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这抓住了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要害。事实证明，科技可以改变农业，重塑农业，可以扩大农业生产和全产业链发展的可能性边界。可以说，农业现代化过程也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的过程。我国是农业大国，但与新大陆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处于明显的劣势，面对内在资源约束和外部竞争，更应着力加强农业科技自主原始创新，在基础性、前沿性和重大关键技术创新方面不断取得突破，赢得主动，并加快产业化应用，达到提升农业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之目标。
1.优化农业科教资源配置，理顺关系，提高效能。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农业推广部门、农业科研单位、涉农高校三者职能定位不清，交叉重复和错位现象普遍发生，已经严重制约整体效能的发挥，急需整合理顺。首先，要推进省级农科院整合省内农业科研资源。地市级农科院（所）作为省农科院下属的独立法人单位，进行垂直管理，至少在人事和科研项目预算方面由省农科院直接管理。其次，将推广部门并入农科院。科研与推广“两张皮”现象由来已久，虽提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科研机构本职是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特别是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首要任务是多出科研成果，包括理论突破、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等，但目前也肩负着大量的推广服务任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研人员专注度和研究的深度。此外，由于政府对科研单位的预算安排中通常没有推广类项目预算，导致科研单位经常得使用自有资金安排相关活动。农业推广机构本职是按公益性属性定位来推广先进实用的科技成果，但事实上也在搞一些科研项目，并且实际运行中公益性属性在下降，商业性属性在上升。这两类机构职能交叉重复，各自自成体系，搞的是内循环，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没有做到职能明确，各显神通，融合发展。在这次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中，完全有必要将推广机构并入农科院系统，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两张皮”现象，做到科研和推广统筹安排，一体部署，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推进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三链融合。最后，推进农科院与涉农高校共建共享。大学的神圣职责是教书育人。但实际上，涉农高校教师承担着大量推广服务和进村入户的任务，虽能起到一定作用，实现某些短期目标，但从长远和战略看，不利于教学质量提升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因此，应加强农业大学与农科院的资源统筹利用，加强共建共享，联合招收研究生、共建科研示范基地，把为农民和产业服务的任务更多地交由农科院系统承办，教师、科研人员、推广人员合理分工又相互效力，促进各类人才和优势资源各尽其能，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化。
2.加快推进种业科技创新。种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农作物育种相对领先，而畜牧业育种则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二者的现状水平、问题成因、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存在明显差异，应对此准确加以认识。
就农作物种业而言，从种质资源搜集保存利用、育种理论和方法，到品种培育等各个方面，我国农作物种业经过长期努力已在多个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并驾齐驱，或差距明显缩小。目前，水稻、小麦的品种自给率为100%，玉米在95%左右（余下5%左右也是在国内制种），蔬菜为87%，不存在“卡脖子”的问题。
相应地，农作物种业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提高创新效率和产业化水平。其关键之处有以下几点：一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推进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生物育种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转基因技术已是一种成熟的育种方法，202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在30亿亩左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果我国自己设卡限制其应用，某种程度上说无异于自废武功。二是要切实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种业原始创新。《种子法》修订后，新品种数量有了大幅增长，特别是实行登记制度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出现井喷效应。以蔬菜品种为例，纳入等级制度管理的八大种类就有13487个，但业内普遍认为其中有些不过是改头换面，甚至套牌侵权。这也养活了一批小散种业企业，影响了种业高质量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农作物DNA指纹库等现代技术手段，提高遗传相似度要求标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市场管理。三是进一步推进科企合作。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方向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目前农作物育种科研人才主要集中在农业科研单位和高校，提高育种创新能力最现实有效的选择是加强科企合作，既鼓励科学家创造价值，也让企业家放大价值。
就畜牧业种业而言，除了蛋鸡等少数品种外，我国畜牧业种业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显。肉牛、奶牛、猪等优良种源皆来自国外，比如肉牛种源主要是西门塔尔、利木赞和夏洛莱，奶牛种源则为荷斯坦，猪种源为杜洛克、长白、大白。如果发生极端情况，这些种源被限制进口，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畜牧业发展。
因此，畜牧业育种的目标是要尽快扭转落后局面，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一是要认清解决种源问题的路径。我国有丰富的地方性畜牧品种资源，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和满足特定需求的角度看，这些地方品种都是宝贵资源。但这些地方品种普遍体量小、生长慢、产能低，缺乏生产效能上的竞争优势。在动物育种实践中，凡是追求产量目标的，结果必然导致趋同和单一化，西方国家的畜牧种源固定在为数不多的几种， 道理就在这里；而追求观赏和审美目标，结果必然导致多样化，宠物猫狗种类繁多，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国畜牧育种要充分挖掘国内已有地方品种资源。但这只能为辅，最主要的还是要想方设法加大国外种源的引进，并利用其优势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这个路径必须要认识清楚，不能走偏，否则就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事倍功半，欲“自立”而不达。二是必须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之路。由于畜牧育种需要大种群的数量遗传学实验，因而大型企业更有优势完善其事。比如峪口禽业利用国外资源培育出的京粉、京红系列蛋鸡达到国际水平，就是成功的案例。再比如温氏集团在猪新品种培育中的创新突破，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加快畜牧业育种创新需要从国家利益和打翻身仗的目标出发，加大政府对大型畜牧企业的支持力度。
3.加快智慧农业发展。从农业发展历史来看，世界农业发展经历了以矮秆品种为代表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以动植物转基因为核心的第二次绿色革命，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农业的第三次革命——“数字革命”正在到来。美国、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对智慧农业进行战略布局。据国际咨询机构预测，到2025年，全球智慧农业市值将达到683.89 亿美元。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信息化，做出实施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发展智慧农业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
就现状而言，我国智慧农业总体上属于起步阶段，关键核心技术装备研发滞后，是我国农业“卡脖子”的技术领域。主要表现在，高端与大型复杂智能装备及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智能控制设备、作物生命本体感知传感器、农业知识模型和应用控制阈值模型构建等方面研究薄弱，许多共性技术难题和核心装备尚待突破。
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应加强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领域融合发展的基础理论突破、关键技术研究、重大产品创制、标准规范制定和典型应用示范，建立以“信息感知、定量决策、智能控制、精准投入、个性服务”为特征的智慧农业技术集成体系，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水平。积极推动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部署实施智慧农业项目。鼓励产学研合作，加快创制熟化农业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主作业、精准服务等智慧农业重大技术产品。实施智慧农业工程，推进农业生产信息监测网点建设，部署农业物联网、农机车载监控应用终端和数据传输设备，实现对农业生产实时动态监测。建设智慧农业公共服务平台，降低农业数字化转型成本。通过购置补贴等方式，加快推广农业智能装备。建设全国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以关系国计民生及优势特色产业为突破口，探索建立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数据采集体系，完善政府部门与社会各方数据资源共享共建共用机制。
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科技已经有了较为丰厚的积累，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但要赶上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步伐，与发达国家竞争，实现自立自强，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挑战。回顾历史，自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十分明晰，就是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但是，有些时候，过分强调了市场，而忽视了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因而影响了创新效率和可持续性。今后，政府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以及资源配置和路径设计时，必须充分尊重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着力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作者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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