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大数据运用也开始渗透到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是大数据、信息技术和管理思维三大要素联动的结果，这就需要以思维转变为突破口，从容应对新挑战、牢牢把握新机遇和遵循防控新要求，对日益常态化、复杂化的农村公共危机进行有效防控。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大数据思维
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应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具有大容量、高速度和多智慧的特点，[1]它在技术与理念上不断推动着社会变革，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模式应运而生。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是一种全新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模式，是以规避农村社会风险和维护农村公共安全为价值目标，以农村信息化为基础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对农村公共危机进行精准地预警、科学地应对、有效地恢复，实现农村公共危机科学、高效防控的过程，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多元共治等特征。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不仅是大数据资源的扩展和开发，也不仅是以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的运用，更是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思维的转变。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是大数据、信息技术和管理思维三大要素联动的结果。以思维转变为突破口，从容应对新挑战、牢牢把握新机遇和遵循管理新要求，是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现实选择。
1 从容应大数据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带来的新挑战
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是一场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是以大数据技术运用和思维转变为基础的，这对传统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社会、个人等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主体必须转变思维、认清形势，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才能促进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提升，实现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现代转型和农村公共危机高效防控。
1.1 从容应对海量数据的挑战
大数据的首要特征就是数据大。当前，我们处于数据大爆炸时代。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4倍，世界的数据数量每三年多就会翻一倍。谷歌公司每天要处理超过24PB（1PB=250字节）的数据，这意味着其每天的数据处理量是美国国家图书馆所有纸质出版物所含数字量的上千倍。[2]11-13毫无例外，当前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数据规模也在不断膨胀。我国在农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监控中已经开始运用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系统(RS)、自动控制系统（ACS）、物联网等技术设备，实时收集水文信息、地质信息、土壤信息、气候信息、交通信息、动植物疫情信息、社会安全信息等，新的大数据源由此不断出现，加之，社会各类组织和民众不断制造各种信息数据，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信息数据规模也达到了PB量级。规模巨大、纷繁多样和优劣掺杂的大数据，使得我们做决定和理解现实的最基本方式受到挑战。大数据的精髓在于我们分析信息时的三个转变：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可以提高宏观层面的洞察力，不再热衷于追求微观层面的精确度；关注相关关系，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2]17-18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数据，传统的农村公共危机监测和研判手段和方法难以奏效。对此，在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从容应对海量数据的挑战，以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分析和甄别海量数据，从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科学预测和处理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
1.2 从容应对信息传播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容量更大、传播更快、功能更强。互联网在技术层面本身就是一个无中心的开放架构，可以无限地延伸和链接，可以赋予用户极大的主动权和参与权，因而被认为是最为自由的媒体之一。[3]58随着网络普及与使用资费下降，民众信息能力和收入水平提高，我国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从社会精英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占整个网民的90.1%，农村网民规模达1.95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31.6%。人们可以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信息终端，几乎实现了随时随地上网。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4]192互联网的泛在化与开放性为人们提供了空前的自由空间，可以自由地选择、发布农村公共危机信息。但是，网上大数据无限性和人们关注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农村公共危机信息的“盲人摸象”效应。在大数据时代，分众传播、个性化传播的凸显，使得农村公共危机的敏感信息和偏激观点更容易找到“同类”，迅速聚集，成倍放大，不但不利于农村公共危机化解，而且还会加剧和放大危机或者衍化出新的舆情危机。互联网的平等性和虚拟性也改变了当前农村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格局。在传统的农村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中，机会是不平等的，存在等级差别，受到区域与时空的限制。在大数据时代，不同的机构、个人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手得到各种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数据，并平等地发布对数据挖掘和分析得出的各种结论。同时，相对于现实社会来说，互联网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使个人身份披上了遮掩的面纱，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虚拟空间里更加大胆自由地表达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意见。这样一来，在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信息传播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需要研究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特点，转变思维，采取新的理念和方式对农村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进行管理，既充分发挥网民、社会组织等在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收集和传递中的积极作用，又要通过法律、制度等规范他们的信息行为，抑制或杜绝造谣、传谣等不良行为，以此提升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
1.3 从容应对信息安全的挑战
与传统信息安全相比，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隐患更具有危害性、潜在性和瞬间性的色彩。[5]当前，我国在一些信息安全技术领域还存在短板，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SND、移动互联网的持续蓬勃发展，各领域信息安全威胁日益凸显。[6]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需要建立各种大数据库，以便于进行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其一，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相关机构更容易遭到网络黑客的恶意攻击。利用大数据对农村公共危机进行防控，意味着将海量的数据进行集中存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相关机构承载的庞大数据信息，使它们容易成为网络黑客攻击的对象。一些黑客会最大限度地收集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微博、电话等有用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更加精准地攻击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相关机构的网络系统，威胁、攻击、破坏和瘫痪这些系统，造成社会心理恐慌和财产损失，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其二，一些隐私信息面临更大的泄露危机。在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需要收集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的各个方面信息，以便于分析和掌握农村公共危机演化动态和采取相应对策。而为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数据存储和处理往往在云平台上进行，这无疑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一些敏感数据和隐私信息可能在不经意间被泄露。《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42.7%的网民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其中，电脑或手机中病毒或木马情况最为严重，发生率为 24.2%，其次是账号或密码被盗，发生率为 22.9%。在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如何进行数据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大数据的使用是自由开放与安全保护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能成为不透明、不可解释、不可追踪的“黑匣子”，也不能成为“潘多拉”盒子。[7]这就需要加强组织领导、政策和资金扶持、法规制度和标准建设、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等，建立健全大数据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从思维意识、法规制度、技术创新、人才保障、安全监管等方面强化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的信息安全。
2 牢牢把握大数据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提供的新机遇
网络信息普及化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给我国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提升显然有其特殊价值。如何把握大数据给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带来的机遇，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思维面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海量数据。一旦思维转变过来，数据就能被巧妙地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型服务。数据的奥妙只为谦逊、愿意聆听且掌握了聆听手段的人所知。[2]77-78对此，必须转变思维，清楚地认识到，大数据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认知深化、领域拓展和过程透明等方面提供了机遇，并牢牢把握这些机遇，提升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
2.1 深化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认知
有效掌握危机信息，就有可能预防危机，从而降低风险和化解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危机信息掌控的能力是危机防控能力的核心。如何让政府、民众等科学有效地掌控农村公共危机相关信息，提高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认知能力和防范能力，是提升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农村发展面临利益分配不均、民主政治失范、思想道德滑坡、社会矛盾突出、生态遭到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农村公共危机数量日益增多、类型更加多样、化解难度增大。在我国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实践中，囿于庞大的对象规模和复杂的内在结构，以传统的思维认知方式和科层制的层层信息传递模式无法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农村公共危机信息，很难实现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科学认知，从而严重制约了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效果。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思维，其所带来的动态化信息便有效弥补了传统科层制模式下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对象的模糊认知。与传统信息数据挖掘相比，大数据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处理速度快，时效性高。[8]将大数据运用到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其价值就在于促使相关信息数据能够迅速、准确、动态地反映客观现实，成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主体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公共魔法镜。依托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大数据平台，防控主体可以超越科层制的层层信息传递模式，事先预测和掌握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对象的动态信息，避免相关信息的漏报、瞒报、错报等信息失真问题，提高防控主体的政策灵敏度，在降低防控成本的同时增强防控的针对性和有序性。同时，社会组织、民众等作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服务对象，也可以通过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大数据平台更及时、全面地了解农村公共危机相关信息，避免财产损失和心理恐慌，积极配合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对此，我们必须转变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发展提供的机遇，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提升政府、社会和民众对农村公共危机的认知能力和防范能力。
2.2 拓展农村公共危机防控领域
在大数据时代，虚拟网络逐渐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人们游走在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之间。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在“一切皆可量化”的大数据浪潮中日益融为一体。[8]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是顺应大数据时代浪潮和信息技术发展，将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由现实世界拓展到网络世界，是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发展的时代趋势和必然要求。网络虚拟互动延伸了人们的交往与互动，人们由单纯接受农村公共危机信息到主动发布农村公共危机信息，受众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表达、传递自己的观点与见解，积极参与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网络虚拟为打破政府几乎包揽一切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格局，形成了由政府、社会、民众等多元共治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格局，创造了一个可能的公共空间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需要我们把握机遇，全面掌握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在网络虚拟空间的基本规律及其与现实社会的相互影响，充分利用大数据所带来的一切便利和实惠，整合各方面力量加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并与现实世界的行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真正实现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网上网下充分联动、协调共治。总之，将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由现实世界拓展到网络世界，实现两者协同共治，是大数据时代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创造的一个重大机遇，也是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提升的内在需求。
2.3 促进农村公共危机防控透明
在传统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居民居住相对分散，信息传递设施相对落后，以及政府主要采取相对封闭的危机管理方式，社会公众的必要参与和监督往往是缺乏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措施因此常常脱离民众的真实需求。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不公开和不透明不仅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而且容易助长谣言，导致危机扩大化或衍化出新的危机。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下，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件就是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过程实行必要的信息公开和透明。透明化是化解农村公共危机，提升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的重要前提。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推进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过程的透明化提供了可能。《中国统计年（2015）》数据显示，我国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农村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7.99%、98.11%，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为115.6台；实现了电话村村通，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分别为38.9部、215.0部；互联网宽带实现乡镇全覆盖，行政村覆盖率为93.5%，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脑23.5台。以“三网”（互联网、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为主体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夯实，3G、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开始示范应用，信息资源建设成效显著，“县有信息服务机构、乡有信息站、村有信息点”的农村信息化服务格局基本形成。[9]随着数据传播技术突破与更新，“三网”中的信息数据的容量更大、内容更丰富、更新更及时和传播更快捷，政府不再是农村公共危机信息提供的绝对主体，人们能够从“三网”中唾手可得自己需要的农村公共危机相关信息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进行封闭管理和暗箱操作已经失去了可能，透明化和公开化成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必然趋势。从另一个角度讲，大数据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现代变革和能力提升提供了机遇。必须牢牢把握机遇，利用大数据平台促进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透明和公开，塑造政府良好形象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消除或减少农村公共危机信息传播噪音，确保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井然有序和高效运行。
3 切实遵循大数据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提出的新要求
大数据作为信息资本和数据资源，对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组织方式、决策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10]这其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因此将发生颠覆性变革。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将实现由独立防控向联合防控转变、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测转变、由定性防控向定量防控转变。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维，适应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新要求，以促进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提升。
3.1 由独立防控向联合防控转变
由于现代国家是采取科层制的部门管理方式，传统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通常采取不同领域的专业部门管理和报告模式，管理相对分散，如水灾由水利部门管、动物疫情由畜牧部门管、农作物病虫灾由农业部门管、社会秩序事件由公安部门管、社会保障问题由民政部门管，等等。由于部门之间的壁垒，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资源难以实现共享，管理难以统筹协调，容易出现单打独斗、相互推诿的局面，直接影响到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为进一步打破农村公共危机防控部门独立防控局面提供了可能。我国在2010年以信息资源的整合为突破口，开始着手研究政府大数据应对之策，以破除农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中横向“信息孤岛”和纵向“信息阻滞”的现实困境。全国31个省（区、市）都设立了农业农村信息化主管部门及专门机构，97%的市（州）、80%以上的县（市、区）设立农业农村信息化专门管理和服务机构，70%以上的乡（镇）成立了信息服务站，超过100万个村建立了信息服务点。[11]国务院2015年通过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大力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加快政府信息平台整合，发展大数据在农村农业中的应用。农村各种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国家大数据发展政策的出台，为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提供了契机。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主动地由独立防控向联合防控转变，依据大数据统一的技术标准推动数据信息的共享，破除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部门之间全天候、无缝隙的联合互动，促进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的提升。
3.2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测转变
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于预测。其科学方法论意义不在于从“已知”的现实中发现问题和规律，而在于从“未知”的种种可能中发现问题和规律。[12]我国大数据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指出，科学研究的实验型范式、理论型范式、计算型范式都是在已知规律的情况下发现新的规律，而大数据则是在未知规律的情况下，运用计算能力从大数据中发现规律并发挥规律的作用。[13]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凸显了科技理性之于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重要性。然而，科技理性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实践中的作用效果，则有赖于大数据理念贯彻于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全过程之中，实现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思维转变和过程重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过程一般包括危机预警、危机决策、危机准备、危机舒缓、危机应对、危机重建等环节。从信息数据流动的角度看，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过程又是一个数据收集、数据整合、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安全评估、安全监测、危机预警的过程。危机发生后的“被动响应”转变为危机发生前的“主动预测”，是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流程相对于传统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流程的最大改变。“被动响应”是应对式危机决策，而“主动预测”是预测式危机决策。应对式决策是一种事后的“逆向”思维，其具体流程为“危机事件突发→逻辑分析→寻找因果关系→进行危机应对决策”；而预测式决策则是一种事前的“正向”思维，其具体流程为“挖掘相关数据→量化分析→寻找相互关系→进行危机预测决策”。[14]在有效数据处理技术的支撑下，将数据思维贯彻于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全程中，由“客观事实驱动”的预测式决策取代“主观经验驱动”应对式的决策，将成为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关键特征。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过程，需要颠覆传统的“被动响应”思考问题方式，树立大数据思维，充分彰显大数据的核心价值——预测，提前部署预防应对，杜绝或减少农村公共危机对公众安全和利益的损害。
3.3 由定性防控向定量防控转变
单纯的数据并不具有直接的可利用的价值。只有当“数据”对某个事件、物体或现象进行有意义的记录，并将数字、文字、声音、视频、图像等等各种记录形式转化为可供计算分析的标准数据，这些标准数据才可能通过相关数据模型进行筛选、清理、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有意义的“信息”和“知识”，成为辅助决策的有价值数据。在传统的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由于数据收集工具缺乏和数据处理能力有限，以及受“差不多” ※的传统文化束缚，常常采取定性管理方式进行分析和决策。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这一切将成为历史。通过感应器、手机导航、网站点击和Twitter等能够收集大量数据，而性能不断改进的计算机与相关软件可以轻易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2]37大数据不仅涉及海量的数据资源，还涉及数据处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将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由定性向定量转变奠定基础。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思维，从海量、复杂、实时的农村公共危机大数据中可以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并以此进行科学决策。这种以数据及其分析为依据的农村公共危机决策行为，能够促使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精细化和科学化。正如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埃斯蒂所言：“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政府将更加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负责，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15]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处理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由此带来公共管理方式与思维的革命性变革。农村公共危机防控必须转变思维，利用大数据实现定性防控向定量防控转变，提高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能力并尽可能降低成本，以最为精确、有效的方式满足农村居民甚至整个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需求。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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