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朝哪里去？乡村未来是什么样？乡村振兴之路如何走？”三大关键问题。紧扣“人的流动引致城乡发展时空格局重构”逻辑主线，基于江西寻乌实地调研信息，对于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乡风建设、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情况进行判断，系统阐释了新型城乡关系的本质、发展趋势与短板，从功能分区合理科学、产业衔接无缝平等、治理体系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全面优质、文化休憩需要提高等方面探讨了乡村未来。提出乡村振兴的七项举措：科学功能分区，系统顶层设计；持续推进脱贫攻坚，补齐城乡发展短板；激活发展要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升主体素质，完善乡村治理；发展乡村文化，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发展激励机制，注重多维评价体系健全；实施发展空间重构，动态优化功能分区。
关键词:新型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功能分区；要素配置；治理优化
基于对我国新时期发展阶段转变与攻关期的时代特征的科学研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朝哪里去？乡村未来是什么样？乡村振兴之路如何走？”三大关键问题。
作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重要组成，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县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材料最翔实的社会调查，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对于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课题组以“寻乌调查”深入、唯实精神为引领，紧扣“人的流动引致城乡发展时空格局重构”逻辑主线，再次走进寻乌，依循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问题指向意识和阶层分析法等方法论指导，合理设定样本区域并深度访谈不同身份人员，听其言、观其行、思其想，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出基本情势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乡村未来与振兴之路等作出逻辑分析与策略探讨。
一、乡村发展基本情势判断：基于寻乌调查信息
课题组根据城乡空间分布位置、产业发展、是否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贫困村）等标准，科学选点，共选择吉潭镇、晨光镇、水源乡3个乡镇9个行政村进行调研，并对54户普通农户、15名干部、5个合作社理事长、7名务工人员等不同身份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会议座谈与深度访谈，对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方针要求，对于样本区域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乡风建设、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情况深入了解，整理、思考并得出以下五项判断。
一是系统思维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各项振兴举措。乡村振兴必须是在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开展的乡村振兴，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也是在城乡融合的空间范围的发展整合，决不能将乡村振兴工作片面认识或与其他工作孤立开来。同时，由于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取向，乡村整体发展缺乏系统、科学的功能区发展规划，导致当前农村村庄整治、发展建设混乱。据调查，78%的行政村没有开展过乡村发展整体规划，如何提前、高位谋划成为乡村振兴的首要问题。
二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至为关键。调研显示，越是产业经营水平高的乡村，青壮年留在乡村的比例越高，部分高达90%；越是产业虚无或经营水平低的乡村，青壮年留在乡村的比例越低，留守人口呈现“386199”特征。人气聚则产业旺，产业旺则乡村兴，“空壳化、空心化”乡村改变的基础在于乡村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的前提是要激活乡村现有发展要素，同时发掘新资源和挖掘新动能，进行传统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战略重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瓶颈约束，关键在于缺乏人才，根本在于农村资源（土地、房屋等）的资产性收益不足，增收受限的另一约束因素是农村由单一向多元的产业转型困难，农村土地、宅基地管理出现向注重土地管理权的“四权分置”、“资产可抵押”方向发展趋向。以寻乌典型产业——柑橘等果业为例，虽然近几年遭受黄龙病影响损失惨重，但仍有77%的果农选择等待，在时机成熟时回归熟悉的产业。
三是城镇扩张态势明显，公共服务科学配置成为城乡协同发展的主要议题。历史考察样本乡镇区域行政区划变迁，主要诱因为行政主导（如撤乡并镇、移民搬迁等）、重大交通枢纽等工程建设、新型产业集聚或传统产业衰落（人气中心转移等），自发形成、科学规划基础上的功能区划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型城乡空间布局。调研也发现，当前乡村青壮年人口有向城镇快速聚集的趋势，两栖人口比例呈快速增长趋势，且向县城聚集速度明显快于乡镇，样本村在城镇购房的家庭在全村家庭中占比为15%—30%。95%的被访对象认同城镇主要的人口迁移引力来自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根本在于城镇就业基础上的生计水平提高。调研过程中有关公共服务科学配置与配置效率提升的问题受到被访对象关注，坚持“因需定供”原则或许是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补充。70%左右的被访干部提出对于乡村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资源错配引发的“公共资源空置现象”应予以重视，如乡村教学点“生少质劣”、文化工程设施“内容陈旧且成为摆设”等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效率低现象。
四是社会治理困境明显，乡风文明引领力度亟待加强。农村治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组织化水平不高，村干部年龄偏大，样本村村干部平均年龄48岁；受教育水平不高，88%的村干部为初中学历，7%的村干部为高中学历，综合素质偏低；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产业经营能力有限，70%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仅为承接政策资源存在，致富带动作用受限；党员干部年轻化程度不高，多数乡村30岁以下党员为高校学生组织档案迁回安放，但本人外出工作，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乡风文明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在新时代遭遇“格调华丽、内容空虚”障碍，很多群众反映，“乡风、家风建设离我们很近，但好像又不知道该怎么具体去实现”。结合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特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将“文明乡风”内容具体化、表征化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无疑将大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五是生态宜居应强调可持续生计支撑，土地制度创新或为制度红利基点。乡村生态宜居，关键是要考虑“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同发展，乡村的生态宜居是生态产业基础上的宜居，更是满足民众生计水平提高基础上的生态宜居。发展乡村产业要考虑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与生态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型居住社区。另外，农村土地的生计功能下降，身份功能彰显。当前从事农业的从业主体与10—15年前从事农业的从业主体并未发生太多改变，年轻一代多未从事农业，未来农业规模经营、机械化作业、智慧农业发展势不可挡，但不能忽视散户生产传统影响。综合被访对象访谈信息，对于土地等资源的本质功能发挥的尊重以及“土地流转难”问题的破解是为关键。
综合被访信息和乡村发展情势判断，依据“人的流动引致城乡发展时空格局重构”逻辑主线，并结合2017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部署，课题组对于“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朝哪里去？乡村未来是什么样？乡村振兴之路如何走？”三大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理论剖析。
二、新型城乡关系朝哪里去？
新型城乡关系发展，概而论之，即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系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的深入思考与科学谋划。
（一）新型城乡关系的本质是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资本等要素配置扭曲纠偏与配置效率提升
城市和乡村地域相连，血脉相融，是相互支撑、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城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可以自由、平等及良性循环的要素交流机制与要素增益机制。准确把握城乡各阶层主体人员的双向流动特征，明晰城乡人口流动障碍及破解关键制约，将是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创建的工作重心。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意味着农村不能再延续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状况。改造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不能仅靠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必须引进先进生产要素。
（二）新型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是城乡区域功能分区的合理化
强调城乡融合，意味着农村不仅仅是服务于城市、服务于工业，而是与城市共融共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绝不是以城镇的衰落为前提的，乡村振兴与城镇发展协同并进，尤其是在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需要借力于城镇发展成果的反哺与支持。另一方面，城乡发展规律决定了新型城乡关系是满足人们发展需要的功能分区结果，亦即新型城乡关系是对当前单维经济向度功能分区标准进行的，涵盖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等多维突破与合理化。
（三）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的短板在于乡村发展失序
审视乡村变迁与发展脉络，农村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发展失序的“恶性三角”因素影响：乡村人力资本向城市单向流动且回流乏力，发展资源尤其是土地、林地资源的分散使得集体经济虚无，农村经营行为效率低下引致产业微笑曲线负面效应长期滞留；加之农村优良传统习俗传承的缺失、民众乡村发展责任意识的弱化、乡村农业功能分区的锁定以及资源市场配置与政府规控的城市偏向，使得农村发展秩序失衡，乡村振兴战略任重道远。
三、乡村未来是什么样？
人的全面发展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指针；为人民服务，增进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群众工作的宗旨。党的十九大对于此前的新农村建设要求进行全面升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了七个方面的重大部署，明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纲领和路线图，为新时期“三农”工作尤其是“农业农村如何优先发展”提供了根本依循。乡村振兴将由“没人玩，无事做，取舍两难”的发展困境，变为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和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一）功能分区合理科学
坚持城乡区域发展规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随着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时代变革，“城”、“乡”将逐步由社会经济特征突出的管理概念转变为单纯的地理标志。发展要素的平等、自由交流使得城乡区域聚集人群更多强调物质满足基础上的发展诉求满足、价值实现，区域空间自然生态环境禀赋的影响作用凸显，区域在不平衡发展中实现平衡的能力增强，城乡不同区域间单一指标的趋同评价管理弱化，空间发展格局的自组织、自适应水平提高。
（二）产业衔接无缝平等
随着一二三产业融合基础上的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农业产业与工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间的比较劣势将大为缩小，政府与市场有效调节下的产业间融通和产业内环节整合水平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大生产进程中隔阂壁垒消减，社会人员产业间就业选择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大为增强。产业效率提升基础上的乡村产业认知、乡村民众身份认知以及乡村区域发展概念的传统认知将逐步消弭。在乡村农业主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乡村农业产业的多功能性和产业的多元特征使之更加具有包容性、系统性和社会性，城乡产业分布的严格经济划分将不复存在。
（三）治理体系健全完善
在应然的村民自治模式下，鉴于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治理机制形成的过程性，乡村治理中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层党组织“元治理”不可或缺。具有明确的去行政化特征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系尤其是会聚普通村民、各类乡贤等参与主体的乡村发展治理平台趋于完善。有效整合各阶层利益，推动各阶层之间达成共识，并且逐步形成以召集人制度为核心的、健全的多元精英共同互动的合作秩序，有助于弥合社会分歧，推进乡村善治。
（四）公共服务全面优质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城乡关系分析尤其是城乡人口分布状态形成，重要诱因是城镇相对优越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提供。乡村振兴要解决发展主体“引得来、留得下、能发展”的目标，对于当前城乡发展空间格局重构基础上的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和供给质量的全面提升，运营经济且能够满足聚集人群的便利生活需要，将是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特征。
（五）文化休憩需要提高
能聪明地充实闲暇时间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民众闲暇时间的长短及闲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是人群物质与精神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未来社会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具备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未来的乡村将在考虑区域资源禀赋、夯实经济基础的同时关注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关注田园文化、乡村静谧、农业情怀，还是传统习俗、文化鉴赏，聚集于乡村区域的民众都能在愉快的融入环境的同时，拥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神以及足够的心灵空间，成为精神解放、意志自由的主体。
四、乡村振兴之路如何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城乡协调、区际交互、产业关联、文化冲突、秩序重构等多重内涵，是涵盖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和乡村文明等多维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全面振兴，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政策顶层设计、转变发展理念、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开展符合乡村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一）科学功能分区，系统顶层设计
实施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系统思维，科学规划。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于转变传统城乡发展政策的城市偏向为乡村偏向，全面系统进行城乡协同发展政策梳理及流程再造：利用功能分区理念更新传统城乡分工认知，明确乡村现代农业发展基础上的多功能拓展与产业关联，使得乡村成为“既珍惜土地资源，又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新型宜居区；转变当前的单一经济或环境指标评价体系，完善功能分区基础上功能多维指标评价体系，促进城乡功能协同耦合；乡村振兴不是指现有乡村同时振兴，应依照“空间重构—产业比较优势形成—人气集中—区域（乡村）形态既定—发展秩序完善”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开展，不能一刀切、摊大饼；乡村振兴的要义在于区域民众安居乐业，长远生计得以保障，进而教育、社保政策衔接点逐步由区域划分设计思路转变为服务对象瞄准，增进民众权益公平，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二）持续推进脱贫攻坚，补齐城乡发展短板
城乡贫困是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推进城乡扶贫开发协同治理是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一步加大帮扶主体市场竞争意识及感恩教育，提高帮扶主体自我管理、协作参与的积极性和可行能力；分类施策，确保在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基础上兼顾政策精准，防范政策叠加引致帮扶资源配置失衡；辩证分析贫困退出主体“脱贫不脱政策”的要求，提高扶贫资源减贫效应和配置效率；通过改变贫困人口发展环境与生计策略，强化深度贫困地区与极贫人口的发展帮扶，依托农村扶贫开发体系，从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要素交流、产业联动四个方面理顺城乡贫困关联，建立健全城乡多维贫困识别、测度与退出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推进城乡贫困开发向城乡扶贫开发协同治理转变。
（三）激活发展要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加快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合理配置，让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破解乡村发展“内部资源增值乏力，外部资源承接困难”的难题：关注城乡发展的“人—地—钱”的发展要素循环，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破解城乡要素流动与要素增益的利益扭结点在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以《物权法》要义统领整合有关乡村资产权益关联政策、条例等法规，增进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的流动性，融通各级土地市场，提高和保障乡村民众土地、房屋资产性收益及财产安全感；优化城乡功能分区过程中，在保护农地的前提下，加强农村宅基地整治，推进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乡村房地产管理和市场交易水平，推进农村土地、房屋的“可抵押贷款”等资产性收益提高试点，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关注农地本质功能，“土地是用来种的，不是用来租（炒）的”，强化土地资源的功用敬畏与神圣感，在土地管理“三权分置”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集体对于土地使用的规范和管理，将土地管理权从所有权中显现和独立出来，形成“四权分置”，健全完善“土地承包退出机制”，防止当前农地抛荒、低效率使用等资源浪费行为发生；逐步创新资源开发促增收、盘活资产促增收、整合资金促增收、拓展服务促增收等乡村集体经济模式；通过土地、资产要素入股以及规模经营等方式，健全“志愿精神导向、财政支持”的社会支农体系与农业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注：该条建议源于作者对调研地干部访谈信息），挖掘村级集体经济新增长点，健全权益人利益保障机制，辅之以全职村干部与兼职村干部分类管理，完善村干部干事创业激励机制。
（四）提升主体素质，完善乡村治理
优先发展农村农业，前提和保障是培养和拥有一批“一懂二爱”的乡村建设主体，解决乡村振兴战略中“谁来振兴”的难题：更新理念，转变“乡村振兴主体现代即农民，农民即种地”的狭隘认识，去除农民身份意识，加大农村、农业和农民教育力度，团结社会力量切实推进“三农”发展；乡村从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凝聚乡村原住居民、返乡创业人员、乡贤以及拥有乡村情怀的城镇居民等，因需定供，完善针对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推进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执业资格认证制度，切实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振兴责任意识，并结合区域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水平提高实施农业经营主体与管理干部更新换代工程；完善以“乡镇引导、村两委为主体、村民理事会为支柱及合作社等专业经济组织为补充”的乡村治理平台与运作制度，健全乡村内外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强化多元主体社会参与机制[5]，按照《村民自治法》相关规定，完善乡村治理平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涉及经营收益活动时附加服务收费，确保乡村治理平台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良性运行。
（五）发展乡村文化，强化公共服务供给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乡村建设的灵魂所在；公共服务供给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是乡村发展人气之源：结合新时代攻关期和转型发展期特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阐释、总结符合当代人价值追求的村风、家风内容，并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工程，完善基础设施，注重高端文化引领与艺术鉴赏知识普及，促进人才聚集创新，坚持三产融合发展，促进生态文化旅游优势叠加；按照人口聚集规模，考虑服务机构运营成本，规划教育、医疗等服务资源时空配置，逐步形成“服务提供者追随服务对象，服务对象依托所属区域产业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形式，通过PPP模式等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客户满意度。
（六）优化发展激励机制，健全多维评价体系
推进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支撑；多措并举，对参与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进行有效的全方位激励：推进制度完善和机制创新，发展共享经济，着力培育新增长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推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公共财政投入补偿机制，加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市场资源“杠杆撬动”效应；健全完善区域金融、信贷政策，支持村镇银行发展，创新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尤其是善于发现和积极培育有助于农村新动能开发与区域资源整合利用的项目；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注重一二三产业发展融合，更加注重支持结构调整、资源环境保护和科技研发等，从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改进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等入手，创造和释放科技创新的新动能；完善基于城乡功能分区的绩效评价体系，防范乡村振兴中一刀切、千村一面、弃城去乡等政策异化风险。
（七）实施发展空间重构，动态优化功能分区
乡村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环境友好和谐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从根本上改变囿于行政区划选择优势产业的发展惯性，充分认识到“人气聚、产业兴、区域发展，人气散、产业败、区域塌陷”的发展规律，考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发展影响，通过行政区划、项目开发、交通规划等方式并结合乡村内在运行规律推进发展空间重构，因地制宜，注重乡村功能分区的动态优化：健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调控功能；依据国情，强化中小城镇服务大中城市、辐射农村和农产品加工集散的功能定位，健全配套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向中小城镇流转。通过城乡主功能区的动态优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城乡区域协同发展基础上的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作者简介：郑瑞强，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朱述斌，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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