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整合力量被不断削弱、农村社区内部分化越来越严重，但实践调研中的发现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经由舆论表达到规范呈现、规范遵守再达到秩序维系的恒常机制会在农村地区较长时期发挥作用。
“除了最忙碌的季节外,我们在每个中国村庄都能见到成群的男人聚集在小庙这样的乡村公共场所,冬天在太阳下,夏天在荫凉里,坐在几根树段上交谈。即使在隆冬时节,他们也会挤在一起,以求温暖和亲密,他们整天地聊呀聊,直到吃饭时才散去。从前、现在和以后的天气状况、集市行情、小道消息,尤其是最新官司的细节,都构成了这类无休无止闲谈的经和纬。”这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描写中国乡村生活时记录下来的一段很为平常的场景。这个场景给我们的直观印象就是:村民经常在闲聊。在我们多年的农村调查当中,也随处可见类似的场景,村民就村庄范围内的人和事会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而形成了村庄的舆论。那么,是否如明恩溥透露出来的意思那样,村民的舆论表达就只是打发时间、漫无目的的闲聊呢?
在对河北省郄家庄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村庄舆论的表达其实有着一定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诉求和社区规范的呈现。其中,社区规范内容包括社会规范,也包括符合当地社区情理的社区规范。规范呈现的内容很多,本文主要呈现郄家庄“过事儿”(当地村民的用语,主要指红白喜事的承办)的规范以及对于男人“样儿”、女人“样儿”的行为期待。
村中“过事儿”的规范
中国是礼仪之邦,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强调“礼”。婚嫁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单关乎当事人的个人幸福,对整个家族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自古以来,结婚就有着众多的“礼”。而在农村地区,结婚办事儿一直保留了很多传统上的礼节。因此,村中某家的嫁娶也会变成村庄的一件大事,具体婚礼的操办自然也成了村民议论的内容。
孙某是村里比较好管闲事、有些小聪明的人,他儿子的婚礼,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天清”。对此,他颇为得意:“现在农村结婚好多天呢,我们家就一天。有的人说我弄的可好了,但只是说好,却不跟着我走,怕人们笑话。我家的过事儿是郄家庄第一个大胆创新的,我就喜欢创新。”
乡土社会一般强调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费孝通曾说过,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现在村中出现了孙某这样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村民们并没有赞赏或肯定这种“创新精神”,而是像孙某自己预期的那样笑话他不懂“礼”。村民们认为孙某打着“节约”的旗号“一天清”,将两天的宴请变成一天;让老人儿退居二线成为顾问,且顾问的待遇也从两盒烟降到一盒烟,这些行为是在图便宜、逃避对帮忙宾客的宴请。因此,他的“创新”在村民看来就等同于自私自利。村民的舆论呈现出农村或至少在郄家庄结婚过事儿的一种礼节和规范。这种包含了评判标准的礼节与规范成为一定社区中农民群体共享的集体意识,也是一种“圈子意识”。在这种“圈子意识”的影响下,循规蹈矩的村民被认为是乡村生活中代表正统和主流文化的人。
对男人“样儿”、女人“样儿”的期待
在村民看来,办事儿得遵循一定的规范,做人也是要有一定“样儿”的。当然,因为性别的差异以及社会对男性、女性在社会角色方面的期待,男人和女人的“样儿”自然是不同的。
史某原是郄家的儿媳妇,很有能力,不仅在村里担任过支书,还算是县城周边有名的企业家。对这样一个成功的女强人,村民是如何评价的呢?“这个人吧,也不错。不过太个人主义,就是太张狂。再怎么说也是个女人,家庭也破裂了。她觉得自己太厉害,特别是当了一年书记,这是最不好的。她当支书时第一天开会,说穷是可耻的。从那会儿就对她反感。”
张某是刘家的儿媳妇,为人很厉害。她公公是退休教师,每月工资有一千多块,她经常因没有分到太多钱与公婆大动干戈,甚至把公公头部打伤。虽然家庭内部的矛盾很难说清,但对于这个人,村民还是有些议论:“要工作没工作,其实都能干,(可)什么也不干。这样的儿媳妇实在太夸张,穿的、吃的要好的,今天非把明天的钱花了。”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孙某的 “创新”精神。虽然大家对他这点不满意,但并不妨碍村里长辈们对他的评价,比如,郄家上院的五叔就曾这么说:“他这属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典型吧。原先他跟着这村二朝他们去做点营生了,后边开始种点花椒树,种点苹果树。盖上了房子,过得挺不赖。他这都是正路。这个人改邪归正了。他这是通过自己劳动创造财富。”
五叔这里提到孙某的“改邪归正”,那么什么是“邪”,什么才是“正”呢?从五叔列举的事例来看,到处晃荡、没个正经营生不算正,而通过辛勤踏实的劳动创造财富,就会以很“正”的形象得到大家的认可。孙某或可被看成男性“样儿”的体现:辛勤踏实、劳动致富。而村民对史某和张某的评价则显示出女性该有的“样儿”:勤劳、朴素、节俭、会持家、温柔善良、为人处事得体、低调等。也许这样的“样儿”按照当前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城市社区标准来看,会显得过于守旧,但这些标准既然在郄家庄这样的农村社区存在并获得大部分人认可,是村庄当中符合社区情理的规范,大家都得接受这样的规范。符合规范的人就会获得舆论的支持,反之,则会被村民“说三道四”。
在当下农村,道德的力量、舆论的谴责成为农村社会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武器。虽然这种谴责未必会直接有效,但是在一个基本上还是“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里,它会将触犯社会及社区规范的人打入村庄“道德分层”的最底层,中国人一贯的“家族主义取向”、“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使大部分村民在乎自己以及家庭和家族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规范的遵守成为大家保住“脸面”、力求摆脱“道德分层”中较低位置的必要条件,由此促进社区秩序的维系。
虽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整合力量被不断削弱、农村社区内部分化越来越严重,但实践调研中的发现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经由舆论表达到规范呈现、规范遵守再达到秩序维系的恒常机制会在农村地区较长时期发挥作用。可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秩序维系机制构成农村社区具有一定实效的治理方式。它不仅将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体现出来,还将具有一定持续性,应得到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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