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振兴即民族振兴”的思想潮流一时热浪滚滚，社会精英、乡村士绅乃至政界商圈纷纷投身乡村建设运动， 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救济农村”“ 复兴农村” 的乡建热潮。
这场运动逐步由民间转向官方，1933年，河北定县、山东邹平、菏泽、江苏江宁、浙江兰溪等宣告成立“县政改革试验县”。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到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1000多处。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更是从横竖两个方面构建村治组织， 编织庞大的行政网络治理乡村。但是，百年前的这场运动历经数十年却“运而不动”，最后偃旗息鼓，不仅没能扭转乡村社会萧条衰败的趋势，自身也烟消云散。
晏阳初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
历史的车轮走过百年后的今天，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间并不长，从2017年10月首次提出到现在不过三年多，即便从为乡村振兴打基础的脱贫攻坚算起，至今也只有八个年头，但是乡村繁荣兴旺的势头已经全面展现，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民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十个前所未有的巨变。
乡村振兴能在短时间内“振而即兴”，关键在于做对了四件事情。
一是找对了路子。所谓找对路子，就是首先从“治贫”这一最核心的问题入手，实施脱贫攻坚打硬仗战略。历史上，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人普遍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贫弱私愚”四大病。但是，他们在推进乡村建设的实践中，都没有、也无力把“治贫”放在首位。
有的从教育着手，如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实践、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平民教育实践和陶行知创办的晓庄生活教育实践等。有的从组织着手，如阎锡山在山西村政运动中建立的九层官吏制。有的从现代性着手，如卢作孚在四川北碚乡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路子都没有走通。
今天，我们从脱贫攻坚入手,通过采取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 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有近2000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有2000 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救助的不仅仅是无法得到救治的病患，而是一个个被救治费用拖垮的家庭。还有110多万贫困群众当上护林员，守护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万难贫为首，经济不兴，一切免谈。
二是找准了动力。利用举国体制，上下同心，尽锐出战，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和力量， 凝聚成改变贫困面貌的合力。
首先从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纵横交织的扶贫政策体系，纵向贯穿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村，横向则囊括不同主管部门的资金体系、交通设施体系、教育体系、卫生体系、民政体系、责任体系、干部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
其次在政策网络支撑下形成了层层压力传导的领导责任制，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合作社、第三方机构和企业主体等不同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和东西部协作推进的扶贫工作格局。从而得以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财、物,有效解决了贫困地区的需求，实现减贫效应的最大化。
再者就是五级书记一起抓， 通过举国体制，形成“一把手工程”“一盘棋格局”，上下左右，勠力同心，集中力量办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项政策的实行像脱贫攻坚这样有力度有实效。
2020年6月公布的《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第九条要求，“国家建立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就是看到这一制度的空前奇效，对这一制度的延续推广。
三是找对了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精准”。“五个一批”“六个精准”是脱贫攻坚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克服农村工作中长期形成的“大水漫灌一刀切”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弊端的良方妙药。
数字化生存把人类带入“精准时代”,大到宏观世界的指天问地，小到微观世界的解构毫厘，无不以“精准”为圭臬。“精准”二字贯穿了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彰显追求发展质量、效益和投入产出比的经营管理理念。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头道工序，这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扶贫对象识别是否精准，直接决定扶贫成效。在实践中，各地依照《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探索出各种精准识别模式，比如河南省新乡县由村民代表走访农户，了解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贫困程度及贫困原因，搜集意见整理后作为提案交给村“两委”议定。
由村民代表走访调研，能够了解贫困户的真实情况， 防止出现“ 漏评”“ 误评” ,有效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在“怎么扶”的问题上，300多万驻村扶贫干部针对特定扶贫对象制订“一户一法、一村一策”的精准帮扶措施， 不仅包括方式、方法的“ 既准又精” ,还包括思想、体制、机制、组织的“既准又精”，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脱贫攻坚战之所以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绩，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因地因人因事采取不同办法的“精准”方法论。四是找准了时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百废待举的情境下，为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强国的转变， 中国优先发展工业，以农养城，以农养工，在短短七十多年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发展之路，建立起最完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2019年联合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改革开放初期， “小城镇—农民”的发展新格局,打破了原先“乡村—农民”和“城市—市民”的二维框架，“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的发展路径在促进乡村振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当时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性质依然没有出现质的改观，城市和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能力还较有限。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的发展，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2000多年以来以农养城、以农养国、以农养政的历史已经于2006年全部终结，全面进入以工养政、以商养政时代。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乡村振兴恰逢其时。倘若选择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则不亚于狂热时代提出“十五年赶超英美”的盲目冒进。
从“ 运而不动”到“振而即兴”，百年沧桑，一朝巨变。有和无、多与少、生存与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本该由哲学家诠释的复杂问题，在这里被中国乡村一个个巨变的实例做了生动的回答。选准路径、强化动力、用好方法、抓住时机， 建设乡村，乘势而为，中国乡村“风正一帆悬”，乘风破浪正当时。
（作者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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