域公约下集结。此外,多元观念具有天然的积极因素,可以避免、约束、抵抗倾向性、极端性观念在村域内形成、发展和蔓延,使地方社会趋于理性。

2.4最终引起农民的行动结构重构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嵌人性”(Embedded—ness)理论认为: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的理解。应被重新置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8]。“嵌入性”理论对制度主义是一种补充和修正,它提供的启示是人的社会行动都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并受其约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将影响社会行动结构。此外。人的行动还受观念引导和约束,是观念的表现形式,社会观念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社会行动结构。前文指出了传统农村的社会关系具有以某类精英为核心的中心——边缘式结构特征,在这种社会关系结构统摄下形成的是主导——参与型(或追随型)的行动结构,村民的行动往往对精英有依附性。而网络带来的文化力量与市场赋予的经济力量、村民自治形成的政治力量将共同消解着原来村域内的精英中心结构并赋予了村民自主性行动的知识与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类精英的影响力彻底消融了,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村民认识到村域乃至地方精英不再是满足生活需要的结构要素,不依附于精英就基本可以获得用以满足生存、生活、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资源。当然,理性的村民不依附于精英,一般也不得罪精英,而是采取一种自我满足式、消极化的抵抗。罗伯特·K·默顿[91认为文化目标和制度化的规范共同作用,形成占主导的实践,当然二者不一定具有持续的相关性。市场化的经济制度、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和多元网络文化具有导向的一致性。在此背景下。村民开始寻求个性化生活,随大流式、一体化的行动开始减少,村民行动向度将变得多样化。

3小结

农民上网改变着农村文化资源的稀缺性。推动了文化知识和信息在村民间的扩散,村域文化分布结构趋向平面化。互联网是个人化、家庭化、无中转的文化资源传播渠道,达成了农民文化活动的便利性和独立性。重构着以往农村文化资源输入、接收、扩散的旧逻辑及其所形塑的社会关系。还有,当在家上网变得有吸引力的时候,村民对村域公共文化的需求就会降低,这意味着村民从现实公共文化活动的“脱出”和对公共文化的切割。此外,网络文化以其去中心化、互动化、多元化等特质,解构着具有保守、封闭、依附特征的传统村域文化,并与传统文化共构着新的农村文化图景。最后。互联网带来的农村文化各层面的变化影响着农村的社会关联方式、农民的观念和行动结构。当然,互联网进入农村的时间还很短。普及程度和应用水平还较低,其所代表的技术逻辑力量还远未释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需要持续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湖北农业科学》201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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