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下中国农地经营权流转中存在大量无偿流转现象。考虑到中国农村是“乡土社会”和“熟人社会”，而现阶段大部分农地流转确实发生在亲友熟人之间，无偿流转也基本只发生在亲友之间，因此，将亲友关系与无偿流转联系起来具有合理性。
用租金形态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农地无偿流转中的租金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提前声明、隐性化的租金形态，在此视角下，无偿流转并不真的“无偿”，只是其租金形态隐性化了。
本文认为，亲友之间的人情与实物、货币租金形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能够独立出来并作为中国的一种农地租金形态——人情租。在某些条件下，转出者会采用人情租转出农地，其表现即是无偿流转。本文的目的是说明人情为何能够成为一种租金形态，并从理论上分析转出者选择亲友之间的人情作为租金形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为何20世纪初期罕见无偿流转现象，而现阶段却大量发生，并判断未来的演变。
人情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交换媒介
历史学家杨联陞提出，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是“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一个“交互报偿原则”，“报”其实是经济交换行为。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人们之间的经济交换变得越来越迂回和复杂，现在人们已经很少进行实物交换，大量实物交换被货币交换所替代。但是，货币交换并非交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需要考虑“报”这一概念下的交换，它和货币交换并不相同。
一位中国人给他人（往往是亲友之间）提供了某种实物或服务，后者并不需要立刻提供实物、服务或货币作为回报，但必须在以后进行补偿，对这前后两个环节，中国人很自然地将它们分别称作“欠人情”和“还人情”。
在这种表达方式中，人情被当作一种类似于货币的媒介，某人接受了另一个人的帮助（或实物）而没有支付相应的货币作为回报，但是在对方那里记下一笔“人情债”，这笔“人情债”需要在未来以某种方式勾销；对于提供帮助的人而言，他记下了受助者所欠的这笔“人情”，未来可在受助者那里兑现相应的实物或服务作为回报。因此，“报”的实质是经济交换，其交换的媒介是隐性化的人情。当然，接受帮助的人也可以支付货币作为对提供帮助者的回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帮助的人可以用获得的货币向其他人购买实物或者服务，不必在受助者那里兑现，而“一报还一报”的交换具有“帮助者—受助者”一一对应的特征。
与实物交换几乎已完全被货币交换所替代不同，在现实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存在大量人情交换。货币和人情都可以作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的媒介，但货币交换和人情交换又有不同，基于上一段的例子，我们可以提炼出两者的3个差异：第一，货币交换公开而明显，人情交换却是隐蔽的；第二，货币交换具有即时性，人情交换却跨越一段时间，具有长期性；第三，货币交换不局限在特定人之间，人情交换却局限在特定人之间，这既体现在“欠人情”和“还人情”两个环节中，参与交换的双方对象不变，也体现在参与交换的双方对象绝大多数是具有前期交往关系的亲友，非亲非故者之间很难发生人情交换。
已有文献多只考虑显性的实物或货币租，没有明确考虑并分析隐蔽化的存在于亲友之间的人情租，因此不足以解释近段时期大量存在的无偿流转现象并判断其未来演变。
转出者在货币租和人情租两者之间的选择
基于理性人视角，货币能增加农地转出者的效用，人情也能够增加效用，转出者会选择效用最大的一种租金形态。已有文献在讨论转出者效用来源的构成时没有关注人情这一要素，本文尝试将人情租纳入农地转出者的效用函数，通过一个农户决策模型探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转出者如何选择租金形态。
1.货币和人情的边际效用的比较
货币可以用于购买公开市场上的商品、劳务，人情只能交换非公开市场上的礼物、帮助等。如果转出者的需求通过公开购买商品、劳务来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提高，人情的边际效用就相对下降；转出者的需求如果难以通过公开购买商品、劳务来得到满足，人情的边际效用就相对上升。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户在衣食住行上的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公开购买商品、服务的方式来得到满足，相对而言，这提高了货币的边际效用，降低了人情的边际效用。
从社会总体的趋势来看，人情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货币的边际效用上升，从这个角度看，更多转出者选择采用货币租流转农地是总体趋势。但是，在农村内部，人情交换仍有其存在空间。
2.公开市场上的货币租金率和非公开市场上的人情租金率的比较
固定人情、货币各自的边际效用，农地转出者选择货币租还是人情租，结果取决于货币租金率和人情租金率两者的比值大小。货币租金率很容易被观测到，人情租金率则较难被观测到。
未来的农地租金形态
现阶段农村有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经营户，转出者容易找到愿意承租农地的亲友，农地流转中的人情租金率不低。未来，随着农村人口实现代际更替和非农就业机会进一步扩大，离农倾向明显的青壮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出农业，而中老年务农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自然退出农业经营，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经营户数量不断下降，转出者将越来越难找到愿意承租农地的亲友，农地流转中的人情租金率不断下降。如果转出者的亲友全都不再务农，则他们只能把农地转给陌生人并采用货币租。此外，政策的基本导向是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并对各类规模经营主体实施补贴措施，这提高了货币租金率。因此，未来农地流转中的货币租金率和人情租金率二者的比值趋向于不断上升，这增强了转出者采用货币租转出农地的可能性。
在对于人情租和货币租的边际效用的比较方面，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保障转出者的农地承包权，转出者借助亲友之间的人情来实现产权保护需求的必要性下降，从这点来看，人情租相对于货币租的边际效用下降；其次，如果农村内部出现更多针对留守人口照看需求的服务市场或公共服务机构，或者，如果农业生产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则留守人口获取亲友帮助的必要性也会下降，这也会降低人情租的边际效用；最后，农村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使得原同属一个村庄的农户的接触频率下降，这倾向于疏远农村社会关系，进而降低人情租的边际效用。总体上，人情租相对于货币租的边际效用呈下降趋势，而货币租金率相对于人情租金率则呈上升趋势，未来转出者采用货币租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将上升，相应的“无偿”流转现象会不断减少。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把自20世纪初期以来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私人之间（地主对佃农，或农户对农户）的农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租金形态演变次序归纳为：实物、货币→取消农业税至今：人情、货币→未来：货币
作者简介：陈奕山，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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