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发展，关键就在于土地。不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将永远无法扭转。
大午高阳农产品公司300亩梨园被抢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质疑大午集团与斗洼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有问题，也有很多人谴责农民的哄抢行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清晰，但如果判断是非对错，则有必要对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梳理。
先说合同问题。这个合同是2002年签订的，村民是同意的，签订20年也是有效的，而且260元/亩的承包费也并不低。因为除了这660亩土地之外，这个村里还有600多亩地承包给了村委会的人或亲属，承包费只有90元，这260元的标准算是很高的。那么现在农民为什么要哄抢梨园，还要分掉这660亩被承包的土地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2002年签订合同的时候，农民种地还要交农业税，交三提五统，单亩产量也比较低，普遍在六七百斤左右，种地几乎没有什么收益，所以将土地以260元/亩的租金租出去，农民是满意的。但到了现在，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费，还每年发放农业补贴，加上各种良种和新式化肥的应用，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单亩产量已经提升到1000（小麦）至1600斤（玉米），收益虽然不多，但已经高于260元。更重要的是，2002年的260元与今天的260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购买力差异太大。物价上涨和国家政策的变动，都不是农民和承包人能够预见的，现在再看这个合同，农民觉得吃亏，甚至心理失衡，都是很正常的——我想，如果我是这个村的村民，可能也会去闹，争取自己的利益。
通过这个合同可以看出，过去合理的，今天未必合理，但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吗？几乎不能。因为除了我们租种的660亩土地之外，该村其余出租给村干部或干部亲属的土地，租金更低，如果作废我们的合同，那其他的承包合同是否也要作废？
现在农民提出分地的要求，可这些土地一直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现在分的话，2100多人，分660亩地，怎么分？公路边的地与靠里的地，价值不等，均分肯定不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一，分到的地比较贫瘠，农民会不会有意见？参加闹事的人会不会因为闹事，觉得自己是有功之人，提出更多的利益诉求？这些土地当初没有承包下去，而根据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原则，那么从最初开始承包至今，期间去世的人和新出生的人，怎么处理？村委会能够把这些都处理清楚，做到公正公平吗？从现实来看，几乎不可能，分地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部分农民怨气更大。
我们提出增加承包费，延长承包期，多数村民同意，少数不同意，该怎么处理？这里涉及到一个深层问题，即续包合同，村民还有没有表决权的问题。比如原有承包期是30年，承包期满后，承包方续包，是否需要全体村民民主表决？从现行的法理上说，续包土地的合同应该让全体村民表决，征得全体村民的同意。但在现实中，这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一旦民主表决，续包就会回到承包的原点，平分可以，但谁承包都不可能！因为一户不同意，你能续包吗？所以在续包的问题上，搞村民民主表决，是行不通的。
我们在易县承包了万亩山场，用来建设国家级原种鸡培育基地，也遇到了续包的情况。这万亩山场原本承包给了好几户农民，但这些承包户的承包年限不同，有承包30年的，有承包35年的，也有承包40年的。我们根据承包年限的不同，给与这些承包户不同的补偿。补偿之后，我们与村委会谈判，希望得到万亩荒山70年的承包权，最后村委会与我们签订的合同期限是50年。但农民拿到补偿款之后，开始到我们的工地闹事，理由是他们只得到了30年、35年或40年的补偿款，村委会无权与我们签订50年期限的承包合同。他们认为，既然只拿到30年的补偿款，那么30年合同期满后，这些荒山还应继续属于他们，而不是由大午集团续包。他们的理由看似有理，但如果他们的主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国家所有向农民征地得到的国有建设用地，补偿期满后都要回到农民手里，国家由此建设的公路、铁路、房产和企业，都得拆掉、毁弃。
大午集团在20多年以前，承包了部分村民的土地，当时我们签订的合同，是以实物方式支付租金，比如每亩租金是1000斤小麦。承包期限则尊重村委会或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整，换而言之，如果不调整，则我们就可以永久承包。再有，我们也曾声明，这些土地是用来搞建设的，因为当时最好的土地，亩产量也就是700斤小麦左右，如果搞种植的话，我们肯定会亏损，只有搞建设，才能给出这么高的承包价格。这三项规定为合同的顺利履行提供了保证：以实物支付租金，让农民避免了物价上涨的风险；尊重政策调整保证了足够长的承包期；注明搞建设，避开了很多纠纷。
即便是这样的合同，即便我们在最近几年将租金提高到1300斤小麦，也有一些村民不满，他们希望大午集团以国有建设用地的市场价格买断这些土地。但根据现行法律，农民既无权卖出这些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土地，大午集团也无权买进这些土地，只能适当提高租金。
据我了解，类似大午集团这样租种农民土地的企业，都在悄悄地提高租金，以满足农民的要求，而没有履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合同得不到法律保护，也不能顺利履行的前提下，企业和农民的利益纷争会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深，契约精神荡然无存，社会动乱将为期不远了！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了，但就农村而言，仍然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因为农民的宅基地、农民的土地没有从法律意义上得到确权。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绝大部分农村中已经完全虚化，但政府依旧牢牢掌控着农民的土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的土地依然是碎片化、小农化的。
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兴衰。目前国家急需启动内需，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在农村推行市场经济，至少要实现大农业，搞集约经营，但在土地的制约下，这些都很难实现。农村仍然不是希望的田野，无法实现城乡统筹。
我想，农村的发展，关键就在于土地。不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将永远无法扭转。
对于农村土地问题，我认为：
一、在续包问题上，不必再经过全体村民表决，不能搞重新发包。应由政府和村委会直接决策，这是农村稳定的要点。
二、对于农村的企业，尤其是外地企业，承包的荒山或流转的土地，应由当地政府收归国有，并给农民以补偿。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开发区的经验，将土地征为国有，再转让给企业，或者借鉴台湾五十年代的政策，以赎买的办法将集体所有制土地收归国有，再确权给企业。像高阳的村民，要求承包费提高到每亩地1000元，却既不允许我们搞建设，也绝不延长承包期，就已经不仅是破坏合同，而是形同抢劫了——这可能是哄抢行为得不到惩处带来的恶果。
我想，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是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能让穷人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证，农村的土地改革就有可能继续深入；其二是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在恶性事件发生之初，就应该及时处理，而不是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情理。在正常的社会中，无理不能胡闹，有理也不能胡闹。对于目前社会上呈蔓延之势的堵路、哄抢等行为，一旦发生，政府应及时处理，不能让企业直接面对闹事者。
三、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农村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土地国有，农民永佃，让农民享有实质上的土地确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流转，可以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完整流转。只有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完整流转，资本才能顺利下乡。如果资本不能顺利下乡，农村不能企业化、工业化，那么城乡统筹、农村城镇化等，都将是一句空话。
四、取消农田直补。现在的农民，无论是不是种地，只要有承包地，就可以获得农田直补。这种形式上的直补已经失去了刺激农业发展的意义。如果把这些农田直补的钱节省下来，用于农村的公益事业，比如修路、兴修水利等，对农村发展更有益。
土地改革是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土地之中包含了巨大的利益，也存在巨大的黑暗，我们应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情的路子，推动农村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发展企业化，农村建设城镇化，村民生活居民化，让农村成为新阶段发展的希望田野。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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