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所想到的
《大国村庄的进路》 陈文胜 著 2020年11月出版
也许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缘故，抑或是到了知天命之年，那故乡的清水塘、古枫树，还有土砖结构的成排瓦房……这一切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端午节前夕，读完了陈文胜教授新著《大国村庄的进路》，越发激起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和憧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村庄的进路在哪里？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实现城乡真正融合？如何发挥金融服务作用促进乡村振兴？同样是热衷于“三农”研究者，一种使命或者是一种缘分，把我和陈教授的学术兴趣连在一起，共同分享研究成果的快乐。
一
（一）城镇化改变了中国村庄
自古以来，城乡差别成为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工商业发展孕育城市文明，它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广大的农村，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农耕文化把中国的每个村落打上了有别城市的深深印记。时代耕作的农民，将自己的生命与土地、庄稼紧紧维系在一起，正如过去老农所言“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农民不能轻易离开村庄、离开故土。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生产与传统秩序之上的村庄社会结构。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打破了村庄的稳定性结构，把农民从世代相传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农耕文化”渐渐地被“现代城市文明”所影响，农民向往着城市文明生活，期盼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城镇化带来新的思想和生活理念正悄悄地改变着中国几亿农民，同时也改变着村庄的面貌。根据陈文胜教授的长期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造成了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引发了中国村庄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P31）
（二）传统村庄自然生活文化亟需保护和修复
村庄是农民的安身之地，寄托着几代人的情感。我们六十年代在农村而生，自记忆起，村庄就是清新朴素的自然风景。那时物质条件很落后，村庄的路是泥土路，一下雨路被冲断，农民挑着担子没法通过。但村庄古朴自然，没有人为改造的痕迹。村头的古树参天，一到夏天村民们围坐一起乘凉，谈笑风生。清晨，村庄升起缕缕炊烟，掩映在绿树环绕之中。旁晚，炊烟袅袅，与晚霞构成一幅静态的美丽图画。然而，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村庄已经不是原来的村庄，天然气进入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早已经成为童年的记忆，也成为城市人休闲的奢望。传统村庄的自然生活文化已融入现代化元素，再也难以寻回原生态生活场景。
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村庄的传统自然生活文化保护和修复，应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留给农民一块记住乡愁的“栖息地”。如其推倒重建，还不如就地保护和修复。这也应成为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村庄传统习俗被遗落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村庄的习俗由来已久，有的已经根深蒂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比如，在儿时的记忆里，每年过年村庄男女老少玩起狮子灯和舞龙灯。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兴起乡镇企业，家庭加工厂也雨后春笋般出现。村庄里年轻人有的开始走出家门，远赴广东和江浙沿海城市务工。过完年他们就收拾行装，坐火车南下。村庄里留下来的老年人，也无力去敲锣打鼓、张灯结彩。久而久之，玩灯的习俗渐渐冷落了。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从小接受的是城市文明教育，对古老村庄的习俗很少听闻，除了搞社会学专业的学者深入考究以外，关心的寥寥无几。
还有每逢红白喜事，村庄的人无论老少都乐意互相帮忙、互相贺喜，很少有私心杂念。这种“重义轻利”习俗把整个村庄的不同宗姓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旧有的乡村治理中起着重要的稳定和谐作用。陈文胜教授研究得出结论：在乡土熟人社会，社会交往遵循的是基于“差序格局”的交往原则，“重义轻利”“以义规利”“重人情”“守信用”成为社会的普遍规约，已经内化到人们的内心世界，体现在村庄间交往、家族间联姻以及人生礼仪交往等各种活动中。（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P110）
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村庄的传统习俗不仅在渐渐淡忘，而且带来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年轻的村民赶上“打工潮”，丢弃传统村庄的习俗，取而代之的是深受城市生活理念的冲击，“重义轻利”已经发生变化，较为普遍重视现实，“谁对我有利，我就帮谁”成为一种现实生活准则。人情世故，也变的越来越淡漠。有网络媒体爆料，为了拥有父母亲房屋拆迁补偿款，弟兄姐妹们不顾亲情还闹上了法庭。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弘扬传统习俗文化精华、重塑道德规范，要注重村庄邻里友好、互帮互助的公共精神培育，让村庄优良传统习俗为后人传承，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乡村振兴需要“新乡贤”
“乡贤”一般指村庄里的贤达之人，在村庄具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力。在旧社会，“乡贤”多来自名门望族，且读过“四书”“五经”的知识人士，具有威望的“乡绅”。村庄里的一些大事情，如建祠堂、修桥铺路、红白喜事、宗族纠纷等，都由“乡贤”出谋划策，帮助出面解决。“乡贤”与官府关系甚密，一方面官府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通过“乡贤”来做村庄里的工作；另一方面，“乡贤”借助官府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地位。陈文胜教授理解的“乡贤”是村庄的社会精英，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权威，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特殊的整合与治理功能，满足国家从村庄社会吸取资源和维护村庄社会秩序与安全的需要。（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P83）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进步，“乡贤”被赋予新的职责和要求。记得我上中学时，村庄里正经历“大集体”，一位读过高中且担任生产队的会计，被认为是远近有名的“乡贤”。他负责向村民们传达乡政府和大队的会议精神，每逢村庄人家红白喜事，他都必到场主持。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长辈们期望着我们读书有文化，懂得国家农村政策，将来也成为村庄有出息之人即“乡贤”。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有文化、有才能的人士外出创业，村庄一时“乡贤”消失。这不利于乡村治理，如发生邻里纠纷，都难以找到一个有威望的人劝和。如果全部依靠乡村干部处理，乡村治理成本无疑增大。有的矛盾由小变大，甚至演变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因此，在加强乡村治理中，要重视“乡贤”的培养，在村庄形成一种新型“乡贤”文化氛围。
（五）村庄进路具体实践须因地制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要求，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这为我国村庄进路指明了方向。即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发展乡村美好产业、以生态宜居为关键建设乡村美好家园、以乡风文明为保障形成乡村美好风气、以治理有效为基础建立乡村美好秩序、以生活富裕为根本共享乡村美好生活。（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P191-194）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实践村庄的进路？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课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难题。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这决定了村庄进路具体实践方法或者举措不可能千篇一律，必须遵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经济发展的最大最根本性的规律，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要保持“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任何环节的阻碍或中断，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农村经济发展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如农作物种植，我国北方适宜玉米、小麦等旱季作物，而南方雨水充沛，适宜水稻生长。因此，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因地制宜。此外，农村经济发展与消费市场的需求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农村是城市生活消费物品的重要供给地，而城市生活消费需求质量的提升，又直接影响农村物品的生产。从这个角度上看，农村经济发展要考虑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化。那么，每个村庄发展产业也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情况，做到因地制宜。比如，前几年因大蒜价格上涨，北方好多村庄一哄而起种植大蒜，造成生产过多，有的地方滞销。再比如，农民建房规划，也应考虑各地民俗和自然环境等因素，不能千篇一律的城市楼房结构，城市乡村融合并非同质化。皖南民居建筑与皖北建筑就大不相同，这里既有南北气候条件差异，又有地方民俗风情不同。尊重自然，同时要尊重历史。
（六）为乡村振兴赋能须重视实地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不是靠某几个理论家坐在书斋“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需要深入千千万万个乡村，深入千家万户，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汇聚成一个个案例，总结提炼出的一种规律或者公认的方法。陈文胜教授《大国村庄的进路》这本著作，可读性强，就在于他多年的实地观察、调研分析，通篇没有一个繁杂的数理模型，也没有深奥的理论阐述。从历史到现实，从案例到理论逻辑，都非常清晰明了。文风朴实，而不失理论高度和深度。有的章节读了一遍不过瘾，还要接着读两遍、三遍。
调查研究，是我们理论工作者最基本的看家本领。尤其搞乡村振兴研究，离不开田间地头，在感受美丽田园风光的同时，多细微观察庄稼的长势、多倾听村民的心声。早在革命年代，党高度重视农村调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对“三农”调查研究。1961年，邓小平曾带着几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针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江泽民强调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所谓深入农村，就是要深入到村到户，特别要到贫困村，直接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盼什么、要求什么、反对什么，在农民中交一些朋友。胡锦涛就抓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落实提出要求，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深入掌握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努力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工作切实符合实际、符合农民意愿。习近平总是把调研重心放在困难地区，他经常强调，搞调研特别要到落后地区去，到“老少边贫”地区去，了解那里群众的呼声和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
二
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着墨在村庄，汇聚中国农民的梦想和现实一个个生动案例。在广大的村庄，如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金融如雨水，以新金融理念以及独特的精准服务，滴灌村庄周围的田间地头、一草一木。在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践村庄的进路，金融大有可为。
（一）新金融开辟乡村振兴的“新蓝海”
随着新时代发展，金融科技日新月异，推动金融业实践产生巨大的变革。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助力下，金融业架构中的“底层物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移动化、云计算、大数据等趋势引发金融业“基因突变”，促使传统金融业务与互联网技术融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产生新的金融生态、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正是这一变革，促使职业银行家从改变传统的金融服务经济属性入手，更多的思考金融服务的社会功能发挥，以金融的力量推动社会痛点难点的破解。建设银行作为国有大行，率先落实新金融行动。如，针对一些中小微企业长期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痛点，运用金融科技，创新“建行惠等你”APP、“云快贷”等金融服务产品。再如，将金融科技的服务创新成果“裕农通”，直接引入三农金融服务，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发展动能。此外，在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农业产业链以及乡村治理引进“智慧政务”等，新金融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应有大格局
一是要具有历史格局。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快推进，又迎来“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顺应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十四五”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发展规划。
二是要具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指南。乡村振兴不仅体现在农业发展的全面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生活环境的大大改善，而且还体现在广大农民精神生活的愉悦方方面面。作为金融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服务底色，情系“三农”。为此，以新金融行动推动“三农”痛点难点的破解；大力创新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产品和模式；通过创新金融服务主动为乡村振兴赋能。
三是要具有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金融服务要立足县域，连接城乡“最后一公里”，加大农业产业链金融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发展要素流动。
四是要融入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乡村是供给城市居民的天然粮仓，同时又是城市工业品需求的纵深市场。金融服务连接城乡消费两端，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加快融入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添加剂”和动力。为此，促进金融支持提升粮食生产供给能力；发挥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作用；支持拓展农产品内需市场。
（三）村庄治理离不开金融服务
村庄治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不仅包括村庄产业发展，而且还涉及人才、基础服务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基层党建等方方面面。目前，村庄治理还存在难点痛点。如，村庄人才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短板；养老、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有待强化；村庄信息化平台建设滞后；村庄基层党建也还存在薄弱问题。针对村庄治理的难点痛点，一种以金融科技为先导的新金融服务可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服务村庄治理人才培养。如，建设银行凭借“建行大学”以及与国内外知名高校打造的教育联盟平台，进一步扩大面向村庄治理人才培训，让回乡青年、退役士兵都能有参加培训的机会。
二是创新实验。推进“智慧政务”建设，向村庄延伸。依托智慧社区管理、农村三资、产权流转、智慧缴费、基层党务等系统级或功能级应用，构建面向城乡公共治理服务共享体系，建立金融、政务和公共服务生态体系的有机融合。
（四）村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金融”服务观
村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浓缩，金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是仅仅指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而且还包括各种社会融资。村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资金来源如江河之水，来自于四面八方。因此，要树立“大金融”服务观，既重点发挥好国有金融机构主力作用，又要发挥金融服务的整体功能效应。
一是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工作协同机制。密切地方政府乡村振兴局与金融机构合作关系。定期形成政府牵头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会商机制，共同总结推广成熟管用的金融支农经验，推动探索创新破解金融支农难题的有效模式。
二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新型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政府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如投入方式、打造合作平台、营造良好环境等措施。
三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持续加强区域信用体系建设；打造乡村数字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乡村金融法治环境。此外，改进乡村振兴金融监管服务。如，对普惠型涉农贷款不良容忍度灵活掌握，根据不同的区域实行差异化控制。
（作者系哲学博士，高级研究分析师。研究方向：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基层党建、金融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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