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电商扶贫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就在2014年,汪向东先生还在为电商扶贫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苦口婆心式的阐述。但到了2015年,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了,随着国务院扶贫办把电商扶贫列入扶贫十大工程,并在陇南开展试点以来,电商扶贫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的共识,并在以实际行动加速推进。
一、当前的电商扶贫实践情况及其特点
最早的电商扶贫实践可以追溯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灾后重建,阿里巴巴通过在青川县扶持赵海伶等青年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出售当地农产品,在促进灾后重建的同时,已经实现了部分扶贫的目标。此后,在河南太行山贫困区,出现了杜千里这样的通过电商致富成才并带动当地特色产品开发的典型。到2012年以后,随着农产品电商的爆发,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出现了赵海伶、杜千里式的人物,一些企业、政府也积极介入,终于形成了今天的电商扶贫洪流。
(一)政府推动下的电商扶贫实践
在敏锐地发现电商推动了农村人才回流、促进当地特色产品销售等新的扶贫道路后,一些县开始探索用电商的工具推进扶贫,并取得了实际成效。
扶持草根创业的“成县模式”。甘肃成县所处的陇南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电商为当地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带来新的路径。从2013年起,在成县县委书记李祥的“一把手”推动下,以罕见的政府微博方阵为先导,以核桃这一当地特色产品为突破口,以返乡创业青年、大学生村官等为主力,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产品电商运动,成功实现“一个核桃”的逆袭。随后,政府顺势而为,推出了“六位一体”的工作措施,通过与平台合作、新媒体推广等途径,让成县电商从核桃逐渐延伸到多个农特产品,电商经济初具规模。成县实践带来的启示是:当电商的工具与青年这一“大众创业”的主体相结合时,只要有适当的政府推动,就能迅速暴发出生机活力。
通过服务商系统推进的“通榆模式”。地处吉林黑土地的通榆县,在发展电商时,面临无人懂、无人干、无路径的尴尬现状。为了找到系统推进的突破口,通榆引入杭州常春藤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注册“云飞鹤舞”公司,承担起电商规划、人才培养、产品打造、平台对接、政策研究等综合电商服务职能,而政府则配套做好资金项目落实和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在短期内实现了破局。其启示在于,贫困地区面临的思维、人才、资源等制约,如果自身难以打破的话,靠引进外力来系统推进,也是可行的思路。
优势资源互联网化的“元阳模式”。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井然哲在云南元阳的挂职副县长经历,让元阳这片美丽的地方有了一场与互联网的热切拥抱。通过对当地梯田、古村落、丹霞地貌、民俗文化等优势资源的系统开发,综合运用农产品电商、众筹、旅游电商等工具,让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旅游人数大幅度增加,特色产品上线加速,当地的百姓与产业均受益良多。元阳的启示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贫困地区的追赶现代化步伐空前加速,带给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更多可能。
(二)电商巨头参与的企业电商扶贫实践
电商向农村的渗透催生了新的电商蓝海市场,广大贫困地区像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样,是电商的重要宝藏。各大电商巨头下乡的过程,也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
从输出平台到构建生态的阿里巴巴。平台是阿里巴巴的固有基因,通过阿里平台,客观上为农特资源开发、人才培养提供了宽阔的路径。据报道,阿里平台上销售农产品的“新农人”群体已过百万,相当一部分来自贫困地区。但阿里巴巴对此并不满足,从2014年10月启动农村综合战略计划,提出了打造农村电商生态的新使命,不仅活跃电商交易,还要培养人才,而且渗透农村金融工具,形成涵盖农村生产生活多方面的生态系统。从整个推进状况看,虽然带有明显的“重资产”模式,投入较大,费力较多,但一年时间已经在27个省启动,覆盖300个县,相当一部分是贫困县。
从电商进村到“三F”战略综合应用的京东。在进村入户方面,京东相当积极,早在2014年春天就开通了农资下乡直通车。但迟至2014年11月,在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计划之后,京东才急忙抛出“千县燎原”方案,核心是在1000个县设立京东帮,在500个县建立县级服务中心,招募京东推广员10万人。不过,其推进速度相当迅速,到2015年9月,上述目标基本实现。由于京东是自营平台,其农村电商的推进相较于阿里巴巴属于“轻资产”,也带有明显的“卖货”思维。为了弥补这一战略上的单薄,经由刘强东提出的“3F”战略最终形成京东农村新战略,即把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和农村金融一并解决。在农产品进城方面,于四川仁寿策划了“枇杷行”活动,京东集采后再用京东的平台物流优势卖出,为贫困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出去探索出一条“电商扶贫”新路。
把线上线下进行充分结合的苏宁。苏宁是由线下企业转入线上的,“O2O”是其鲜明的旗帜。在农村战略方面,初期提出了建设1万个乡镇苏宁易购服务站的设想。随着实践的深入,其农村战略日益丰满,即在将线上线下优势综合发挥上做文章,并于2015年“国际扶贫日”来临之际,正式启动“双百示范工程”,为100个贫困县建设苏宁易购服务站的同时,在苏宁易购平台上开设县级馆,进而设想为一个村推广一个优势产品。这确实是一条符合苏宁实际,也为贫困地区需要的电商扶贫新战略,效果值得期待。
二、当前电商扶贫的问题与推进建议
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天生完美,一定是伴随实践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电商扶贫同样如此。
(一)电商扶贫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从企业的实践看,企业的目标与政府的、农民的目标还需要契合。各大平台的电商扶贫实践,不管战略如何宏大、完备,但在实际中目前仍然集中在“工业品下乡”上,卖到农村的多,而帮农村卖出去的少。当然,这不能简单地从道德层面批判,而是要看到现实的原因,因为工业品下乡的产品是标准的、营销是成熟的、农民是需要的、困难也是比较容易克服的,而农产品进城明显要困难得多,表面是卖的问题,背后是整个产业链的“跑风漏水”,单靠电商企业,短期内根本无法突破。
从政府的实践看,电商扶贫的经营如何与新时期扶贫的精准要求契合还需要探讨。目前已经实践的县域电商扶贫,叫作农村电商或县域电商实践更准确些,如何实现中央提出的“到人到户”还有距离,在激活农村电子商务市场方面成效明显,而在贫困地区特色资源开发方面做得还比较少,通过电商深度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转型也缺乏系统性方案。
(二)进一步推动电商扶贫要放宽视野
在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电商国八条”中明确要求电商要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要成为“四化同步”的关键性因素。与这一要求相比,目前的电商扶贫,显然格局太小,程度太浅。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拓宽电商扶贫的视野,从更宽广的层次去推进。
首先,要提升电商扶贫在贫困地区的战略定位。将之作为系统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真正将电商作为发展新动力、新基础设施、新常态下的新型经济业态来深刻思谋;不是作为一个单项工作、单一工程来推进,而是作为重要战略、中心工作,增强谋划的科学性、系统性。
其次,要在打造电商扶贫生态上下功夫。即使马云亲自上手,但青川的电商帮扶计划仅仅是出现了赵海伶等创业英雄,并没有催生出一个电商扶贫的“青川模式”来。电商扶贫一旦启动,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多部门协调,多领域联动,多要素聚集,形成完备的生态系统,包括“一把手”推动、大量项目资金的推动、优势资源的系统开发、电商主体的培育、电商服务体系的建设等,要有“打大仗、打硬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再次,在激发农民群众创造力上下功夫,长期的宣传报道,让我们对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产生了偏差性的认识,长期的单向扶助、公益补助,并没有让当地群众成为真正的脱贫主动者。阿里巴巴把农村淘宝模式迅速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激发农村青年的创业激情,使其成为村淘事业的合伙人,而还是简单依托现有门店形成兼业经营,那么真实的运营成效是差强人意的。所以,无论是电商扶贫中的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要认认真真地走群众路线,细心听取当地群众的真实想法、主要诉求,在把他们变成电商扶贫的主力军上下功夫。只要贫困地区的农民主动参与到电商扶贫,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大踏步前进。
最后,需要对扶贫政策进行改革。电商提出了政府服务的若干新命题,好多按原有思路是解决不了的。目前的电商扶贫,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工程,而是在实际上跨越了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三大领域,明显具有综合性。所以,扶贫政策也要相应调整,比如到户到人的政策如何体现在电商领域,再比如电商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能否纳入扶贫项目范畴,而一些专项资金能不能补贴给电商平台与服务商,还有电商人才培养、产业链整合等新领域,需要研究以什么名义、用什么项目来支持等等。
总之,电商扶贫已经开启了扶贫的又一个新路径,期间的亮点与困难同在,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事物,也是一个亟待加强研究的新课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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