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2018年是乡村振兴元年，特别需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辨析和讨论，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落地。乡村社会是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乡村建设就是为留守社会保驾护航。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将乡村建设成为留守农民的美好家园，这才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乡村建设最大的短板是社会与文化，因而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补短板，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重点。针对当前乡村振兴已经出现过热的状况，笔者梳理并检讨了乡村振兴中的“猛药依赖症”，从乡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出发，我们反对过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但也不赞同过度消极的观点，从而倡导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乡村振兴；留守社会；文化建设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各个省份相继出台了本省的乡村振兴计划，社会资本也纷纷进入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各界对乡村振兴用力之猛前所未有，乡村振兴进入亢奋期。2018年是乡村振兴元年，当前特别需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辨析和讨论，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落地，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到底该如何落地，是采取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还是采取保守的乡村振兴战略。面对陷入衰败的乡村社会，是采取积极疗法，还是采取保守疗法。这一问题关乎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推进，迫切需要给予回答。针对当前乡村振兴已经出现过热的状况，笔者梳理并检讨了乡村振兴中的“猛药依赖症”，从乡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出发，认为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不宜过度挖掘乡村振兴的经济功能，而应适度发展有序推进。
一、乡村振兴的“猛药依赖”
乡村衰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欧美和日韩的乡村均是如此。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乡村也在快速衰败。乡村衰败是一种复合型的衰败，包括治理危机、文化衰败、生态破坏以及产业空心化等。
乡村建设正是要破解乡村衰败，由于乡村社会出现了全面衰败，病急乱投医，导致乡村建设动辄再造乡村。乡村衰败治理出现了严重的猛药依赖，在社会各界看来，非猛药不能破解乡村衰败。
所谓猛药就是真金白银，就是动大手术，强力输血，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在人、财、地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现在到了对乡村衰败用猛药动大手术的时候，各地纷纷投入真金白银进行乡村振兴，包括资本下乡、规划下乡、艺术家下乡、创客下乡等。当前最典型的一副猛药就是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自己的田园综合体建设计划，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动辄投入上亿元资金。
乡村振兴应该用什么药？用猛药，还是用补药，用西医的办法，还是用中医的办法。笔者认为猛药并不适合当前的乡村衰败，乡村建设不宜用猛药，就像一个患了重病的病人，适合用中医的办法进行温补和调理。如果用猛药，就会导致建设性破坏，结果适得其反。由此，大量资源下乡，对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可能会加剧乡村社会的解体。
社区营造就是一副猛药，通过所谓的“人文地景产”帮助乡村社区走出衰败，实现再造乡村的目的，这一猛药近年来受到中国大陆乡村建设界的集体追捧。地方官员和乡建人士热衷于学习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经验，邀请台湾的社区营造专家来大陆进行社区营造，俨然成为乡村建设的一股潮流。社区营造能破解乡村衰败吗？实际上并不能。社区营造并没有带来乡村振兴，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乡村并没有走出衰败，其衰败程度反而比中国大陆乡村还严重。
社区营造这副猛药并不适合乡村衰败治理，中国乡村建设需要找回自己的传统。中国乡村建设的传统是平民教育，是一种温和的乡村建设模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以农民教育为主要方法，教育就是保守治疗，是较为平和的办法。在今天的乡村建设中，农民教育基本上被放弃了。
新兴的乡村建设议题主要是乡村旅游和田园综合体，是乡村资源的资本化，而非农民的组织化。比如规划师的乡建，动辄再造乡村，艺术家的乡村建设也是再造乡村。所谓再造乡村乃是再造乡村功能，从过去的为农民建设乡村，到今天为城市消费者建设乡村，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空间。这种所谓的建设乡村将农民剥离出来，体现了非常明显的资本化和去农化特征，实际上是破坏乡村。
可见，新乡村建设已经脱离了乡村建设的传统，传统乡村建设的药方是温和的，以平民教育为主。而今日乡村建设则以猛药为主，比如资本下乡、田园综合体等，平民教育则鲜有人关注了。即使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很少再关注平民教育，更谈不上开展以农民教育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实践了。
当前乡村振兴过热，学界主流提倡用猛药来振兴乡村，主张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农村的流动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等多个渠道筹集乡村振兴所需要的资金，以推动乡村振兴。一些地方政府也惯用猛药，砸钱搞乡村建设。政府能力越强，越习惯用猛药。
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必须提出我们的观点，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必须采用补药，采用温和的办法，比如平民教育的办法。中国的乡村建设不需要这么猛的药方，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并没有丧失，通过中医的办法可以进行自我调理。通过自我平衡来恢复乡村社会的主体性，这是乡村建设的可行路径。
由此，我们依然认为，农民教育应该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主要抓手，乡村文化建设应该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途径。乡村建设的传统是乡村教育，这个教育主要是平民教育，而非学历教育，是教人热爱故乡的，而不是教人逃离故乡的。乡村文化，而非都市文化，才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性所在。
只有通过以农民教育为主要抓手的乡村文化建设，才可能逐步修复日益衰败的乡村社会。可是，今日乡村建设基本上都背离了这一传统，平民教育萎缩了，资本下乡登场了，乡村衰败治理出现了猛药依赖现象。这副猛药很可能会将乡村建设带上歧路，从而背离乡村建设的初心。
二、乡村振兴的实质是危机治理
乡村振兴是为了应对乡村衰败，因为乡村衰败，所以要进行乡村建设。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谓的乡村建设并不是常规的乡村建设，而是一种危机治理方案，是对乡村危机的干预。
今日乡村危机就是乡村衰败，解决乡村衰败用常规方案，还是危机治理方案？目前来看都是用的危机治理方案。危机治理方案不同于常规方案的地方，就是用猛药，危机治理就是一副猛药。
危机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危机治理已经常态化了。只是我们要明白，乡村建设就是危机治理模式，而非常规模式。我们不能将危机治理模式当成常规治理模式。现在几乎所有的乡村建设方案都是危机治理模式。而危机治理具有强烈的猛药依赖症，动辄再造乡村，典型如田园综合体建设。
乡村建设过去并没有区分危机模式与常态模式，并没有明确提出危机模式。危机模式用猛药，还是用补药？目前多用猛药，比如住建部的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就是抢救，就是急救。每个村落投入200万，这就是猛药，能够解决问题吗？
猛药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并不可持续。从我们调查的来看，重金投入的效果并不好，一个乡村建设的项目点动辄投入数亿元，是猛药之下的乡村振兴，短期内可以打造出来一个豪华版的乡村振兴样板工程，但并没有探索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笔者一直对这种乡村建设模式有困惑，从危机治理来看就能理解了。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和社区营造模式都是危机治理，实际上，我们过去把这种危机模式当成了常态模式。在乡村建设的危机模式中，很容易病急乱投医，并且依赖猛药，希望通过猛药在短期内取得效果。
总之，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危机模式已经替代常规模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乡村建设，就是因为乡村社会陷入了衰败危机。那么，乡村建设的危机模式是用猛药还是补药呢？目前来看，主要是猛药，追求快速解决乡村衰败。
危机模式非要用猛药吗？实际上，乡村危机干预不宜用猛药。目前这种危机模式已经出现失灵，重金投入能在短期内改变乡村面貌，但也只是表面的虚假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衰败，乡村衰败危机并没有出现转机。也就是说，乡村建设的危机模式应该用补药，而不是用猛药。
乡村振兴的实质也是一种危机治理模式，试图通过危机治理来破解乡村衰败，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但乡村振兴过于重视资本投入，过于重视乡村的经济功能，这就违背了危机治理的原则。
乡村振兴不能过于乐观，从根本上来讲，乡村振兴是为了应对乡村衰败危机，这才是乡村振兴的初心，而不是经济腾飞。这一点不同当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像抓乡镇企业一样抓乡村振兴是不妥的。不管是宏观上来分析，还是从微观经验来分析，乡村振兴都是为了应对乡村衰败危机。在实质上是一种危机治理，而不是经济发展。
乡村功能转型也是为解决乡村衰败，而不是资本化，乡村经营也只是危机治理的手段而已，所谓乡村活化就是解决乡村衰败的。乡村建设要不忘初心，适度发展，为什么适度发展呢？因为不可能高度发展，只是解决乡村衰败危机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质是一种危机干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这就是乡村建设的初心。我们今天过分夸大了乡村建设的意义，反倒忘了乡村建设的初心。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乡村建设就是为了破解乡村衰败危机，把乡村救活。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乡村建设，这一目的直接决定了乡村建设的途径。
而如今，乡村振兴还是一种危机干预吗？不是，就是为了赚钱，资本下乡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途径。乡村振兴不宜过度夸大乡村的经济功能，乡村振兴不只是发展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不是什么投资新蓝海。乡村依然处在快速衰败之中，乡村振兴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如果乡村振兴不能解决乡村衰败危机，乡村建设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乡村建设的正确定位是危机干预，而非发展经济，一个正处在衰败中的乡村社会是经不起折腾的，更无法承受发展经济的重任。
三、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留守农民
乡村建设的前提是对乡村社会的认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乡村社会，没有对乡村社会的认识，或者说只是问题导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无法实现乡村振兴的。乡村社会是什么社会呢？学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大家都忙着给乡村振兴开药方，鲜有人深入研究乡村社会。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城市化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人流向城市，也有人从城市返乡，在离乡——返乡的拉锯战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即以留守人口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留守社会的主体是所谓的386199部队，包括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尤其以留守老人为主。
今天的乡村社会就是一个留守社会，留守社会是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常态，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村落并不会像有些学者所讲的那样会走向终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村落社会都不会解体，而是以留守社会的形态继续存在。对大多数村庄而言，留守社会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形态，这是我们对乡村社会转型的一个判断。
乡村建设的前提是乡村社会形态，如何开展乡村建设，取决于我们对乡村社会形态的理解。一旦我们承认留守社会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形态，就锁定了乡村建设的路径。乡村社会是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为这个留守社会保驾护航。任何一个乡村建设方案，都必须要与留守社会相匹配，乡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留守社会建设。
留守社会是乡村建设的起点，留守社会和留守群体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乡村建设各界的想象。乡村如何重建，乡村制度如何设计，三农政策如何制定和实施，都要充分考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要。留守社会具有稳定性，乡村建设只能建设一个有序的留守社会。
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留守社会，任何激进的乡村建设方案都是不现实的。当然，过于悲观的乡村建设方案也是不负责任的。乡村建设不能过于浪漫，也不能过于悲观。留守社会需要的是一个适度积极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一个保护留守社会的乡村建设方案。
学界主流和政策部门普遍认为，留守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社会，留守社会的维系非常脆弱，乡村建设主要依赖外部资源的投入。不管是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还是社会组织主导的乡村建设，都依赖外部资源的注入，而放弃了对乡村社会内部力量的挖掘。
乡村建设之所以过于依赖外部资源，乃是忽略了乡村留守社会的主体性，误将留守社会视为衰败，留守不是衰败，而是一种常态。我们要接受留守社会这一常态，不要急于改变它。今日乡村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留守社会，而不是乡村衰败，看似衰败，实则留守。留守并不是衰败，留守是乡村社会的收缩与调适，留守社会有自己的主体性。
乡村建设要尊重留守社会的主体性，尊重留守农民的文化自觉。让留守群体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保障，这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因而，乡村建设要充分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发掘留守农民的价值，而不是一味依赖外来资本。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将乡村建设成为留守农民的美好家园，这才是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留守社会有自己的主体性，乡村建设就是要保护留守社会的主体性。从留守社会出发，选择合适的乡村建设途径。留守社会的乡村建设如何进行？留守社会还是要坚持内源发展，而不能一味依赖外部投入。从目前来看，乡村建设基本上弃了内源发展，主要依赖外部援助和猛药刺激，以这种手段能振兴乡村吗？很显然不能。乡村振兴要发挥留守群体的主体性，才能找到乡村振兴的正道。
留守社会的乡村建设，只靠外援很难取得发展，外援必须通过内源发展才能生效，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一定要尊重留守农民的主体性。留守社会的社会建设，不能浪漫化，不能泛泛地谈内源发展还是外援发展。现在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投入，而是如何投入，投入以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乡村。
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留守社会，这才是乡村建设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乡村建设不同于城镇化的地方。所谓要把乡村建设的像乡村，为什么要把乡村建设得像乡村呢？把乡村建设得像什么样的乡村呢？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为留守农民建设乡村，而不是为实现了城市化的农民建设乡村。
今天的乡建派倾向于认为，乡村建设只能靠外部资源动员，实际上并非如此。乡村复兴从根本上来讲是靠内源发展，外援也要通过内源发挥作用。乡建派为什么主张动员外部资源呢，这实际上是为自己论证，认为乡村社会没有能力实现内源发展，只能靠外部力量，这是非常可笑的。乡建派自身根本无法实现乡村振兴，这也表明，今天的乡建派实际上不再相信农民，也不再依靠农民，主要依赖外部资源，比如基金会的支持，比如所谓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
当前乡村振兴的热度很高，乡村建设各界比农民还热闹，比农民还激动。乡村振兴很热，但热点不是为留守农民建设乡村，而是为城里人建设乡村，让城里人来享受田园风光，这是学者和资本最感兴趣的地方。可以说，现在的乡村振兴几乎没有考虑留守农民的需求，各种乡村振兴主张都屏蔽了留守农民的视角。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留守农民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振兴。
从留守农民的视角来看，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因为农村中多是留守老人，即使有产业，大部分年轻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离开乡村。农民需要的乡村振兴，就是有利于留守群体的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是留守社会，经不起折腾。不管怎么样选择，我们建设的都是留守社会，适合留守者居住的社会。留守群体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目的。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显然不是产业发展，也不是城镇化，而是留守农民的幸福。
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是为谁建设乡村的问题，乡村建设不能简单地讲以人为本，不能笼统地讲为农民建设乡村。也有学者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但并没有区分进城农民与留守农民。准确地讲，乡村振兴要坚持留守农民的主体地位，以留守农民为本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社会是留守社会，也是老龄社会。留守社会的主体是老年人，农民老龄化的程度更高。乡村振兴要自觉应对老龄化，建设适合留守老人居住的乡村社会。今天的乡村建设一味模仿城市化，简单复制城市建设模式。这是以年轻人为主导的乡村建设模式，完全没有考虑到留守老人的需求，牺牲了老年人的利益。
所以，留守社会的乡村建设，这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建设。如何建设一个留守社会，这是乡村建设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为留守群体建设乡村，为留守老人建设乡村，乡村建设的适老化是乡村振兴的价值选择，也是主要途径。同时，留守老人不只是养老，而且可以老有所为，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主体性和积极作用。
四、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补短板
学界和政策部门普遍认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振兴，乡村产业面临再度振兴繁荣、兴旺发达的重大机遇。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的样板，典型如田园综合体。这些用重金打造的样板工程多是孤岛式和盆景式的，有多大的可复制性很难说。
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重金打造样板，而是补上短板。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补短板，短板是什么，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这些才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国家最重视的并不是产业振兴，而是乡村振兴的短板，比如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这些都属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范畴，而非产业发展。
冯骥才先生是乡村建设中少见的清醒派，他抓住了乡村建设的本质，即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而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经济学家姚洋也是乡村建设的清醒派，他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社会文化建设，单方面的经济建设对乡村建设反而是有害的，经济学家能够得出这一认识，实属难得。
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农业振兴战略，单独谈乡村经济振兴反而是有害的。乡村振兴不等于农业振兴，乡村问题更多是社会文化问题，是公共事业问题。农业越发展，乡村越衰败。今日乡村振兴方案以产业发展为主，根本药不对症。我们所谓的猛药，就是经济振兴这副猛药。只靠一副药不仅不能振兴乡村，反而会加剧乡村衰败。一味做强农业，引资本下乡，反而会加剧乡村衰败。
在乡村建设派的探索中，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是：文化建设，收益最高。但乡村建设者只是将文化作为社区动员手段，最终目的还是着眼于合作社和经济生产。从乡村建设实验来看，最有成效的就是文化，最难做的就是合作社，基本上做不起来。那么为什么非要执着于经济建设呢，执着于合作社呢。如果非要经济的话，我看李昌平的金融合作还有点成效，这也是资本合作，而非生产合作。
所以，笔者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还是应该做文化和教育。乡建先贤们选择平民教育为重点，不是偶然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乡村平民教育，也就是社区大学，是最具操作性的乡村建设，最符合留守社会的理念，也最能提升留守农民的幸福感。
如果只强调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乡村能否振兴呢？没有产业，没有能养家的产业，中青年农民就不可能在村里，村里就只能以留守群体为主，乡村社会就只能是留守社会。乡村文化和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留守社会建设，建设一个健康的留守社会。
学界一般认为，留守社会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乡村社会一旦有了能够赚钱养家的产业，乡村社会就是完整的社会，就能留住中青年农民。从日本乡村振兴的经验来看，即使乡村有产业，中青年农民依然会流向城市，乡村社会依然是留守社会。乡村建设就是建设一个留守社会，乡村振兴的前提是留守社会。浙江农村也是如此，浙江一些村庄有发达的非农产业，但大部分人口仍然是到城市里讨生活。
也就是说，产业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并没有学界想象的那么重要，并不是有了产业，乡村就能振兴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乡村振兴，并不能阻挡年轻人对城市的向往。乡村产业发展并不能改变留守社会的特征，村民富裕了自然会去城里买房居住，有人去城里打工，有人去城里居住。乡村社会便成为一个留守社会，留守社会是乡村社会的常态。乡村建设能改变留守社会的形态吗？不能。虽然我们倡导农民工返乡，但并不能改变留守社会的形态。乡村建设只是把留守社会建设的更美好，而不能改变留守社会。乡村建设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但并不能改变城市化的趋势。
乡村建设的保守疗法是文化建设，是公共事业建设，积极疗法是经济建设，是产业发展。乡村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经济功能，而是非经济功能，包括生态、社会、文化等功能。
乡村建设首先要保护乡村，而不是让乡村背负太多的经济责任，乡村建设要放弃GDP主义的思路。我国已成为工业国，乡村发展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到10%以下，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的地位还将进一步边缘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不宜再继续追求农业对GDP的贡献率。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保护乡村，而不是追求经济效益。我们并不反对发挥资本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但若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势必会对乡村造成破坏。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乡村建设最大的短板是道德与文化，因而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补短板，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重点。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经济与治理、社会和文化的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
五、乡村适度振兴的路径选择
当前乡村振兴处于亢奋期，也处于观望期。有的主张过度积极，有的主张又过度消极。我们反对过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但也不赞同过度消极的观点，从而倡导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
从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为乡村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但我们不要过于亢奋，应立足于现代化规律来定位乡村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趋于衰败是普遍现象，各个国家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振兴乡村计划，但并没有带来乡村的繁荣，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乡村都没能实现振兴。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有借鉴意义。在城市化社会，乡村能振兴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科学命题。
在工商时代，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降低。乡村振兴是就乡村而言，而不是相较于城市而言。并且乡村振兴主要不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从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来讲的。经济再怎么讲，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今天乡村建设反而忽略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了，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产业建设和人居建设。
我们较早提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我们依然坚持我们的观点。并且我们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城市化率超过50%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乡村的多功能凸显，乡村功能不只是经济功能，其非经济功能进一步凸显，比如生态、社会、文化等功能。乡村的价值主要是非经济功能，而非经济功能，这是我们对乡村价值的理解，也是对乡村建设的定位。
所以，从新时期的乡村功能出发，我们的视角依然是文化和社会。乡村振兴主要是文化振兴，是社会振兴，而非经济振兴。乡村一定要有产业，但这个产业不一定非要振兴，产业振兴是商业化的逻辑，是城市化的逻辑。乡村经济的发展一定是适度发展，乡村振兴也是适度发展。否则，对乡村只能是破坏，只能是折腾。
对乡村振兴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社会修复，经济适度发展，这是我们对乡村建设的一个整体定位。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先是乡村治理危机，然后是乡村伦理危机。乡村治理危机通过税费改革得以化解，乡村伦理危机要通过文化建设才能得以解决。伦理性危机就是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才是乡村社会最大的危机。文化危机是乡村衰败的综合体现，包括道德危机、文化传承危机等，乡村振兴需要应对的恰恰正是文化危机。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就是保卫乡村，而不是再造乡村。在新时代，破坏乡村的不是贫穷，而是发家致富的欲望，相反，是乡村的贫穷保护了村庄。破坏乡村的不是人财物的流出，而是人财物的进入，是建设性破坏。保卫乡村一定要弄清楚是谁在破坏乡村，在这一点上笔者是保守派。因为时代不同了，现代性进入乡村，反而需要一点保守的力量来制衡，我们无需再为现代性力量鼓与呼。相反，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一种保守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方案。
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最大价值目标是保卫乡村，而不是动辄改造乡村。价值决定路径，这有助于我们摆脱各种激进的乡村振兴思路与方案。因而，我们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乡村建设，是一种保守疗法，而非猛药的激进疗法。
笔者自己刚刚提出乡村振兴不宜用猛药，又被所谓的新产业新业态所吸引，这表明乡村振兴是非常容易依赖猛药的。对乡村振兴来讲，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是两副猛药。今天的乡村建设方案，几乎全是猛药。这合适吗？乡村振兴需要保守疗法，所谓保守疗法主要是文化和社会建设。
我们之所以在乡村振兴问题上容易激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乡村振兴的价值不清晰，乡村振兴的价值不是经济繁荣，不到10%的GDP贡献率已经说明了一切。乡村振兴的价值是保卫乡村，是救活乡村，而不是繁荣乡村，也不是城镇化，这是乡村振兴的价值。保卫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
乡村建设要不忘初心，适度发展。乡村建设的初心就是为农民建设乡村，就是保卫乡村。如今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地方政府大力推进，项目下乡，资本下乡，乡村建设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违背了适度发展保卫乡村的原则。
为了坚守乡村建设的价值，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序适度发展。我们将乡村振兴分为三个阶段，相对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三阶段，我们的三阶段为微观三阶段。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找到自己所处的相应的阶段。由于乡村发展的不均衡，不同的村庄处在不同的阶段，每个村庄都要从自己所处的阶段出发，进行精准定位，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首先，乡村衰败期。对大部分村庄而言，当前还都处于乡村衰败期，要对这种处于衰败期的乡村进行研究，比如贫困村，虽然国家扶贫投入了很多资源，但并没有改变乡村衰败的态势。对处于衰败期的村庄，不宜投入重金进行建设，而应引导其逐步恢复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走向乡村复苏。
其次，乡村复苏期。有一些村庄进入了乡村复苏期，人员开始回流，开始有了产业，公共文化生活复苏，开始具备乡村振兴的部分特征，比如一些淘宝村，就进入了乡村复苏期。处于复苏期的乡村开始有了人气，要引导其适度发展。
第三，乡村复兴期。当前，只有少部分村庄进入了乡村复兴期，符合乡村振兴的五个标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比如我们调研的浙江义乌何斯路村，就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样本。何斯路村经过10年的探索，才从乡村衰败进入了乡村复兴。对大部分村庄来讲，进入乡村复兴期，都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乡村振兴的路线图。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还在进一步完善，还处于制度供给和政策创设的阶段，相关部委还在制定政策和方案。对地方政府来讲，乡村振兴战略还处于谋划阶段，只在省级层面制定了乡村振兴规划。乡村振兴还没有成为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基层干部还不知道如何下手，仍处在观望中。为此，我们给出上述乡村振兴的微观三阶段论。
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有三个阶段，这是中央绘制的路线图，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具体到每一个村落，也有自己的乡村振兴路径。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微观三阶段论，即从衰败期到复苏期，再到复兴期。首先是把乡村救活，然后再探索振兴。对一个处于衰败期的村落而言，不可能一下子就振兴。这是一种用猛药医治重病人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应该是修复乡村，用补药，而不是用猛药。有了这个微观三阶段论，我们就能找到并坚持一个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方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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