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
农民理性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是来自于经典文献，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由于中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记录和提供国家治理的学说，来自于下层的农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没有较多见诸于经典文献。相对文化经典而言，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持久。本文所说的农民理性主要便是农民通过自身及其前辈的活动经验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更多见诸于谚语等常用话语之中。为此，本文将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迹”的。
(一)勤劳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它是农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这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受大自然支配，是自然环境的依附者。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两大生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劳动。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有所劳才有所得，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劳动不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的一项“天职”。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更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积累财富。而中国的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与农奴不同，能够将劳动与收入联系起来，有劳动积极性。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群体，没有劳动时间限制和劳动条件要求。“勤扒苦做”、“起早贪黑”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行为；“休息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懒耍滑”更为农民所鄙视。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韦伯也认为：“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还有人则将中国人视为“勤劳的蚂蚁”。
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勤劳难以致富。首先是自然条件限制。农业生产受自然约束，其收获受季节的限制，劳动产品的增长是有限的。直至改革开放前，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由于没有化肥，农民只有通过不断松土，增加劳动投入，以获得多一点点，甚至微不足道的产品。这种劳动投入愈来愈多，收益却不能相应增长，甚至为负收益的现象，在黄宗智看来属于“经济内卷化”。其次，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产品总量难以增长。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土地平均占有至多也只能是勉强度日。如果要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必然要占有更多的土地，由此就会造成土地兼并，即利己必损人。当土地兼并严重，就会产生战乱，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将富人变穷，即“富不出三代”。所以，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贫穷而平均的社会，勤劳并不能致富，勤劳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表现为“勤劳的贫穷”，或者说是“有效率的贫穷”。
进入工商业社会，勤劳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工商业社会的生产可以超自然约束，财富增长总量是无限的。人可以更多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扩大需求并不断满足扩大了的需求，从而达致“勤劳革命”。由于产品总量增长的空间增大，人们有可能在本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使他人的财富并不减少。在工商业时代，资本收益的同时，也能使劳动的绝对收益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并不一定要以暴力战乱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财富的积累有了可能。但在一个成熟的工商业社会，财富积累速度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工商业社会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社会，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加以各种约束，如“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工作制”、“未成年人劳动保护制”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或者说工业劳动理性的建构。而这种现代性意味着生产成果的时间受到限制，或者需要支付愈来愈多的社会成本。
对于刚进入工商业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主观上并不知晓这些现代性，而仍然用他们千百年形成的勤劳习惯行事。这种农民式的勤劳可以在工商业社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最有活力或者说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世界新华人经济、沿海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三大经济体的主体都是农民。他们的劳动时间在世界上是较长的，他们的劳动条件在世界上的要求是较低的。由此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商品，并占领世界市场，形成了对成熟工商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开厂经商不讲规则，没有时间和条件限制。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在农民劳动心理习惯中，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意识的。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的员工主体是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制造加工业等初级产业，普遍采用的是做多少得多少的计件工资制，而不是通行的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表现比较直观，管理简单。计件工资制与农业劳动报酬相类似，也是做多少得多少。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劳动者会自动投入更多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在工商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多投入劳动时间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所以，在新兴企业里并没有因为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而出现员工“闹事”，“闹事”的主要原因是付出了劳动而没有获得收入。相反，在相当多的农民工看来，有事做，能够加班，就可以有更多收获。在一双具有“现代性”的眼睛看来，农民工做的是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但在农民工看来则是“自由选择”：一则可以比农业生产有更多收获，近20年农民普遍盖了新房，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打工。农民现金收入中，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比例不断上升，已远远超出农业劳动收入。农民事实上早已开始自我的“以工补农”。沈红等人的实地调查说明“二元经济中劳动力的再配置..产生了‘双重效益’，一方面曾经属于剩余或者说不尽其用的劳动力现在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另一方面仍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和平均产品也相应获得了增加，其结果农户总体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对传统部门通过现代部门获益给予了精当的评价，认为：“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挣钱并给家里汇款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二则农民刚进入工商业领域时并没有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意识和要求，挣钱或者通过劳动挣到更多的钱是最高目的，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尽管他们在外务工辛苦，但当他们一年一度回到家乡能够带回在家乡不可能获得的收入，他们内心会油然生起自豪感和满足感。中国能在短短20多年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不知疲倦的农民工这样一群“勤劳的蚂蚁”。是勤劳而不是技术扩张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农民的勤劳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致富空间形成“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勤俭
生产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农民理性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勤俭，即努力节约，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收益有限，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有丰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早期西方商业社会，为了积累财富，将节俭作为重要的生活理念。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只是这种节俭理念后来为日益扩张的社会消费主义所淹没。成熟的工商业社会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一方面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另一方面，消费欲望也迅速扩张。因此，在工商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今天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可能比一百多年前的皇帝还要好。但是，在成熟的工商业社会，经济是波动的，而且呈周期性波动。人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特别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超前过上好日子，但却难以应对危机。因为，人们的需求是刚性的，即“由奢入俭难”。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比较健全，促使人们愿意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加上各种营利机构以各种方式诱导、鼓励、刺激人们消费。这使得人们超出自己的能力，甚至超出自己的必要需求消费。由此就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能力与欲望的脱节。发达国家近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与国民的超前消费不无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农民的节俭理性继续发挥着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在进入工商业社会初期，尚没有建立起成本很高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保障。他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正常生活的保障，将消费限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量入为主、适度消费、储蓄优先、防范风险仍然是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则。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民众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拉动消费，但民众仍然十分谨慎地消费。将资金投入再生产，以钱生钱，或者更多地储蓄以应对不测，仍然是民众的主要选择。与“高工资、高消费、低储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则表现为“低工资、中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类型。
节俭理性在经济波动剧烈的今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的滚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由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进入到一个资本剩余的国家，国家“不差钱”。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使国家和民众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只能利用历史遗留的金融垄断地位和成本高昂的保障体系来度日，中国则可以充分利用高储蓄而从容应对。
(三)算计
一般认为，商人是精于算计的。在韦伯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就在于算计。其实，农民也是会算计的。由于资源和财富有限，使农民不能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以满足自己和整个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但是，与商人的算计不同，在农业社会，农民的算计是缺乏交换的算计，是如何对仅有的“存量财富”进行精打细算的算计，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种“过日子经济”。这种理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平安度日，难以致富。
在西方国家，随着工商业社会的成长，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以交换生钱的商人算计发挥到极致，资本形式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换，进一步向金融资本扩展。金融资本追逐的是以钱赚钱，以小钱赚大钱，短时间获得暴利。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居世界金融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其金融优势地位，过度发行货币，造成金融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出现一个个“经济泡沫”，也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赚钱空间。正当西方商人理性醉心于“以钱生钱”之时，中国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参与到世界经济过程中。而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他们不在乎赚哪些钱，只在乎有没有钱赚。只要赚钱，做什么都行。中国出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虽然利润薄，但保证有钱赚。因为，人们可以不坐飞机，不开奔驰汽车，但不可以不穿衣或家用。中国民营经济，或者说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商业经济的崛起，主要背景是原有国有计划经济体系不完善、缺乏活力，出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需求，而民营经济满足了这一需要。即便是有极其微薄的利润，农民商人也会做。这种算计已超出了“过日子经济”的限制，财富效应大大扩展。当民营经济走向世界之后，获得的赚钱空间更大。它们所经营的日常生活用品是发达国家不屑于制造和经营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进入世界市场的。在农民出身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看来，哪怕赚一分钱，只要有钱赚就是值得做的。中国短时间创造的巨大外汇储备正是在一分钱一分钱的迅速积累上形成的。正是农民的算计理性与世界大市场赚钱空间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四)互惠
有人说中国农民天生“善分不善合”，其实“分”与“合”都存在。农民互助合作由来已久。因为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生产和生活全过程，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农民都会以换工等形式互帮互助，实现的是互相均衡收益，即互惠。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为更多，如“患难相恤，守望相助”，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资金互惠的“抬会”等。“帮帮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口头语，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斯科特通过观察，认为：“互惠这条道德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它意味着被接受下来的礼品或服务为接受者带来了相应的义务——有朝一日要以相当的价值给以回报。”而“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主要取决
于信任、公平和相互尊重的性质。”“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但在农业社会里，这种互惠只是为了顺利度日，是同质要素的叠加，难以使财富得到增长。商业社会是一种由于交换和竞争引起的互不信任的分立性社会。这种社会分立在西方源远流长，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再到庄园黑奴制。特别是早期的西方商人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充满着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尔虞我诈，并随着财富增长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工业革命后整个社会又裂变为利益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劳资尖锐对立和冲突。这一传统一直沿袭下来。为了缓和矛盾，20世纪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社会制度。但这种制度需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总成本，从而降低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阶级，也没有阶级的自我意识，更没有界限分明(如奴隶制)的两大阶级对立和冲突。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为温情脉脉的宗族乡亲人情伦理关系所稀释。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当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民式互惠理性进入工商业日常生活之中，使劳资合作有了可能。当地人出地，外来资本出钱，外来农民打工，实现三方受益。尽管老板赚了钱，但农民没有什么反感，因为他们也从中获得了比在家务农多得多的收益。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的许多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资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其他地方(这也是外资纷纷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劳资之间的冲突频率和烈度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甚至是远比中国落后的非洲国家。为此，社会才有可能在经济尚不发展的条件下不需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互惠理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中国的商品之所以能够行遍世界，连有着悠久工商传统的老牌西方国家也只能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道理很简单：“一个便宜十个爱。”中国依靠廉价的商品叱咤世界市场风云，而廉价的商品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又来自于劳资合作，劳资合作的源泉则是农民的互惠理性。这种合作互惠是异质要素的相加，可以形成增量财富。因此，农民的互惠理性与低廉的竞争成本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这种农民式的互惠理性提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倡导的合作主义对外关系，形成国家间的合作模式。合作而不是冲突，对话而不是对立，互惠而不是互损，不仅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添彩，而且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总竞争力。
(五)人情
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亲缘社会”和“熟人社会”。人们在村落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长期的紧密交往形成亲情关系，因此农业社会又是一个“人情社会”，情感甚至大于王法。
因为人情可以给人带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农民遇到本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面临陌生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亲戚乡邻这些“自己人”。但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人情只是正常生活的需要，对于财富的增长和个人的发展没有多少作用。
现代西方世界是以商人的崛起而起步的。经常流动的商人面对的是一个“业缘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经济交往主要依靠契约等中介形式维系，有了纷争也是找专门的律师解决。但是中介机构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它们的存在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此，工商业社会日益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交往成本日益高昂的过程。
中国农民闯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多少商业理性的准备，更多的是农民的人情理性。在金耀基看来，“人情是‘制度性规范’，也即一个人在与他人往来时，他会自觉与不自觉遵从人情的规范而行事”。农民外出打工的起始阶段，尚被视为应该加以限制的“盲流”，外部社会根本没有职业介绍性机构。即使后来有了职业中介等机构，也大多属于营利性质，甚至存在欺诈行为。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主要是依靠老乡、亲友介绍和带路。中国上亿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亲带亲、邻带邻的方式外出的。亲邻是熟人，也是信得过的人。亲邻之间长期建立的人情因素，保障了相互之间的依赖和依存关系。如果亲邻之间发生欺诈，就将面临长期积累的人情资本的流失，甚至本人及家族在乡里乡亲中抬不起头来。以农民为主体的民营企业也主要依靠本家族的人共同经营。面临陌生而竞争激烈的外部性工商业社会，只有长期交往过的本家、亲戚、朋友、老乡才是信得过的“自己人”，其他人是靠不住的“外人”。有好处时“自己人”共同享有，有了难处“自己人”共同度过。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外部性的中介机构介入自己的经济生活。这种人情理性可以大大降低交往成本，扩展致富效应。新制度主义创立者诺思对诸如人情这类非正式制度给予了合理评价，认为：“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现在，使这些非正规约束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中国的上亿农民工如果依靠职业介绍机构介绍职业，不知需要多少机构，更不知这些机构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如果中国的农民工和民营企业遇到什么事都要寻求法律解决，也不知需要支付多少法律成本。而中介机构的成本最终会进入社会总成本之中，从而降低社会的总竞争力。人情可以说是农民进入陌生的工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交往理性：依靠亲邻外出务工经商，既可以减少和避免外部性风险，降低外部性成本，获得更多收益，又可以进一步增进人情往来。人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助推剂和润滑剂。一般我们可以说人情是“传统的”、“落后的”，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大量存在甚至依靠人情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同学、同乡、同宗”这类传统人情因素的扩张。这是经济环境使然，也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在外部性风险和成本高昂的环境下，农民以人情来扩大交往，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获得更高收益。农民能够降低成本和风险的人情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交往和赚钱空间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六)好学
农业社会也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只是这种学习主要是经验式学习，学习内容是世代相传的农业经验，学习方式也是耳濡目染。不学习就无法承继家业，正常生产。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空间不多，要出人头地就只能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努力学习。因此，“耕读结合”、勤奋好学也是中国农民理性的重要内容。家里再穷也要让子女读书，或者家族供养一个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学生。《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好学是不断地模仿和重复前代人的经验和知识，难以创造财富，即使是读书做官也是更多地占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所以，在古代世界，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创造发明，仅有的“四大发明”也没有更多地应用于日常生产，创造财富。工商业社会的最大成就是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同步发展。知识生产不仅大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当今社会的一般平民也能够过上宽裕生活，更重要的是知识生产成为一个产业部门，不断适应社会，甚至追逐社会的需求。发达工商业社会几乎是与知识创新同步发展的。但是，受经济影响，知识部门有时也可能脱离经济部门。如美国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后，高端学校教育和尖端人才纷纷介入金融领域，教育部门也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达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文明的傲慢”，不愿承认或者学习其他国家的优异之处，从而形成自我的封闭。
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只有学习才能掌握生存发展的本领。因此，他们以全方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鲜事物。同时，他们的学习又充满着农民的理性，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具有典型的经世致用的实用性特点。首先是模仿式学习，虽然不懂，但可以“照葫芦画瓢”，不需要支付多少学习成本就可以将他人花费甚大的东西学到手。其次是选择式学习。学习是经世致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学习什么、不学什么、先学什么、后学什么，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习他人的东西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再次是创造式学习，在学习的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加工、提高，以创造出新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拿来主义”，由此就可以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人走向世界，能够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邦站住脚，并能出人头地，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农民式的勤奋和好学。优秀华裔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出其他族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能够行遍世界，除了勤奋以外，重要的因素还有学习。大量农民进城或到外地务工经商，对陌生世界一窍不通，主要依靠学习。那些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更是出类拔萃的学习典范。30年的主动的全方位开放，使农民的好学理性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林毅夫等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其实现方式是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由此大大节约自己投资开发研究的成本。经世致用的农民学习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知识创造财富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七)求稳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面对着一个不可预知的自然世界，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幸福是平安，求稳怕变，小富即安，“平安是福”，不折腾。同时他们也十分知足，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已是万福，他们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多少资本供他们折腾。“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生活的特点。”因此，农业社会是一个追求安宁而不是变革的社会，是一个稳定机制强、动力机制弱的社会。农业文明只能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发展，农民也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昨天的故事”。
工商业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人们的物质欲望极速扩大，供给始终难以满足需求。为此，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伴随着动荡不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0世纪，一方面是物质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人类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工商业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发展动力充足而稳定性较弱、平衡性较差的社会。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新兴国家充满着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
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相对稳定，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这是外国人评价“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之谜”。其实，重要的谜底就在于求稳怕变的农民理性。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农民经历了土地改革的大变革之后渴求过上稳定安逸的生活，但是政策的多变也使他们饱尝了折腾的苦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政策符合农民意愿，但农民也强烈需要政策的稳定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多次表示，中国的基本政策不能变，农民最担心和最害怕的就是政策多变。1989年政治风波刚平息，邓小平就强调政策不能变。1992年，他又深有感触地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980年代，农民因为有好的政策而获得温饱，从而期盼稳定。1990年代，由于负担沉重，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工业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使得农民能够“以工补农”，有了新的生存机会。他们仍然期盼着稳定，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正是虽然1990年代农民负担沉重，但总体上农村稳定、没有出现挑战基本制度的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世界多次预言的“中国崩溃”未能兑现的基本因素。因为，农民稳，中国就可以稳。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推动变革，使人们获得财富，另一方面“小富即安”的农民理性促使国家能够在变革时代保持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用了“三个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最好的概括。通过稳定促进发展的政策来稳定农村、通过提供发展机会来稳定农民进而稳定国家，已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一项基本国策。追求稳定踏实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发展动力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八)忍耐
中国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生产的小农，要在不可驾驭的自然环境下获得生存，必须具有高度的韧性，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的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同时，为了应对艰苦的环境，必须寻求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农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非常注重人伦关系的和谐，为人处事尽可能避免纷争与矛盾，以和为贵，以“忍”为上。即使是对待官府的强迫一般也是极度的忍耐，只有到了生存也难以维持时才反抗，即“该出手时才出手”。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此也形成了世界上特有的“东方式隐忍”。但在农业社会里，农民的忍耐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并不能根本改变其环境和命运。
西方列强是在商人和海盗主导下崛起的，在资本扩张的诱导下，信奉强权，张扬个性，它们只会为一个自己所期待的目标不断地进攻，而绝不会忍耐。这也是进入20世纪以后产生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战争无疑会使人类支付巨大的成本。
中国进入世界时，已是一个强权的世界，但农民的忍耐理性帮助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环境极度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国家总体落后使中国不可能获得战争的速胜，但中国也不会因此而灭亡，因为中国是正义的一方，特别是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忍耐精神。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得以平稳度过，也与农民忍耐理性相关。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入或卷入到一个全新的工商业世界，他们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命运，也处于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但是农民以其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克服着各种困难，不仅在未知和陌生的世界立足，而且改变着自己的环境和命运。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事实上，就体制改革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的改革力度是相当大的，如1980年代的“百万大裁军”，1990年代国企改革中上千万工人下岗或者转换身份等。这在那些所谓“激进式改革”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得以顺利度过“改革大关”与农民式的忍耐理性密切相关。邓小平在1980年代实施大裁军时多次强调，为了经济建设军队要忍耐。这种农民式的忍耐理性已上升为国家理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重大挫折时，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不出头”就可以埋头搞建设，积累实力，可以不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尽管局部、个别事件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但从大局看就得忍耐。实力强大了，局部性个别事件也会减少。为此，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这一理念希望在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尽量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矛盾，以减少崛起和发展的成本。富于忍耐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式发展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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