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
【嘉宾简介】郭于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近期出版有新著《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一、致力于收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农村口述历史
口述史研究的缘起："没有民间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徐书鸣：郭老师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坚持进行田野调查的工作，能否简单介绍下您口述史研究的项目背景？
郭于华：这个项目开始于90年代中后期，当时，孙立平老师在北大，我和沈原老师在社科院，应星那会儿还在读书，另外还有一小帮硕士生、博士生，我们想做一个定位在中国社会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口述历史研究，于是孙老师和我就主持了这样一个项目。当初的设想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找六个村庄，分别收集农民的访谈资料，数年来也一直在致力于这个计划的落实，但实际只开辟了四个村庄，即河北西村、陕北骥村、四川柳平村（现在属于重庆）和东北石湾村。
袁训会：为什么选这几个村庄？只是一个单纯的样本吗？
郭于华：当时是希望能在不同区域选择样本，既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我们最后两个村子是想选在南方，但是力量不足，因为选南方的村子--广东或者是江浙一带--有很多困难，比如方言的问题。而且参与的同学在毕业以后，很多都不在这一领域研究了，人手不够，所以剩下的两个村子没能开辟出来。另外，尽管四个村子的调查都是基于口述史的思路，可是完成的程度却不一样，骥村的调查比较全面，基本覆盖了其二十世纪下半期的历史。其它几个村子的调查方向各有侧重，有的村子"土改"做得比较全面，有的则是"合作化"做得比较多。这个口述史的项目的初衷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若要关注今天的转型，首先需要了解转型前中国社会的状态。很多人都认为转型遭遇到瓶颈，已经转不下去了，甚至有人说改革已死。这就使得转型前--49年到改革开放之间--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更加必要，既包括其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也要关注到它在现实中的运作模式。所以研究当下中国的任何现象，转型问题都避不开，而对转型过程的分析，又需要一个历史的脉络。以前社会学对历史不太关注，当我们现在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回顾过去的历史时，发现当下的历史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只包括官方的历史，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讲述，其中有很多的掩盖、扭曲，甚至编造，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呈现历史。历史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历史一定有问题，一定要被质疑。以往的历史中，无论是官方历史还是学者研究，那些最普通的村民、村妇，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经历和体验是被忽略的。所以当时的我们有一个抱负：希望能够知道这些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说它是回顾也好，追溯也行，我们的目的是要搜集、记录这样一段历史，毕竟没有民间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历史不能只以唯一的方式存在。
其二，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判断，并能在理论上或者学术上探讨，所以我们提出"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对它的界定，需要看其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是什么，需要通过具体的史料和亲历者的讲述，来理解其机制、逻辑，特别要通过一个过程性的研究把它的机制和结构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学术理论上的追求。
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的推进会非常困难，因为搜集历史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理论的总结也不是特别有底，搜集、记录了之后，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论抱负尚是未知，只能从倾听、记录、呈现再到研究分析，逐步推进。这就是我们口述史研究项目的大致背景。
从"领导"到"亲戚"：与村民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
徐书鸣：田野调查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才能融入到农民的生活情境中。您在调查期间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吗？又是怎么解决的？
郭于华：在这方面，我们有跨学科的优势，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就要求研究者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中，从而能够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当然还要求相当长时间的投入和互动，不可能一两次接触就能跟农民熟络起来，让他们相信你，什么事都愿意跟你讲。
徐书鸣：能举个例子吗？
郭于华：比如我们在骥村，第一次去调查的时候，当地人用水还需要挑，因为他们的窑洞都在半山上，要下到山沟里，从那儿的井里挑水，再爬回山上。当时，我们的调查团队有好几个人，房东家的用水量一下增加了很多，他们要挑更多的水才够用。给房东增加负担，我们觉得挺不好的，于是自己去挑水。我只能挑那段平路，因为挑上山，中间不能放，我根本挑不上去，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男生，只能是我挑到山底下，他挑上去，的确是一件挺费劲的事。第二年去调查的时候，他们村子开始有人试着自己家打井，然后埋个深水泵，把水泵到山上去，这样就有自来水了。我们团队的几个人商量后，由我们出钱，房东家出工，在他家山下装土豆的窖里打了口井，当时还请了阴阳先生，因为不知道哪儿能打出水，只能由阴阳先生观测后决定。对此，我们都觉得特别逗，不过好像真撞上了大运，一次就打出水来了，水质还挺好的，然后把深水泵埋下去，又铺了水管。怕冬天水管冻坏，铺管子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要先在他们家窑洞顶的山上修一个水窖，把水抽到山上，再在山上埋下管道，把水送到房东家。实际上，与农民交往不需要你刻意做什么，更多是大家用一种友善、真诚，也相互信任和互惠的方式互动。后来跟村子里的人越来越熟，有些村子里的年轻人想在北京找工作，我们也会帮忙。跟他们的关系变得像亲戚一样。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们是外地人，而且是从北京来的，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上面来的，无论怎么解释说我们就是老师和学生，不是领导，也没用。在慢慢建立信任的过程中，他们的一些民间信仰的活动也会找我们帮忙，比如拜龙王、观音等。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有些顾虑，觉得外面来的人对这些"迷信落后"的东西肯定不支持，有一次，村子里修庙，在重新制作神灵的牌位时，需要有人在牌位上写字，他们村子里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时我跟社科院的罗红光老师在村子里，前党支部书记--他退下来以后就当了庙会的负责人，负责村子里的"社事"--就跑来找我们，特别胆怯地问："你们都是博士，能不能帮我们写字？"我们俩当时异口同声地说："可以"，答应完之后才觉得有问题，我俩都不会书法！我说："那咱赶紧练"，就去找我们房东家里上四年级的小姑娘，跟她借了毛笔、墨汁，在报纸在上练字，一练发现也不行，哪能那么短时间练得出来？后来想了半天办法，最后从笔记本电脑上调出汉鼎隶书的字体，特别漂亮，写牌位最合适。我们就想了好多办法，把它描到木板上，一晚上没睡觉把五个牌位上的字全给描出来了，还不敢让别人看见，只能在屋里偷偷弄。天亮以后，我们把描上字的牌位放在窗台上，太阳刚升起来，老支书就来了，一看特别高兴，说："写得太好了！真不愧是博士。"我们也不敢说是描的。长此以往，他们也知道我们很真诚，愿意跟他们互动互惠、交朋友，交流逐渐就没了障碍，访谈就变成了拉家常。
二、共产主义能否被称为一种文明形态？
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文明"
徐书鸣：您刚才提到了口述史研究的缘起，它是希望提出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新解读，那么"共产主义文明"的分析概念与和现在比较流行的建国史研究相比，其创新之处在哪里？
郭于华：这个概念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刚开始做口述史的时候，我们就多次讨论这个概念，当时我跟孙老师都写过相关文章，认为必须有一个概念能够涵盖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这段历史。有的人把它定义为"共产党文化"或者"党文化"。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范围很狭隘。当然，关于"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会有很多争论，有人说那不是文明，而是野蛮。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厘清：
首先涉及到"文明"的概念。以往对"文明"的理解都是褒义的，强调文明相对于野蛮，认为文明带有启蒙、觉醒的含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就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形式。这不是我们自己定义出来的，埃利亚思的《文明的进程》其实已经这么使用"文明"的概念了。他提到，比如英国人和法国人互相看不起，说对方的行为方式是不文明的，那里的Civilization中的Civil有"礼貌"的含义，有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肯定和骄傲的意思。而我们不妨先不取其褒义的理解。
其次涉及到文明的具体内涵。以往一提文明这个词，我们往往会联想到宏大的物质文明成果（如长城、金字塔）或者是精神文明成果（思想、理论、鸿篇巨制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制度文明，它意味着社会所依赖的组织制度框架，以及在此结构下其具体的运作模式。这当然也是文明的内涵。通常人们容易忽视文明框架下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考、言说和表达，其实这些都与文明有关。
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文明的理解是基于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考察，从基层的视角来理解文明。如果说只做褒义的、宏大的理解，我们就会忽略社会当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共产主义文明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的文化基础、制度安排乃至国民性都不一样。因此用"共产主义文明"这个概念来指代我们所要解析的那段历史，它是成立的，也具有研究的可操作性。我们既然能够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也应该能从普通人的行动与言说中理解文明的逻辑。
"共产主义文明"更具有包容性
徐书鸣："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界定，其思路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很接近，那您是如何处理西化的社会理论概念和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张力？
郭于华：我们恰恰是希望能有所超越，西方的社会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研究提出来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他们面对的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运作方式、缺陷和发展前景。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与资本主义文明不同的另外一种文明，且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回答中国社会最真实、紧迫的问题，它并不是为了对抗西方理论，西方理论自有它的合理性、适用性。既然西方学者可以在研究他们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在研究中国——这个非常有特点的国家——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理论呢？当然可以！不光是我们这么认为，西方学者也觉得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宝库，各种"社会事实"令人眼花缭乱。西方社会已经结构化了，趋于稳定，而且被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则不然，每天都在变化，让研究者目不暇接。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很好的理论构建，进而与西方理论形成学术上的对话、交流，共同推进人类知识的增量。
徐书鸣：首先提出"共产主义文明"的概念，再依靠实证性的研究去构建其理论框架，如此，会不会限制您的学术研究视野？
郭于华：不会，"共产主义文明"并非一个非常严格、固化、完备的概念，我们也没有给它设定很多理论和子概念。老孙、沈原和我在讨论它的时候，说这个概念叫什么都没关系，甚至可以称呼它为鱼，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我的新书里所界定的共产主义文明的"逻辑"，它们都是从实证调查和实证材料中概括出来的。这一概念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它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第二，它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一整套机制、逻辑和权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党文化，相比较而言，它更多元也更具有包容性，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落实于普通人的社会实践。
从"不认同"到"信仰"：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迷人之处
袁训会：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共产主义文明在遭遇中国传统的时候，二者有没有互动？
郭于华：当然有，其实共产主义文明也不能说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因为没法判断它是新还是旧，其中多是新旧理念交杂在一起。它是在共产党建政和巩固政权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思想理念和实践逻辑。这套体制让人着迷之处在于，所谓的"宏伟的社会理想"、"美好的共产主义蓝图"看上去跟农民没有任何关系，且不说农民，即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可能也不认同它，除了少数中共创始人以外，大多数人跟它有什么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套理念根本不可能成功，可是现实当中，它却影响了很多人，那么多人为它去奋斗、牺牲、奉献，如此就值得去研究它怎样动员那么多人，进入了那么多人的内心世界，改变了那么多人的生活、社会关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恰恰是我们所要去了解、分析的。骥村研究的重点就是这套理想或者意识形态，它如何跟农民的生活结合起来，尤其是农民原有的一些观念与它是相互冲突的，但是最后却"接受"了它。当然，农民的接受肯定与共产党一开始的设想有差异，但是也不能说农民完全没受其影响，因为它改变了他们，从生活方式到思想理念，乃至整个农村的社会结构。比如农民的传统理念中有一种大同思想，在历次农民起义当中都会有均贫富的口号。这种传统理念与共产主义理念有某种契合，当然还要配合很多方式让这两种理念结合起来，也就是所谓的权力技术，农民总需要一个信仰，经过权力的手段让共产主义理念强有力地介入农村社会。
袁训会：您刚才提到骥村有很多民间信仰活动，在共产主义运动最盛行的时候，他们还有没有呢？
郭于华：可以说是被迫没有了。因为信仰、偶像、仪式都被共产主义文明的那套机制替代了，比如农民原来信仰龙王、观音，中共说那些都是"封建迷信"，必须打掉，土改消灭了一些，合作化、大跃进时期又不断清剿农村的传统信仰，文革的时候更是把神像、寺庙几乎全部打掉了。这时就需要一个替代物，对革命和领袖的信仰就补了上去。
袁训会：我奶奶是信佛的，在文化大革命最盛行的时候，她还是信仰观世音，但环境不允许，于是她半夜三点多起来，一个人悄悄祭拜。政治运动一过，民间信仰和祭拜还会继续，相较于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共产主义文明可能只是政治运动下的暂时性现象。
郭于华：也不能说是暂时性的，毕竟有很多东西真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比如说原来民间的很多仪式（抬龙王求雨、抽签等），在最极端的时候完全被政治仪式替代了。尽管外在强制消失以后，这些仪式还会再出现，但已经和原来的不完全一样了，它是一个已经被改变了的、融合了不同要素的东西。
三、共产主义中国的文明逻辑
流氓无产者成为农村土改之初的积极分子
徐书鸣：中共对基层农村的渗透，土改是很关键的一环。有材料提及，当时中共去基层土改，土地分完以后，很多农民会悄悄把地还给地主。您怎么理解这种行为？
郭于华：我调查的骥村就有这样的情况，不仅归还土地，连分得的财产都一并还回去。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那些归还土地的农民，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老实、本分的农民，即便身处革命进程中，他还是遵从一些传统理念，调查时我们问他："为什么把土地还回去"?他说："人家有那是人家挣下的"，意为"那不是我的"。在他们的观念中，那些土地财产是财主家靠勤劳、精明一点一滴攒下来的。在骥村，有的地主家有很多窑洞，但窑洞修建的过程却很漫长，比如一年修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个窑，第二年有点钱了再接着修，一个窑洞修下来要花好多年时间。革命来了以后，传统的农村秩序一夜之间被弄得天翻地覆，真正本分的农民是不太能接受的。另外，归还土地还有现实的考虑，比如担心今天分到了土地，但很快又会被要回去。
袁训会：毕竟有钱人在地方还是有势力的。
郭于华：对，一方面农民担心国民党回来，自己就没法在村子里立足了；另一方面，很多地主都是农民所属宗族里的长辈，甚至是族长，作为同宗的血亲，怎么能抢人东西呢？正因为如此，很多村子的土改都遇到了动员的困难。所以土改当中，最积极、最暴力的都是些不正经的人，村民们称他们为"黑皮"、"野鬼"、"混种子"，也就是"杂种"，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属于流氓无产者，也就无所顾忌，他们成了农村土改之初的积极分子。
"耕者有其田"只是一个口号
徐书鸣：关于中共的土改政策，杨奎松指出，在"五四指示"发布，土改启动的时候，中共并没有借此扩兵的意图，因为当时的党内大政策是国共合作。但是您的研究里却多次提到，在基层的文件中，土改与扩兵的指示是被联系在一起的，高层的意图和基层的实践似乎是割裂的。
郭于华：它不是上下层的分裂，土改在不同地方的确差别很大，老区的土改基本是从温和走向暴力，有个渐进的过程；新区则是一下子就推广开来了，土改政策从开始就比较暴力。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上层，它有一个审时度势的考虑，所以还有不同时间段的差别。这也体现了共产主义文明的一个基本逻辑，即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行为方式，为达目的它可以不择手段。在国共合作时期的陕北老区，中共跟乡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它需要在地方生存，乡绅资助的粮食、住房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骥村，毛还向当地的乡绅借过一套《二十四史》，最后也不还了，只补偿了一点小米。当时边区的乡绅李鼎铭参与三三制、提出精兵简政的政策建议，受到中共的高度肯定，但据说最后却吞金自杀。从这里能看出，中共政策多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权宜考虑。抗战的时候它需要统一战线，所以土地政策非常温和，也不太去动地主，土改开始的时候，政策是"减租减息"，"试办征购"、鼓励"献地"，不是强迫性的方式，"五四指示"之后特别是"土地法大纲"公布，政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时势需要哪种政策，它就会用哪种政策。
袁训会：在我老家，1949年中共进城的时候，他们会把当地学了些知识的精英吸纳进体制中。我爷爷当年就很积极，他觉得自己年轻，在这个新生政权中一定会大有作为。然而，当政权稳定下来以后，他们就开始不信任、提防那批精英了，我想，这也是后来不断出现政治运动的一个动因吧。
郭于华：这种事后面是屡次发生。因为中共的政策意图和它所标榜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土改期间，实行"耕者有其田"是最能赢得人心的一个口号，大家都把它当成奋斗目标，可是今天看来，"耕者有其田"并不是目标，它还是战争动员的手段，扩兵，通过这个口号赢取民心，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投入，建政之后则是为了获得民众对新生政权的支持。等到政权稳固、合作化开始之后，那些分给农民的土地就都收回去了。"耕者有其田"与其说是一个目标，不如说只是一个口号或者手段而已。
"妇女解放"的幻象
徐书鸣：女性政策也是如此，中共所谓"解放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妇女解放，还在《婚姻法》的规定上给了女性很大的自由，可以要求无过错离婚。但在合作化以后，女性在集体当中的地位却备受歧视，工分政策上尤为明显。您对中共"妇女解放"的提法有何评价？
郭于华：关于"妇女解放"的命题，我和很多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分歧，他们多认为革命时代的女性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地位又下降了。我非常不同意这种判断。49年之后所谓的"女性解放"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是被解放，解放是自主的过程，自己解放自己，如果是别人赐予的，怎么能说是解放呢？但凡是别人赐予的，他就可以拿回去，而且当时的"妇女解放"连赐予都算不上。土改时期，中共鼓励妇女识字，动员她们参与政治运动，但是这种"参与"只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指标，可以声称妇女被发动起来了。对妇女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合作化。例如合作化之前的骥村，妇女是不下地的，因为传统劳动分工的角色就是这么规定的。每年只有几天，比如播种的时候人手不够,妇女才去帮忙点籽。女性在劳动分工当中有一套自己的劳动任务，比如做饭、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养孩子、做鞋织布等，工作量一点都不少。合作化用一套制度安排强迫女性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宣称这是对妇女劳动力的解放。然而，她们跟男人一起去地里劳动的同时，还要承担传统的家务劳动，她是解放了还是境况恶化了？正如我在书里所写的，集体化时期的妇女忍受着饥饿、疾病、对孩子的忧心等诸般痛苦，却无处寻求帮助。所谓"妇女解放"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幻象。集体化时期的陕西关中平原有很大一片棉花产区，棉花是国家工业化必需的农产品，可是其种植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女性劳动力就被动员起来，她们是被当作工具，哪儿有解放的意义？负担加重的同时，工分政策还很不公平，女性的工分永远低于男性，再能干也没用。合作化时期，骥村人口被分进不同的组，比如农业组，里面全都是种田的好手，大多数女性劳动力都放在基建组，负责修梯田、造平原等重体力的劳动，完全不考虑女性体力相对较弱，而且要生孩子，把她们当成工具一样使，她们所获得的报酬却又很低。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妇女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们不能放弃挣工分，因为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这不就是强制吗？不就变成了国家的奴隶吗？在一个所有人都是奴隶，所有人都没有人权保证的国家，怎么可能有女性的解放？参加工作或者集体劳动就意味着解放？我不这么认为。
徐书鸣：这也反映，当下很多人概念中的"女性解放"还是女性应该跟男性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异。
郭于华：对，男女怎么能一样？男人能替女人的生养小孩吗？那些骥村的女性讲到自己养育孩子的经历，一些母亲因为下地干活不能给孩子喂奶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时，她们会痛苦到泪流满面，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中共如何实现对农村的意识形态渗透？
徐书鸣：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即中共的基层渗透能力非常强，但是作为农民，他对于中共的体制到底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还是出于恐惧而不得不屈从于这个政权？
郭于华：二者都有。首先，推行这套体制需要一个经济基础，也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实际是一种控制，农民的经济命脉被控制住了，脖子被掐住了还有的选择吗？他连退出的自由都没有，正如秦晖老师所说，人民公社不是集体化而是集中营，集中营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退出。骥村的老乡有一个说法叫"强箍"，它很好地描述了这种体制，农业合作化是一个"强箍"的合作化过程。我前些天看了一本小说《玫瑰坝》，讲到大饥荒的时候，有个村子很多人都饿死了，只有一户人家，不仅没挨饿，还有余粮帮助别人，因为这户人家是麻风病，不能跟大家一起劳动、分配。村民就把他们赶到一个山沟里，为他们盖了一个房子，让他们在周边开地种粮自生自灭。由于不跟外界联系，他们家在饥荒的时候有吃有喝，反而活了下来。虽然是小说，但很好地反映了这个体制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强制之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强制和灌输双管齐下，且相互建构，一方面不断被灌输共产主义好的意识，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农民只能接受。这跟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关联：为了让痛苦少一点，就选择顺从，甚至通过更积极地表现获取利益。久而久之，这套规则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徐书鸣：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最早进入体制的那批人，他们更多是出于对体制的恐惧而不得不屈从，但他们在这个体制内生活时间长了以后，甚至是他们的下一代都出生了，他们就会越来越发自内心地信仰这个体制。正如达尔所说，政权存续时间越长，其越具有合法性。
郭于华：的确有很多人像你所说的那样，但它未必具有普遍性。比如"四清"运动，很多干部一直对中共忠心耿耿，但在"四清"中被指责为"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工作队把他整得死去活来，他也会有抱怨。就像骥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当时被逼得差点上吊。从那以后，他就会对这个社会有所反思。虽然他很难清晰地意识到是这个体制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但是只要感到不公，他就会反思。今天让农民去回顾那段历史时，他们也会认为毛主席并非没有错误。因此，我们对于民意不能完全绝望，即使再强大的力量也不能跟民众最正当、最基本的要求永远对抗。
徐书鸣：个人在政治事件当中受到的冲击，从而产生对这个体制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否可以视为计划经济制度解体的动力？
郭于华：应该是动力之一。最根本的动力还是这套体制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农民在其中没有任何积极性，付出120%或者20%的劳动，最后都只能得到应得成果的20%，大家自然就都懈怠了。我们曾多次采访骥村在集体化时期的会计，他说当时许多人都偷拿集体的东西。这件事很值得分析，谁都知道偷窃是不道德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农民会认为偷窃是拿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劳动成果凭什么要上交或者平调到其它地方？既然国家不让他拿，他就偷拿，并不认为是偷窃的行为，因此没有道德负罪感。人民公社制度在当时确实走不下去了，这一点上下都有共识。
四、"共产主义文明"的阴影
农民是否真心怀念毛时代？
徐书鸣：现在很多农民在回顾集体化时期的历史时，有一个矛盾的表述：一方面是集体化时期的农村风气好，大家都有公心，并以此抨击当下的基层腐败；另一方面，那个年代饥饿的记忆也格外深刻，老人也会教导子孙要珍惜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表达？
郭于华：其实不矛盾。那些亲历者在批评当下社会的不公正时，他们会用一些社会主义时期的话语，比如"干部要清廉"；"今天这么多贪官，在毛主席时代早就被枪毙了"，似乎很怀念毛时代。这种回溯、怀念也经常被新左派引证，认为农民更喜欢那个时代。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误导。在骥村调查的时候，我们问农民："你愿不愿意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农民立即回答道："回到那个时代早他妈饿死了"！可见，农民并不是真心怀念那个时代，究其原因，虽然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是源于某种不公正安排，但是其很难将之归结到共产主义文明下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上，农民很难做学理或者制度层面的分析，否则还需要学者干嘛？直接问农民一切就都清楚了。农民自己对那段历史的讲述也能证明我的观点，骥村的农民告诉我们，土地还是那么多土地，人还是那些人，分地以后，当年就能吃饱饭了。他们说："我给自己干，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全凭自己做主"，"一下自由了，可把人畅快美了"，"自由"这个词都不是我们问出来的，而是农民谈及那段历史时，自己情不自禁说出来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徐书鸣：那些集体化时期的亲历者所掌握的话语资源很有限，因此面对当前社会的种种不公时，他们只能运用那些熟稔的毛时代话语。
郭于华：确实如此，经过多年的规训，且不说农民，我们自己在说话的时候也会经常使用毛时代的话语，比如说解放前、解放后，错划右派等，什么是"解放"？难道有没被错划的"右派"？可以看到，我们的语言已经被异化了，因此农民使用官方话语也属正常。但是说到自己生活中的事，他们还是很正常的，还是说这个人是"黑皮"、"野鬼"、"混种子"，所用的都是农民的表达方式。
袁训会：干部是不是受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更深？
郭于华：干部与干部之间也有差异，毕竟很多干部都是没文化的，甚至连字也不认识。他们接受共产党那套话语其实是有些困难的，因而一旦制度的束缚没了，他们自然就回到了自己那套话语模式中了。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老会计，他总是用阴阳五行、星宿天象解释中国历史，比如"帝王将相都是天上的星宿，毛主席不是真正的星宿，他是一个鳖星，蒋介石是一个鱼星，所以蒋介石到海岛上去了，毛主席镇守大陆"。农民有很多自己的言说方式，只不过平常不易被人了解，也不会轻易说。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跟我们说事，老问："你到底想做甚，你为甚老问我们这些事"？我说："我想知道你们的历史，想知道你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问："这有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为什么普通人的历史也重要，"你的历史不仅对你的子孙后代重要，对整个社会也重要"。他们慢慢就明白了，明白以后就特别愿意跟我们"拉话"。那位老会计认为自己是村子里特别有话语权的人，所以总喜欢找我们聊天，有次他对我说："我最信服的就是读书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历史都是读书人写下来的"。你看！他懂历史，也明白历史有分量。他说"读书人厉害"，意思是读书人能够对历史做记录和评价，潜在的意思是虽然统治者厉害，但也得被历史评说。这位老人对历史的理解不比历史学家差。其实农民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要在那种环境中活下来，需要的不仅是生存的能力，更是生存的智慧，农民的智慧让我们自愧不如。这些有智慧的人是能够评说历史的。
基层治理困局的出路何在？
徐书鸣：当下农村缺乏文化整合机制，传统文化在集体化时代已被清理干净，阶级观念在当代又不再适用，造成基层治理困难重重，您认为它的出路在哪里？
郭于华：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仅是农村，整个中国社会其实都是如此。虽然当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一点都没放松，但是它已经彻底破产了，即使宣传它的人也不相信了。也有人想从中国文化传统里找资源，我觉得不太现实。毕竟传统文化的主流理念是跟几千年的帝制匹配的，想从寻找现代政治资源是挺困难的。当然，传统乡村的资源不应被人为废弃，它能在当下发挥作用，但这个过程一定要是地方民众自发的自主的，尤其是传统的社会组织和一些规范，它们对道德、秩序和人际交往规则的强调，都可以和现代民主原则一起运用到乡村治理中。面对当下乡村治理的困境，我觉得可以寄希望于民间社会主体性的再现。一是地方社会的力量，再一个商业文明传统也很重要，比如说温州、广东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商业文化就比较发达，当地人对商业文明的理念有体验、感受，比如合同契约意识。传统文化中的商业文明和地方社会传统都有望孕育出现代政治文明。但是仅有这两者也不够，它们毕竟不是形成于现代社会。例如传统地方社会传统中也有很多宗法规范，在现代社会中就不是很适用，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将这些传统资源与现代社会实践结合到一起，形成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健康力量。
袁训会：可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性很强，很多传统乡村都被遗弃了。
郭于华：对，一些村庄出现文化凋敝状况，甚至整个农村都有凋敝趋势，国家、市场以至于农民自己都放弃了它，除非当地的土地被看中圈占。但土地被看中对农民来说可能又是一场灾难。
徐书鸣：您认为城市化会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出路吗？
郭于华：通常城市化是一条出路，但今天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很大。这种城市化似乎只是城市越来越大，好像摊大饼一样，把北京城从二环摊到了六环，它是城市的"城市化"而不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的土地、农村的资源都被城市吸纳了，唯独不吸纳农民，农民是被当作劳动力而不是人，他可以来城市贡献自己的劳动力，但只有回老家才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障。以前陆学艺先生曾经说："看到农村有棵大树不错，也给搬到城里；大树都城市化了，农民却不被城市容纳"。哪里的城市化是不要农民的？不要农民能实现城市化吗？
徐书鸣：从中共对农民的政策来看，集体化时代的剥夺政策在当代仍然延续了下来，只不过是土地全部征收为集体所有，现在是以卖地的方式压榨农民。
郭于华：很多人说当今中国是后极权社会，对此我们不太同意，我和孙老师、沈老师讨论认为中国不是"后极权"，"后"意味着中国已经不是极权社会了。毋宁说它是"新极权"，"新"在什么地方？即权力通过整合市场要素以全面控制社会。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计划之外的经济生活，也没有私有财产，现在的市场经济却是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把经济命脉完全控制，将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国进民退"的趋势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意味着回到那个全面管制的年代，这不光是老路，还是邪路。
五、"共产主义文明"与"中国特色"之辨
必须破解"中国中心主义"
徐书鸣：您试图用"共产主义文明"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胡鞍钢等人也在试图以"中国特色"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您和他们思路的差别在哪里？
郭于华："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虽然也是想概括出一个模式性的理论，但其前提是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制度安排抱持肯定态度，带有一种迷恋和向往，试图用它战胜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的分析思路则是希望透视这个体制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只有洞悉了这套机制才能对它做出判断。"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有些盲目，但凡冠上"中国特色"标签的就是好的，难道只要跟西方国家不一样的"中国道路"就肯定是好的吗？我们为什么对"共产主义文明"用了解析、洞察的提法？其实就是在研究、解析它，而不是简单地抱住中国传统、中国模式，把它们奉若神明，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优越的。我们总是在强调不能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但执着于"中国中心主义"就具有合理性吗？
徐书鸣：那您的"共产主义文明"能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吗？
郭于华：我们并非强调某种理论的普世性。"共产主义文明"是我们面对的一个迷题，很大程度上是要对其进行解构。社会学的精髓在于其批判力，它不会去歌功颂德、赞美权力。即便政府做得再好，它也要看到这个社会还有什么问题，它是解释性、批判性的。有学者说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应该持一个批判立场，这是需要的，但那不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西方社会中，那是西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的重点是为中国社会诊断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在于它过于西化，总有人觉得自己很特殊，并以此为借口不去承认那些最基本的普适价值。我曾写过两篇文章《普世价值本是常识》和《中国人到底有多特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是作为人类，我们就没那么特殊，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是要认可的，否则一些极端宗教组织搞恐怖主义，是否因为他特殊呢？对此我们是不是也要认可呢？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不是大一统，而是多元共存。怎样才能多元共存？如果每个人都强调自己是独特的，不愿意接受共有的价值规范，如何能共存？如果要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共存，基本的前提是大家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普世价值就是共同游戏规则的文化基础。另外，共同的游戏规则一定是大家共同协商、互相博弈的产物，大家各有妥协、让步，各自放弃一些特殊性，形成一个都能接受的价值共识，这不就是普世价值吗？
既未现代化，何谈解构现代性？
徐书鸣：当下一些"中国模式"的信徒认为，右派学者一方面严厉批判当代中国，另一方面却对西方理论价值观不加辨别的采纳，称呼这是"西奴"的行为，对此您有何回应？
郭于华：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现在很多西方知识分子都有后现代的解构倾向，他们想解构的恰恰是趋同的西方价值观，主张价值观应该更加多元。但是中国社会不一样，它还没有建构起现代性，又何谈去解构？纵使西方学者对现代社会价值观进行解构，但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博爱、人权、法治等，是作为基础存在的，而这些也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比如当代的劳工研究，一些学者将所有问题都推到新自由主义上，他们认为中国劳工是全世界最惨的，而问题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资本全球化，我想先问一句：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哪？中国还没有自由主义，那他们批什么新自由主义？中国劳工问题的症结在于权力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资本全球化固然也有影响，但并非是直接因素，放眼全球，哪个国家的资方能像在中国这样欺负劳工，只有中国！另外，其他国家的工人在被欺负了以后会反抗、罢工，中国工人可以吗？一旦罢工就遭遇政府维稳，这就是中国特色。前段时间，我在民大做了一个讲座："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绝对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工厂。资本的本性是剥削和欺负工人，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权力结构的背景，资本作恶的程度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富士康的那些工人跳楼自杀也不反抗，别人看来很奇怪，如果不满意为什么不辞职？可是辞职了这些年轻人就有出路吗？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前途何在？他们的绝望和自杀并非不能理解。
学者的职责不是歌功颂德
徐书鸣：有学者曾说过，对于国家发展的种种弊病我们要指出，但是对于其发展的成就也要认可，在肯定这些正面功绩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郭于华：对于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肯定，但不必歌功颂德。如今国家的经济生活有很大改善，但进步的原因在哪？有人把它归结为党和政府的赐予，要求百姓感激涕零。这是本末倒置：首先，你是父母养大的，还是党和政府养大的？百姓生活改善是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还是谁的赐予？其次，党和政府又是谁养着的？不是纳税人养着的吗？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从来就没搞清楚谁养活谁的问题，才会出现各种歌功颂德的奇谈怪论。在正常官民关系下，政府出台了一项好的政策，民众需要肯定，但也可以质疑它为什么没有做到更好？整天感恩戴德的民众是公民吗？也许歌功颂德的工作也需要有人做，媒体、文艺、官方宣传机构就足够了，不需要社会学家再加入到歌功颂德的大合唱中，社会学家的职责就是找出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这并不是认为中国前途一片黑暗，而是我们的本分职责要求我们具有批判的意识、反思的精神，找到社会前进的动力和路径，这就足够了。
徐书鸣：现在老有人拿民族主义说事，认为这种对于政府的正面宣传是每个爱国者应该做的。
郭于华：这是误国。民族主义宣传根本不是讨论问题，更谈不上理性的方式，上来就是"汉奸"、"西奴"之类的用词，可近来连官方媒体都开始使用这种词了。它反映了主流媒体下流化的趋势，而效果却适得其反，这种宣传已经无法让人相信了。
袁训会：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老的宣传话语体系过于陈旧，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再相信那一套东西了，更不要说看了。我的理解是，现在想在这一块有所突破，于是就从互联网上发掘资源，可惜的是，他们找到的是王小石、周小平这类拙劣的写手，文章逻辑和事实根本不具说服力，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共识网/2013-09-25）
狭隘经验论视野下的农业集体化诸问题
——兼与郭于华教授商榷
老田（独立学者）
【破土编者按】长期以来，主流舆论常常指责毛时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实现、妇女饱受家务劳动和集体劳动的双重压迫。其中，郭于华教授通过自己在陕北骥村的调查发现，重申了上述结论。然而，左翼历史学者老田则通过自身生活经验和查阅骥村所在的米脂县县志，论证了农业集体化如何有利增强了粮食增产的中介条件，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同时提出，没有准确的数据表明是分田单干导致粮食增产。集体化时代，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因为被“外包”所以实现了妇女参与集体劳动，这绝非意识形态粉饰。所以，无论是从现实经验，还是逻辑论战的角度，全盘否定农业集体化时代的立场和态度，其实是说不通的。
有朋友转来郭于华教授的文章——《农民是否真心怀念集体化时代？》（下文引号内文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文），希望老田以自身的老农民经验为基础，认真阅读并给出评论。反复阅读之后，只能够感叹，郭于华教授竟然选择杨家沟村这样一个最不利于证明单干农业优越性的典型（同时当然也是最有利于论证集体农业有理的典型），来论证单干有理同时否定集体农业。
一、米脂县的粮食到底是怎么增产的——关注粮食增产的中介条件
郭于华教授关于集体农业所下的大多数判断，是基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的口述史工作（郭教授以“陕北骥村”代指）。老田为了了解这个村子的集体农业发展的背景资料，仔细地阅读了《米脂县志》中间的农业和粮食相关章节，以期把握北方农村与老田老家的不同。最后发现，这个县份的农业还真的很有特点，大不同于其他地区：首先是这个县份人少地多，农业长期是广种薄收状况，粮食单产极低，这与全中国其他地区的精耕细作截然有别；其次是这个县干旱少雨，且处于黄土高原沟壑切割地貌，农业条件极差，在毛时代养不活本县的人口，作为一个农业县份竟然长期依赖粮食调入。
米脂县是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而杨家沟村在米脂县恰好属于“东南部轻壤质黄土峁状丘陵区”，农业条件是该县三个农业区划分区中间最差的一个：“该区丘陵起伏，命多梁少，坡陡沟深，沟壑发育，植被稀少，侵蚀严重。海拔1050-1227米，地面相对高差150-200米，15-35。坡地占30.18%，沟壑密度大，每平方公里沟道总长度2.5-3公里，沟壑面积占区内总土地面积的55%。”（《米脂县志》第54页）“老农经验，旧时三五年间坡耕地即冲走一犁深的表土。”在米脂县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间，不提高土地的单产能力，个体农民的努力早已经失去任何前景和可能，据县志记载：“近现代，境内人口不断增长，吃饭问题长期困扰人民。广大农民受传统习惯制约，认为‘不种百响地，难打百石粮。’‘掏个坡坡，多吃个窝窝。’宁愿多垦不愿少种，致使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加剧。”（同上，第154-155页）没有集体组织作为合作努力的中介，农田水利建设就不可能，农民不可能走出传统土地利用的恶性循环。不得不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郭于华教授选择杨家沟村来论证单干增产、集体农业无效的结论，恰好是选择了最不符合需要的坏典型。
老田是长江边上种水稻的农民出身，从自身的“狭隘经验”出发，很愿意相信农民积极性的作用，但是只相信各种最终会影响到农作物生长条件的积极性。对于各种缺乏影响作物生长中介的积极性增产理论，不管理论模式多么完美，老田基于自身的种田经验一概视之为“积极性乌托邦”。
毛泽东对于农业增产的理解，除了坚定地支持集体农业方向之外，各项集体农业与最后增产的中介也是清晰的——这最最集中地体现在他1958年所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间——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个八字宪法很吻合老田的狭隘经验论，对于各种影响到农作物生长的中介条件基本上都涉及到了，水肥土种是农作物生长的直接中介，合理密植涉及到太阳能的光合作用效率提升，而田间管理和工具改革是与人们的有效劳动相关的。非常奇特的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思想是典型的狭隘经验论，却被学界批为乌托邦，相反，学界完全与狭隘经验论割断了一切中介关系的“积极性乌托邦”却被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这个事情老田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想清楚。
老田真心想要相信教授和权威，不过私下里总是无法彻底摆脱狭隘经验论：要是农民的积极性不能够兑现为“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些中介方面的进步，那要通过怎样的“隔山打牛”神功，才能够帮助庄稼生长和增产呢？老实说，这中间的神逻辑老田至今还没有想象出来。
【杨家沟村附近地貌（相约久久卫星地图）：典型的黄土高原切割地貌，靠近坡顶的坡度较缓、修筑有梯田，越靠近沟底则坡度越陡，土地反而无法利用。这与老田所熟悉的南方丘陵地带截然相反，南方丘陵地带通常是坡顶较为陡峭难于利用，坡底较为平整是较高生产性的农田。】
根据老田赞同的毛泽东那个狭隘经验论视野——追寻农作物生长所需中介条件是如何逐步具备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骥村所在的米脂县的粮食增产过程，突出增产中介并不是甩开了“积极性乌托邦”，而是通过观察农业增产的各种不可或缺的中介条件，来了解增产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
粮食增产的诸种因素中间，米脂县农田基本建设所实现的“坡地改梯田”的情况是：
1949年，耕地66.21万亩,98%以上是梁峁地，川水地仅5648亩。农业人口平均占地7.71亩，其中水地不足0.07亩。（老田按：县志资料说，据航测耕地资料推算，这个人均耕地的“统计数”还应该乘以1.5倍）
合作化以后不断兴修水利，打坝修梯田，1959年全县水地增至2.021万亩，沟道填淤坝地0.21万亩，坡地修梯田2.23万亩，耕地条件得到一定改善。1960-1961年大量开荒，耕地增至57.89万亩。
60年代，耕地总数变化不大。但通过持续的农田基建，“三田”面积却逐年上升。1969年耕地57.9万亩，“三田”增至9.9万亩，占耕地的17%。
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80年代的2744项目实施，调动全县农民大规模治山治沟，使农田基本条件大为改善。1980年，耕地54.42万亩，农业人均3.71亩，“三田”26.96万亩，人均水地0.43亩、梯田1.28亩。
新中国成立后，本县水利建设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949-1964年为第一阶段。……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2648亩发展到25321亩。
1969-1975年为第二阶段。……有效灌溉面积达到64896亩。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土地包干到户，水利设施管理一度放松，部分设备遭损害或废置，一些水地起旱，有效灌溉面积为3.72万亩。姬兴庄、牛鼻山水库因淤积而成为淤地坝。
1949-1989年，国家为本县投资水利建设款1200余万元。各乡镇兴建各种水利工程580多项，农民投入劳动力550多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6840万立方米。【《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147页】
《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110页
米脂县这个地区，人均耕地数量超多，广种薄收是普遍现象，农业发展最大的短板是水资源不足，提高单产的关键措施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很少的天然降雨量，而修筑梯田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这主要是依托集体农业的组织，通过密集投入活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来实现的。看一下自然地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很容易与老田的狭隘经验对上号：“梯田改变了坡面的形态。降落在田面上的雨水，大部分渗入土壤，增大了土壤含水量，同时也减少了地表径流量，因为也减少了土壤及田间肥力的流失量。”“梯田的保水保土效益一般都在90%以上。与坡地相比，梯田增产一倍以上。……陕西省50年代以来新修梯田805.5万亩，近1980-1986年的6年间，梯田的粮食总产量达69.99亿公斤，与坡地相比，增产111.6%，其中陕北地区增产160%。”【黄秉维、郑度等《现代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梯田的增产作用，与坡面的保水能力成反比，越是无法自然实现保水的地带，梯田增产的作用就越是显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陕北地区梯田增产的实绩，才冠于陕西全省。而米脂县的粮食增产状况，就与这个方面的成绩紧密相关。
对农业单产提高至关重要的化肥使用情况是：
1955年，米脂开始使用无机肥料(化学肥料)。当时，农民受传统习惯影响，对此缺乏认识，……一下难以推广，全县仅用了2吨。1956年使用26吨，1957年46吨。当时化肥种类有硫酸铵、碳酸铵、硝酸铵、过磷酸钙、磷矿粉等。磷肥系迟效肥料，尤难推广。1958年，本县自制颗粒肥料，为时很短。60年代初引入尿素，推广后增产效果明显，很快被各生产队接受，渐渐争相购用。1973年创办县化肥厂，生产碳酸氢铵，从此县内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1970年全县使用化肥889吨，1978上升到5148吨。70年代后期，农民对磷肥的效用也逐步理解，开始施用。本地土壤富钾缺氮，钾肥施用量不多，1979年用3吨。1979-1985年全县使用各种化肥65870吨，年均9410吨。其80%做底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20%做追肥。本地农民种洋芋时采用“一炮轰”办法，即一次施足有机肥加碳钱的底肥，再不追肥，增产效果明显。一般作物用尿素做追肥。80年代，化学肥料成为农业不可缺少的增产要素，供不应求。
县农技站在城郊乡张家沟村试验，在亩施2500公斤有机肥范围内，每500公斤肥可增产玉米8.5-12.2公斤。每亩施纯氮3-9公斤范围内，每公斤氮素可增产5.5公斤谷子。【《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在良种选育和使用方面，米脂县的情况是：
《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50年代以来，农技部门长期坚持良种引进推广。多次试验，汰劣留优，主要作物品种逐步更新。先后引进选用的粮食、油料、经济作物良种100余个。大约每隔10年改换一批良种，每次改换都增产15%上下，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米脂县终止最多的粮食作物谷子和马铃薯为例：谷子“50年代种的临秋白、干捞饭，亩产25公斤上下。60年代的石炮谷，亩产50公斤。70年的大寨谷，亩产65公斤上下。80年代的汾引1号，亩产92-113公斤。”“马铃薯旧有紫皮洋芋、忻州白等品种，产量不高。50年代以来，陆续引进东北大白洋芋、蒙古黄、沙杂15号、虎头、跃进等。1956年引种的东北大白洋芋，平均亩产400公斤，比紫皮洋芋增产近1倍。1968年引入的沙杂15号，亩产一般为750公斤上下，使用多年。80年代又引入忻革6号、阳春白、东北白等。据1980年调查，沙杂15号、跃进、东北白平均坡地亩产为532公斤、577公斤、597公斤。”【《米脂县志》第130-131页】
综合的增产结果，在农业的产量和产值上升方面，按照年代先后的变化是：
从农业产值看：“产值新中国成立40年来，农业产值曲线上升，在严重自然灾害年份波动较大。1949年农业产值63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1950--1959年平均农业产值779.2万元。其中粮食年均产值583万元、经济作物25.9万元、蔬菜瓜类85.5万元。1960-1969年平均农业产值818.8万元。其中粮食、经济作物、蔬菜瓜类年均产值分别为636.5万元、7.9万元、66.6万元。1970-1979年年平均农业产值1597.8万元。”
从粮食产量看：“1950-1969年的20年中，粮食总产337529吨，年均产量16876.5吨，年均亩产28公斤。通过多年的农田基建，兴修水利以及推广‘两杂两薯’、科学种田方法，加上数年气候条件较好，从70年代起，本县农业生产趋于稳定上升。1970年粮食总产24870吨，平均亩产46公斤;棉花极少，油料16.4吨，亩产16公斤。1972年在特大旱灾情况下，产粮13534吨，平均亩产28公斤。1977年本县粮食产量首次突破‘亿市斤关’，产粮58620吨，平均亩产116公斤。1970--1979年的10年内，全县粮食总产384892吨，超过前20年总产，年均产量38489吨，年均亩产76公斤。”【《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每一个人的认识，都大受其经验的局限，作为职业农民出身的老田，就有着执拗的狭隘经验视野。在南方水稻产区，最高的粮食总产量往往都在分田到户之前达到的，这与北方旱作农业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北方旱作物农业区的最高产量是分田十多年之后才逐步达到的。老田的老家蕲春县在毛时代是后进县，从来都是学习别县而不是被别县学习的，即便是这样，主要的作物最高产量都是在分田之前达到的（蕲春县是1982年秋后实现分田到户、1983年开始单干的），据《蕲春县志》统计的1949-1985年资料，蕲春县四大农作物均在分田之前达到最高产量，水稻最高产量31.526万吨（1979年/1984年）、小麦最高产量3.6万吨（1982年，1981年的越冬作物），油菜籽1.656万吨（1982年，1981年越冬作物）、棉花2730吨（1977年）。（《蕲春县志》第94-95,98-99页）。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南方水稻产区的单产提高速度快于北方，在分田之前的落后县份，单产量和总产量就已经逼近了顶点。通过对比县内化肥的产销量数字，老田发现蕲春农业的落后性体现在：农业增产特别是水稻增产最后是依靠化肥投入巨幅增加来实现的，而不是如大寨那种在前化肥时代通过改进耕作程序就实现了高产的模范单位。蕲春真正实现产量跨越性突破的是三个年份，都直接地与化肥使用量扩大有关：1970-1971年连续两年水稻有20%左右的增产，这是很大的提升，县志显示1970年开始县内化肥购销量突破万吨；另外一个年份是1979年水稻增产13%，前一年县化肥厂完成了大幅度扩产。
老田从不认为毛时代的集体农业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老田一惯认定毛时代的集体农业虽然实现了长时间的增产，初步解决了全国人民温饱的低级目标，却没有能够发挥出最优效益。这只要对比先进典型与全国普遍的情况，就很容易把握到。作为平原地区农业集体的先进代表，河北饶阳县五公村仅仅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前化肥时代的增产潜力挖掘过程；作为山区农业的模范，昔阳县大寨大队也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尽可能地挖掘了增产潜力。按照毛时代的标准，就是粮食单产超过了“纲要”（著名的狭隘经验论者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要求粮食产量分地区分别达到亩产四、五和八百斤的目标）。而米脂县用了差不多25年才解决本县农民的温饱问题，亩产与纲要要求的单产指标还差老远呢，老田的老家蕲春县稍微好一点点，但也是在化肥的帮助之下才实现单产“过纲要”的。以此而论，集体农业的管理绩效，实在是大大的有问题，就全国平均而言，集体农业近三十年也只挖掘出增产潜力的一半左右，而未能发挥出来的增产潜力也不相上下。
二、改开搞年代学界的“拍马屁造反”和政策论证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舟教授，以口述史方式再现了清华大学的文革情况，他发现：文革晚期在清华大学发展出一种新型的造反模式——拍马屁造反，这种造反模式不针对现实问题，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官员以实现政治投机，目的是为了捞取好处。“拍马屁造反的激进主义其实和文革前党员及共青团员（及积极分子）的激进主义更为类似”，“其内涵就是批判老领导，巴结新领导。”【Joel Andreas（安舟）著，纪平平译：《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载《记忆》电子杂志】
在改革年代，中国学界的“拍马屁造反”叙事也大行其道，主要的方法是把从前的成就说成零，把现在的成就说成百分百。这样一来，所有的成就都归于新领导一个人，想必会赢得新领导的好感吧。具体到农业方面，逻辑就是：有且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激发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没有这个积极性农业或者粮食就无法增产，因此，所有的增产都是依靠分田到户实现的。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官方曾经成立过一个正部级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润生总揽其事，专门雇佣学官来论证这个“有且只有依靠积极性才能多打粮食”的结论。杜润生于1981年就提出过这样的诗意说法：“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杜润生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9页）作为意识形态官学机构的主管，他的设想就成为后来很多学官们进行学术论证的努力方向和课题，周其仁和林毅夫两人做出的贡献特别突出。
从杜润生的要求出发，粮食增产需要全部归功于分田到户政策，要完成这个学术课题的论证，需要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分田之前完全不能够增产，二是增产仅仅与分田政策相关。为此，他手下最得力的学官周其仁写了著名的论文《家庭经营的再发现》，林毅夫还写了英语论文试图用博弈论理论进行包装结果失败了。（林毅夫的英文论文，被董晓媛教授批评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林毅夫把这篇英语发表的批评文章译成中文收在自己的文集里，应该算是捏着鼻子认了错。【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编辑《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6页
看看上面这张曲线图，就知道在杜润生手下干活是一件多么苦逼的事情了：这等同于要把自己的学术事业建立在跟事实作对、与统计数据相反的基础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没有办法把从前的增产成绩百分百抹杀，同样，从上图曲线的斜率看，统计数据也没有办法支持这样的结论：只有分田才能够增产，实际上连论证分田可以较快地增产都很难——上图曲线斜率（即增产速度）没有出现过快速变“陡峭”的时间段。所以，官学机构的政策论证写作，只能够甩开统计数字来写，积极性可以多打粮食的论证方式，就这样根据政策论证需要而产生了。问题在于：统计数据老是成为障碍，较为认真和严肃的学者例如林毅夫，只好甩开统计数据去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林毅夫教授以其博学多知，总算是找到一个经济指标，其变化趋势与分田政策具有共时性。老田有一篇很啰嗦的长文《“农村政绩工程”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专门讨论林毅夫教授的论证方法与事实之间的落差，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
杜润生那个官学机构里头学官们遭遇到的论证困难，郭于华教授都同样地遭遇到了，因为是以口述史来作为说话的基础的，所以，林毅夫教授那些闪展腾挪，对于郭教授来说就显得多余了。只要搜集的几句支持“没有个人物质利益的直接相关性”农民言论，郭教授就可以自信满满地发言了。郭教授是这样说的：“农民自己对那段历史的讲述也能证明我的观点，骥村的农民告诉我们，土地还是那么多土地，人还是那些人，分地以后，当年就能吃饱饭了。他们说：‘我给自己干，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全凭自己做主’，‘一下自由了，可把人畅快美了’，‘自由’这个词都不是我们问出来的，而是农民谈及那段历史时，自己情不自禁说出来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农民竟然用如此经典的公知语言说话，真让老田大开眼界了。
一般来说，有且只有学界和官场中间，才存在绝对的否定和肯定态度，比如杜润生肩负重托，才会出课题论证“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他手下的厅局级研究员周其仁林毅夫们，因为饭碗和职责所在，必须要进行响应并见之于言说文章。但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间，自然和人生都是绵绵不断的时间之流，永无中断，绝对的肯定和否定在经验中间是不可能出现的。曹锦清教授在河南访谈农民，他以典型的知识分子方式向农民提问题：是毛主席好还是邓小平好？农民的回答是典型的农民传统答案：都好啊。曹锦清教授是真正的学者，他能够真正地进入反思，最后他发现：改开搞几十年来，政界很多人在锐意改革的旗帜下，抄袭或者引进了N多的西方国家律法和条例，学界发起了好多轮西化学术的旋风，但是，庞大的中国主体群落却按照自己的节凑前进，官学两界越是先锋越是激进，就越是远离大多数，最后就象是“几滴浮油”一样飘在水上。（参阅曹锦清教授名作《黄河边上的中国》）结果当然是很清楚的，今天中国的官学两界既没有能力表达中国的主体群落，也没有能力对之产生良性的介入和影响，呈现这样出一种相互分离的态势：官学两界作为上层越是激进就与底层越是疏远。
曹锦清是真正的学者，基本上不玩或者很少玩理论，所以他在现实中间老是发现陌生人和自己不熟悉的事情。郭于华教授是公知，手握绝对真理，永远不会遇到自己不理解的人和事，到处都遇到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呈现。她在陕北骥村遇到的农民，俨然就是一公知，农民所说的内容，与郭教授自己的理解和要论证的主题完全一致。老实说，老田自己就是职业农民出身，郭教授遇到的这种农民老田一个也没有遇见过，也很难想象出来会用这种方式讲话的农民。应星在评论郭于华教授的文章中间提到一种情况“底层的苦难容易受到精英话语的诱拐”，（应星《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载《社会》2014年第1期）但是，要把一个道地的农民诱拐成为一个正品公知，想必也不是郭教授能够完成的“教育任务”吧，这些言论恐怕只能是“代生民立命”了。
应该说，论证只有分田才能够增产的政治需要早就过去了，今天杜润生手下的著名学官周其仁已经转移战场，力推“农地私有化”了。诡异的是，社会学教授郭于华紧跟上来，用口述史的方式去肯定杜润生的“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不得不说，社会学学者之于经济学，实在是太后知后觉了。
三、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家务劳动必须足够少
老田不喜欢唱什么妇女解放的高调，而且很愿意对郭教授同情农村妇女处境的高尚情怀表现出足够的敬意。但是，作为老农民出身的老田，还是希望根据自身的亲历和经验，来讨论一下：妇女走出家务劳动参加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郭于华教授特别有同情心，她认为集体农业时代妇女地位下降的很厉害，主要的依据是妇女必须在承担家务劳动之外，继续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双份的负担。“例如合作化之前的骥村，妇女是不下地的，因为传统劳动分工的角色就是这么规定的。每年只有几天，比如播种的时候人手不够，妇女才去帮忙点籽。女性在劳动分工当中有一套自己的劳动任务，比如做饭、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养孩子、做鞋织布等，工作量一点都不少。合作化用一套制度安排强迫女性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宣称这是对妇女劳动力的解放。然而，她们跟男人一起去地里劳动的同时，还要承担传统的家务劳动，她是解放了还是境况恶化了？正如我在书里所写的，集体化时期的妇女忍受着饥饿、疾病、对孩子的忧心等诸般痛苦，却无处寻求帮助。”
同情心特别能够感染人，老田一看这个说法就特别愿意相信，而且还格外赞赏郭教授能够同情农村底层民众的高尚情怀。但是，老田在农村长大，恰好经历过家务劳动“外包转型”过程。此前的情况是，农民需要在自己的家庭内部，以家务劳动的方式去解决粮食加工问题，还需要以手工纺线织布的方式去解决穿衣问题，在家庭内部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耗费的时间极多，如果不能够实现这两项家务劳动外包，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肯定很有限。
根据老田的亲身经历，把10斤小麦用石磨磨成面粉，两个人合作干活，起码需要半天时间；把10斤稻谷舂成米，也需要两个人配合并耗费半天。这种老办法舂米磨面，不仅极其费时费力（每加工100斤粮食差不多10个工日），还有额外的损失，100斤稻谷的出米率只有50斤左右，而碾米机的出米率肯定要超过70%，小麦的出粉率也是机器由于人工。1970年代老田那个大队机坊的收费标准是：100斤稻谷0.40元（合0.8个工日值），100斤小麦0.60元（合1.2个工日值）。机器处理100斤稻谷或者小麦只需要几十分钟，加上家庭到机坊的来回距离，半天搞定。考虑年人均300-400斤口粮、一家四口人的话，仅仅粮食加工环节节省的工日数就高达120-160个。
至于一家人穿衣，用手工纺车纺成线再织布，这一套流程下来，每个人口年缝制两套新衣的话，人均耗费工日肯定在15个以上，一家四口的穿衣问题，至少需要60多个工日才行，这还得是很能干的妇女才有的效率。这两项重头家务劳动加上做饭洗衣等日常家务，一个手脚不够利索的妇女，全职工作还未必能够完成得很好。所以，在老田的狭隘经验视野里，粮食加工和纺线织布两方的面家务外包，带来的工日数量上的节约（年节约200-250个工日左右），才是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
从事实层面看，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也不是一个政府政策号召就办得到的，而是把吃饭穿衣两项家务外包之后才实现，此后做饭洗衣等家务，才能够在上工之余完成。1950年代政府就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实际上到1970年代中晚期才大范围实现，最开始阶段只有少量年轻妇女（不需要她承担家务的）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为碾米磨面、纺线织布，这两项家务要占据妇女们绝大部分时间，还得根据传统的分工由妇女们通过家务劳动完成，一个能干的妇女要完成好这两项工作，白天的时间往往是不够的，常常需要加很多夜班才能勉强完成。
等到1970年代前后，碾米磨面的机器逐步普及到农村地区（一般是每个大队都有一个“机坊”，通常装备碾米机、磨面机和饲料粉碎机），农民家庭的家务劳动数量，此后就大大地减少了。米脂县志的资料显示，机器碾米磨面的进度，跟老田老家差不多。
《米脂县志》第113页，【米脂县的生产大队数量变化：从366个（1961年）、382个（1970年）到395个（1980年）《米脂县志》第120页】
差不多也是197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农民基本上不再在家里纺线织布了，生产的棉花交售给商业部门之后通过城市的纺织厂完成，此后成年的农村女性基本上都不会手工纺线和织布了。
在另外的地方，郭教授非常同情农村妇女，说要是不参加劳动没有挣到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因此，她笃定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就是强制：“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妇女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们不能放弃挣工分，因为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这不就是强制吗？不就变成了国家的奴隶吗？”看到这里，除了夸奖郭教授的同情心和措辞勇敢之外，只能够私下里揣测：可能郭教授去骥村的时候根本没有向农民提过这个问题？
根据老田的经验，在集体农业时代，集体分粮食主要不是按照工分数量来分配的，例如老田的老家那个村子就是按照“人七劳三”比例分配的，所谓“人七劳三”是指全部粮食分配中间，百分之七十是按照人口数来分配的，这部分称为口粮，百分之三十是按照工分数来分配的，这一部分称为工分粮。如果一个家庭完全没有劳动力参与生产队的劳动，他们家的口粮一斤都不会少，由此吃粮消费水平就低于村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三十，这是实际中间可能存在的最大样本偏差。这个“人劳比”一般是生产小队社员大会确定的，一个大队之内的各个小队都不同，共同的一点是口粮占绝大部分。老田这些年也走过七八个省份几十个村子，访问所知的情况，与老田的老家相似，像郭教授所说的那样，没有工分就不分粮食的情况，一个也没有发现。查阅《米脂县志》，该县农村粮食分配的情况，与老田的经验是一致的：该县各社队的口粮比例高达60-80%，工分粮比例在20-40%之间。因为粮食分配主要是按照人口多少来分的，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多，他全家的工分数计算的钱款，就不够支付口粮等各种物资所需的价格，因此，年末小队核算的时候，就成为“超支户”；只要有这样的超支户存在，小队里同时就肯定存在“进钱户”——工分值多于他们家从小队里分到的各种物资款。这样，就形成了以生产小队为中介的“进钱户”和“超支户”共存的局面，超支户的地位不影响他们家下一年的分配地位。也就是说，主要按照人口来分配粮食是铁律，不因为是否挣到足够的工分而改变。
一般不吃返销粮的生产队里，进钱户的进钱总数应该等于超支户的总超支数，推测骥村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超支户超支总数多余全部进钱户“进钱”总数，因为这个县份在毛时代长期吃返销粮，如果骥村也如此的话，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全村多数家庭都是超支户——共同欠上级政府的返销粮款。此外，生产队分配粮食方面还有各种照顾，例如一个小孩在上学，那么他就吃“原粮”——即年人均粮食分配的平均数百分之百分给他们家，不再扣出百分之三十做工分粮了（老田就是这样吃原粮从小学一直吃到高中毕业的），妇女生育期间或者社员生病期间也是吃原粮的。另外，哺乳期妇女还有优待，上下午工间各回家给孩子“送奶一次”也是不扣工分的。
四、郭教授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上的“大胆假设”
郭教授特别勇敢的地方在于，通过驰骋她的学术想象力来设置国家与农民的二元对立，把国家想象为一个绝对的剥夺者角色，并由此根本性地决定了农民的行为方式，她举例说：“我们曾多次采访骥村在集体化时期的会计，他说当时许多人都偷拿集体的东西。这件事很值得分析，谁都知道偷窃是不道德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农民会认为偷窃是拿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劳动成果凭什么要上交或者平调到其它地方？既然国家不让他拿，他就偷拿，并不认为是偷窃的行为，因此没有道德负罪感。”
在郭于华教授的口述史写作中间，设立了国家与农民利益的绝对对立关系，说农民的劳动成果上交或者平调去其他地方，而且国家就在骥村的村子里存在还不让农民拿劳动成果回家，结果导致农民偷拿。这样一种国家绝对对立于农民的建构，比之土改时期在村庄内部建构出阶级关系，更不靠谱，想必在学术上遭遇到的困难也更多吧。国家剥夺农民的理论包装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但是，总有些例外的地方这个说法不成立，恰好，米脂县就是这样一个例外地区。不过，虽然不符合事实，郭于华教授这么说，还是说明她对于老百姓的同情心，这是很有道义高度的立场，肯定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的情况。
据县志记载，米脂县在全国是真正的例外，这个县所产粮食不够自持，长期依赖调入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后，收购往往不敷出售。从1953年到1985年的33个年头里，有29个年份调入数大于调出数。面粉、大米供应，主要靠调入。1953年调入70吨，调出35吨。1965年调入17135吨，调出1245吨。1972年调入14305吨，调出255吨。1985年调入1780吨，调出1435吨。1976,1978,1981,1982年调出大于调入，调出数分别为500吨、1305吨、220。吨、1780吨。调入品种，灾年以玉米等杂粮为主，平年以小麦为主；调出品种主要是小米、黄豆、高粱等。”【《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除了粮食调入的实物支持之外，据县志记载，很长时间内上级政府都有资金扶持，“米脂是经济实力很差的山区县。从1953年开始，国家财政对本县实行差额补贴。37年来，上级财政共给本县补助17538.88万元，补助金额是本县财政总收入的6倍多。”（同上，第314页）
郭于华教授还这么说过：“集体化时期的陕西关中平原有很大一片棉花产区，棉花是国家工业化必需的农产品，可是其种植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女性劳动力就被动员起来，她们是被当作工具，哪儿有解放的意义？”
郭教授似乎把国家的工业化，看作是一张“老虎嘴”——肉吃进去了就再也不吐出来，并由此想象出国家与农民的绝对对立。其实，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在整个的工农业生产过程中间还是适用的，棉花收上去之后也是用于纺纱织布用的，不是为了喂肥什么人，最终还会通过商业渠道返回农村和农民手里的。而且与今天中国的农民相比，毛时代农民得到的工业品数量，与全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小一些。根据老田自己的经历，等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就再也没有穿过土布衣服了，我的老母亲再也不用熬夜纺线和织布了。也就是说，根据老田的狭隘经验，工业化的事情跟农民的生活变迁有那么一点点关系，老田亲眼目睹农民是何如逐步地甩掉纺线车的历史过程，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是家务劳动外包，而不是仅仅是与农民无关的“作为剥夺者的国家”的工业化。
不过，在这里还要再一次对郭教授的同情心表示再一次的敬意，她总是那么同情弱势群体，勇敢地批判国家的剥夺，不管事实如何，有的时候还不问事实如何。胡适主张“大胆假设”，还要求“小心求证”，郭教授的情况是只有假设，没有求证，这种情况可能就特别需要道义高度和同情心，对“小心求证”的缺位进行替代和弥补。
从骥村和米脂县的事实层面看，把国家想象为纯粹的剥夺者，郭教授的学术想象力是不成立的。本来对于多数农业县份来说，国家要收税收粮是普遍情况，但在米脂县就恰好反过来了，国家不仅不要粮、不收税，反过来还是一个给予者角色，这在全国当然是例外情况。不管事实怎么样，郭教授的道义立场足够高，光凭这一点就足够支撑她的学术言说了。
五、对于政治投机行为的初步思考
投机行为是人类社会中间的普遍现象，在市场经济中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会引致各种问题。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带来“逆向选择”，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会带来“道德风险”。各种制度和规则的设立，很多就是规约机会主义行为的需要。
在政治场域和官僚组织中间，投机的普遍化也是很常见的。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一书中间指出：由于官员们的职业利益升降受制于上级对他的评价，所以，怎么给上级留下好的印象就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由此激发了普遍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这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在向上的信息传递中间倾向于夸大对自己有利的、缩小或者遮蔽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而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中间，则出现一种选择性地执行或者扩大执行有利于自己的命令同时搁置或者不积极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命令。【（美）唐斯著郭小聪等译《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2-83、86-87页】就这样，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一个自下而上流动的“信息链”和自上而下流动的“命令链”，没有命令链和信息链任何组织都无法做出有效的决策并执行相关决策，但是，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链条，都要受到组织链条中间的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扭曲。
要知道，唐斯完全不熟悉中国，他的书中间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案例，都是基于对美国公私官僚制运作现实的观察所做出,的判断。郭于华教授在官场投机问题上，好像是装傻装天真，假装认定官场百分之百不应该有机会主义行为，然后带着百万分的义愤，向读者提及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间的各种投机分子及其投机行为，并论证说这些投机行为构成了共产主义新文明。郭教授这个学术路数，先是假装天真不知道机会主义行为的普遍性，然后假装激愤表示出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零容忍，把无知和激情结合起来，这也是很经典啊。
在老田看来，机会主义行为的普遍化是一个“常量”，不管是在市场经济还是在官僚制运作中间。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在于个人利益与组织目标（在市场经济中间是与交易对象）的不一致，而制裁机会主义行为所需要的信息搜集和执行惩罚都需要成本，这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完全被发现并惩处。投机分子的投机行为，就这样获得了行为空间。
但是，机会主义行为也是有区别的，系统化的机会主义和那种“遇到机会就捞一把”的境遇性的机会主义之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有进行区别的必要。
投机的境遇化，是一个人在偶然的境遇下找到的投机获取收益的机会，由此产生的投机行为并不具有系统性，哪怕规模很大的投机行为浪潮也是如此。老田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小文《我认为最好的谎言要算“亩产万斤”》，这其实就是分析一种编造谎言而投入成本不高的阶段，这种谎言的出现说明政治投机处于低级阶段，属于投机的境遇化水平。
投机的系统化，会产生多个方面的密切合作，并最终诞生鲁迅先生所说的“瞒和骗的艺术”，这是投机行为的升级版。对于“单干增产”的学术论证，持续了三十多年，从经济学领域蔓延到社会学领域，多个学科的专家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问题和结论的自觉，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证实谎言，这是谎言业已上升到“瞒骗艺术”的高级阶段了。
到了投机高级阶段的时候，基于投机的需要，需要搭配违背常识、经验和科学来生产一套看似有理的说法。更为关键的是，教授们自己想出了一套说法还不行，还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让这套说法更容易兑现为职业利益——利于获得正式发表或者出版的机会、发表之后还在相应的学术体制中间通过评审作为学术成果被肯定下来，所以，投机高级阶段不完全是个人的境遇性选择——发现一个好机会并抓住它，而是发现了一个最优的投入产出比并主动参与进去。
在郭于华教授的学术努力中间，利用骥村二发子那样的低级投机分子的表现，作为学术支撑点，去构建高级投机阶段“投机系统化”所需要的瞒骗艺术，本文不拟多加涉及，仅仅指出一点：二发子那样的投机分子正好是郭教授的最爱，她把二发子一类人进行了政治上的提升，说他们代表的是共产主义文明模式及其内在的运动动力机制。在郭教授看来，没有二发子就没有共产主义文明本身，二发子等人在郭教授的笔下创造了新文明。
本文着力分析的主题是黄土沟壑区的农业增产话题，对于这一点，郭于华教授说：“在骥村调查的时候，我们问农民：‘你愿不愿意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农民立即回答道：‘回到那个时代早他妈饿死了！’可见，农民并不是真心怀念那个时代，究其原因，虽然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是源于某种不公正安排，但是其很难将之归结到共产主义文明下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上，农民很难做学理或者制度层面的分析，否则还需要学者干嘛？直接问农民一切就都清楚了。”
郭于华教授虽然借着农民之口，去肯定或者否定特定的制度实践，但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要彻底抹杀和掩盖一些重要事实，显然超出了郭教授自身的能力。老田查阅县志资料，发现米脂县在1981年开始大范围采取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还在集体农业的范围内），1982年秋后分地到户，1983年开始农民的单干，如果郭教授没有说假话的话，显然，米脂县应该是1983年这一年实现产量暴增并解决吃饭问题的。但是统计资料显示的恰好相反：“1977-1982年，连续6年总产突破亿市斤，农业人口年平均占有粮超过400公斤，全县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5页】
在分田早期，杜润生要自己的手下们去论证“联产联住心、一季大翻身”，在事实和统计数据面前，遇到难于克服的诸多困难。杜润生手下诸学官遭遇到的各种困难，郭于华教授一个不少都遭遇到了，囿于米脂县的实际农业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郭教授的困难甚至更为严重，这与她选择最不利的典型杨家沟村有着直接的关系。
郭教授选择的典型，对自己所需结论的不利程度，达到了什么程度呢？看一下实地调查数据就知道了：“据《黄土高原上的明星—高西沟》一书记载，该村庙梁山坡地原来亩产25公斤多，修成梯田后，1960年亩产为100公斤;1974年实现水利化后亩产上升为275公斤;1975年又兴修为人造小平原，亩产为400公斤，1977年突破500公斤，比未治理前提高20倍。1977年，高西沟村只耕种过去三分之一的土地，生产粮食相当于过去的5倍。1985-1986年，对艾好湾、对岔、井家畔部分‘三田’抽测，同类作物(谷子、洋芋、高粱或玉米)的平均亩产:梯田为179.5公斤，比坡地增产68.4公斤，增长61.6%;坝地为312.5公斤，比坡地增产201.5公斤，增长181.5%;水地452公斤，比坡地增产363公斤，增长408%。另据1989年全县淤地坝普查，坝地平均亩产193公斤，比坡地平均亩产45公斤高3.2倍。”【转引自《米脂县志》第164页】当然，假如郭教授能够证明单干农民比集体组织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那在逻辑上就完美了。事实上，要做这样的论证确实很困难，郭教授也没有去做。
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H·珀金斯倒是做了相关的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印度的社区发展规划和世界性的农村工程项目中间，想要调动过剩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去变丘地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修建灌溉系统和道路之类的基础设施，结果这些项目有许多完全失败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国际救援机构的大量资助之后才得以存在。而中国农村工程的成功，原因在于绝大部分农业用地中间都废除了私有制，而农业合作社和后来公社的建立，又使得劳动与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因为私有制下修筑渠道，主要的受益者是土地临近渠道的人，无地的劳动者和佃农完全认识不到土地生产力提高有什么价值，如果土地离渠道很远，生产力提高也往往被更高的费用所抵消，因此要动员剩余劳动力远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土地公有制和公社中间，即便一条水渠仅仅使1/4的土地增产，村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劳动取得数量不同的工分，增加的产量归全村人所有，增加的部分也有按照各人的工分进行分配。正是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动员工作才比较成功。【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41－542页】非常有趣的是，在米脂县，珀金斯说列举的两种情况都出现过，分田之后的1985-1988年4年间，为了改变米脂县严重水土流失的局面，只能够转而依赖巨额的外部资金输入支撑实施2744工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为这项试验提供无偿援助——小麦45640吨、牛肉干20吨、汤料粉50吨(总值1127.6206万美元)；中国政府投入配套资金517.36万美元。”（《米脂县志》第161页）
在巨额资金投入的背后，是极为尴尬的事实：米脂县最具有增产潜力的水地，反而从分田之前1980年的6.25万亩，下降为1985年的3.67万亩，在1985-1989年高达1645万美元的巨额资金输血的情况下，没有多大改善，也仅仅增加了514亩水地。至于水地大幅度衰退的原因，在于集体瓦解之后，农民无法有效合作分摊抽水费用，仅仅“小高抽”闲置和破坏一项，就损失了2万多亩的灌溉面积：“70年代，全县兴起建设小型高扬程抽水站(简称小高抽)热潮，许多村庄购置抽水机械，修机房，安管道，引水上山，浇灌梯田台田，抗旱保苗。全县先后建864处。1979年装机最多，达到9230马力，有效灌溉面积达到37489亩。高西沟、对岔、五儿（土瓜）、常石畔、高庙山、君家沟、柳家（土瓜）等许多村庄不同程度受益。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投资能力低，水利管理未赶上形势发展，许多小高抽闲置或遭到破坏，失去灌溉效用。至1989年保留514处，其中以柴油机作动力的309处，固定站40个，总装机4221千瓦/336台，有效灌溉面积5000亩;电动机抽水205处，固定站161个，总装机8308千瓦/296台，有效灌溉面积12300亩。艾好湾、勃牛湾、李家坪、七里庙、麻山、胡塌、李兴庄等村抽水灌溉利用较好。”（同上，第151页）艾好湾等小高抽的保留，倒是得益于集体时代先进村落内部成长起来的领导集体，这些干部能够得到村民的信任，在集体瓦解之后这些人的威信还能够维持住最小化的农民合作——以干部的残留威信去抑制合作中间的“搭便车”难题，不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老一代农村干部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小高抽的闲置和衰败肯定会随着时间流失而进一步扩大。
事实是如此严酷，无法证成郭教授需要的结论，这就需要扩展自己的想象力来填补，学术的逻辑和推理有着固定的规则和底线，常常让有抱负的公知也感到难于发挥，这样，借助文学的想象力去讲一个看上去合理的故事，就是值得借鉴的路子。在郭教授那里，文学的想象力与学术想象力是相互穿插的，不需要截然分开，学术论证有时候在事实面前会感到心劳日拙，讲个故事然后说这个故事如何可信和合理，也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郭教授的优点在于：两手抓两手都抓得紧，一方面讲故事，一方面驰骋学术想象力，两方面相互补充。
郭教授的文学想象力是这个样子的：“我前些天看了一本小说《玫瑰坝》，讲到大饥荒的时候，有个村子很多人都饿死了，只有一户人家，不仅没挨饿，还有余粮帮助别人，因为这户人家是麻风病，不能跟大家一起劳动、分配。村民就把他们赶到一个山沟里，为他们盖了一个房子，让他们在周边开地种粮自生自灭。由于不跟外界联系，他们家在饥荒的时候有吃有喝，反而活了下来。虽然是小说，但很好地反映了这个体制给农民带来的灾难。”
郭教授的学术想象力也很有代表性：“最根本的动力还是这套体制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农民在其中没有任何积极性，付出120%或者20%的劳动，最后都只能得到应得成果的20%，大家自然就都懈怠了。”
郭教授把文学想象力和学术想象力交叉起来运用，核心逻辑则相当一致，完全符合老田界定“积极性乌托邦”。要证成“积极性乌托邦”其实也不难，只需要把增产的中介讲清楚就行了：农民的积极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最后兑现为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各种条件的？具体地说，就是要说一说农民的积极性如何影响了对农作物生长有直接关系的水肥土种等项变化的。在陕北的米脂县，最主要的农业生产限制是水的利用问题，假如郭教授说明了单干如何有利于利用当地最稀缺的水资源，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人。
与自己的职业农民经历相关，老田基本上不太相信缺乏中介作用的单干增产神话。一个人或者基于狭隘经验论，或者只信服“积极性乌托邦”，这种巨大的认识论区别，会导致两种不同相互对照的偏见。就如同郭于华教授因为服膺于“积极性乌托邦”从而喜欢小说《玫瑰坝》所设计的情节一样，老田比较信服的是单干不可能增产的案例。2009年年初，老田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几位研究员一起，去饶阳县五公村调查，听当地老人说过一个特别有独立性格的农民家庭的真实故事：五公村附近有一个曹庄，有一家老贫农坚决不参加合作化，干部上门多次劝说无效，一家人顽强地把单干进行到底：从土改一直单干到1980年代分田分地时期；这一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姑娘，结果是三个儿子都没有说上媳妇，两个姑娘倒是嫁出去了。当地农民对于这一家人的看法是：是个爱占小便宜的落后分子，自家不参加集体水利建设，却厚着脸皮借用集体的机井浇地。生产成果方面，与郭教授喜欢的小说设计的情节也完全相反，这一家的单产和人均收入水平都不咋的，囿于传统耕作经验和种子退化（也就是说这一家人外在于全部的增产中介改良过程，拒绝或者缺乏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的条件），生产达不到曹庄集体的平均线。结果，这一家虽然有着郭教授所喜欢的高度自由，也没有当国家的奴隶，更没有进过秦晖教授所说的集中营，他们家在姑娘嫁出去之后人均耕地也超出本村平均水平一倍以上（这一家在土改分地之后人口只下降无增长，同期农村人口差不多增长了一倍），但硬是一个媳妇也没有吸引到。当地人说到这里叹息一声：就这样绝了后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破土网/2015-12-17）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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