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殡葬的事情，从安徽、河南到江西，引起了不少争议。最受诟病的一点是不应该用如此激进的方法去“挖坟”、殡改等。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地方执政者希望做点事也好，还是对土地资源进行再利用也好，都需首先考虑“民生”，且需要在伦理秩序的角度去思考，以此稳进地进行殡改，否则就会引起干群矛盾。进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化解地方治理的这一难题。
第一，经济方面，从经济结构的整体上优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依赖。从过去的信访研究文献来看，70%多的信访原因都是土地问题。这一点，我在我的新书《半解乡村》第一章中（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有谈到。同时，《中国经济时报》于2005年8月23日发表的文章《信访比例下滑，土地问题骤升》也有谈到：“随着土地政策的变化，农村上访量比例明显‘抬头’，重点表现为因‘土地问题’上访集中凸显，特别是土地延包、工副业项目用地、宅基地审批、荒地承包等是上访涉及的热点。有数据显示，土地问题在农村上访问题中比例已高达75％，有人预计，因土地的上访高潮有可能即将来临。”张建国在《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成因及对策》（原载《资源导刊》，2015年第1期》）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当前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特点农村土地信访问题从内容和性质上看，有宅基地问题、征地补偿问题，也有林地权属纠纷问题，还有土地遭到破坏、遭受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从上访数量看，宅基地纠纷、土地权属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占较大比例，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所以，土地问题，于农民而言是“一触就爆”。为什么这样说？要清楚，土地对百姓意味着什么。贺雪峰的一个观点值得肯定，即兜底功能，它有社会保障的功效，而拿走老百姓的土地，即夺走了他们的饭碗。所以，为了避免因为土地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就需要政府转变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而发展实体经济。这才是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文化方面，从观念上理解土地意义与乡土逻辑。笔者一直认为，百姓对土地的依赖不仅仅是生产，还包含了一种“回归”的意思，比如“入土为安”的观念就是典型的写照。我在《“抢棺砸棺”，殡葬改革的困阻是什么？》（原载《南都观察》，2018-8-1）一文中也阐述了乡土的这种逻辑：
“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所以“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某种观念，且保全尸体才能“轮回”又是一种带着儒学精神的因果效应逻辑。故而，用棺材，而不想被火化而变为灰烬，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对火化有一种基于自然本性的反抗。他们相信，火化后，身体作为实体就无法承载灵魂，灵魂也就不存在了（他们追求的是“灵魂不灭”）。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认知与现实观念是，“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等等。同时，不愿意火化也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表达，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即为佐证。
所以，文化层面的观念导致土地不那么容易被“拿走”，而且稍微不慎，就可能点燃群众的“底线”。他们认为，这是在伤害他们，他们也不懂现代性是什么，而要坚守的是自己的“资源”，否则就没了后路。
因此，如果地方执政者只是把土地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文化去看待，就必然会因认知不全而引发与民冲突。这一点，刘田在《地根：不可失落的文化意义》（2007）一文中谈得很清楚了：“因为钱与其他不良动机，糟蹋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必须运用文化的力量，矫正人的行为，唤醒这个社会尊重、珍惜土地的意识。这就是土地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所以，既要有政府对“土地文化”的全面理解，也要认知清农民对土地的“珍惜”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能盲动。
同时，在文化层面，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江西和湖北的殡改。江西的宗祠（有文化凝聚与身份认同的作用）要比后者多，所以推行起来比较困难。根据调查，湖北的殡改之所以顺利，不但没有多少宗族关系掺合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还有干部带头进行“殡改”，放弃对土地的“占用”，起到了“典型作用”（冯仕政，2017），为此，才能更加容易地去推进。所以，文化是开展殡改的最大难题。各个地方有不一样的乡土逻辑，要分类治理。
第三，在政治方面，采取新权威主义的思路，进行渐进式殡改。虽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运动型治理可以达到“快”的效果（如1958年，在《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指引下，全民开展的“除四害”运动等），但土地问题非常独特，尤其是农民格外在意土地的“生产-收益”和生存保障功能。其实，殡葬中的“埋人”也是一种利益考虑，而不仅仅是埋葬本身那么简单。比如，安葬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意味着是“我”（死者家属）的（有土地所有权的意思），其他人都不能动，否则真的会发生“拼命”的事情。包括，如修路时可能要迁坟，农民一般都不是特别愿意。
进而，地方政府就要在这样的认知下一步步地进行殡改。采取激进的、暴力的、违背伦理与天理（人们的一种信念秩序）的方式，不但有些简单粗暴，还会引起农民的反感和激烈性政治的某些做法，采取对抗的姿态进行权益伸张。所以，笔者认为，殡葬改革要合乎情理法地改，慢慢改。
总而言之，在进行殡改的时候，不能把土地问题作为独立因子进行考虑，要结合当地的“土地文化”“乡土逻辑”进行全盘性（政治、经济、文化）的殡改，如此，才能做到合乎农民的民本主义，才能显得在政治上有“温情”，在现代性上有“作为”，在城市与农村发展上有“追求”。否则，“犯忌”的殡改就会导致民政的名誉受害，更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流失。这就把问题严重化了。
所以，殡改还是要稳进和考虑周全些。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0年第1期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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