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状元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的报道，引发热议。文章讲述了山东泰山脚下的洼里村，多年来，辛苦培育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60多名大学生。然而，这些在城里谋得不错职位的后生们，却也无力阻止故乡的空心化。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失衡，让“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尽管如此，少数乡村却凭借重视教育的文脉传承以及对“知识改变命运”笃定的价值认同，在教育竞争中交出了一份打破公众刻板印象的答卷。
在“状元出身越来越好”的格局下，洼里村实际上并没有出过所谓的“状元”；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洼里村被贴上“状元村”的标签并被围观和议论，折射出老百姓对社会流动的渴望尤其是对平民家庭改变命运的希冀。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尽管充满艰辛与悲苦，却可以点亮人生的希望之灯。
那种“状元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的论调，隐伏着一些人的“寒门骄子”情结。而事实上，“寒门”“大学生”“骄子”这些概念在当下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离合关系。那些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农村大学生，承载着人们过高的期望甚至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社会竞争渐趋激烈的当下，机会和资源并不会立竿见影地聚集在农村大学生身上；那种一步登天的“朝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终究只是戏剧里的传奇，难以成为现实。
通过教育手段，“状元村”的农家子弟实现了城市融入，这本身就打破了“辍学—打工—结婚生育—打工”出路单一化、人生定型化的宿命，实现了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改变。我们固然期望有人能够像郭广昌、刘强东那样衣锦还乡、福泽桑梓，但这样的“能人”毕竟是少数；那些通过努力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改变个体和家庭生存生态的农村大学生，同样值得尊敬。
对于农家子弟而言，城市融入并不容易；许多时候他们不是没有“反哺”家乡的意愿，而是缺乏足够的精力和能力。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系统，在职场里打拼，养育孩子，缺乏财富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农家子弟，城市融入往往“无爹可拼”“没有背景只有背影”。那种通过“状元村改变不了命运”来变相贬低和污名化农村大学生的观念，说到底就是一种强人所难的“道德捆绑”。
“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里就有希望”，路遥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孙少平这样一个寒门学子的形象。对于“状元村”而言，尽管农村大学生在物质层面难以“反哺”家乡，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对家乡进行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营养输送”。那些已经从“状元村”跳出农门的大学生，其求学和在城市里打拼的奋斗史，成为口口相传的励志佳话，具备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激励更多的农家子弟“走出去”。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带来了社会流动的千姿百态；乡村空心化说到底也是社会流动的产物，没有必要作过多过于悲情的解读。改变空心化村庄的命运，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找到一条适合当地的乡村振兴之路，农村大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献计献策，却不能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评他们的“无能为力”，何尝不是一种对农村大学生的“捧杀”。
农村大学生从情感上有让家乡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望，出钱出力却并非他们必尽的责任与义务。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的今天，农村大学生用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等文化资本在城市扎根立足，为城市繁荣贡献了光与热。当开放、流动、共享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乡村振兴也同样需要更多有知识、技术和能力的人们参与其中；只有发展现代农业、培育职业农民等，农村才会更有生机和活力。乡村振兴不能单独依靠农村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力量，而是要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合力；那种将改变村庄命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少数“能人”身上的路径依赖，显然需要进行观念的重塑与更新。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民日报 2019年0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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