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教育转型及产生的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长期农耕生产和乡村生活造就了较为完整的乡村教育体系。在孝悌为本的传统大家庭中，长辈秉承家规族训，言传身教，教育子女恪守人伦、耕读传家，而子嗣也谨记家训，恪守践行。
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共同体中，长期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教化村民遵规守约、和睦邻里、安贫乐道、重义轻利。在宗族乡绅兴办的私塾或义学中的书生诵读儒学经典，知书达理、修身齐家。民国初期，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发起“乡村教育运动”，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教育农民，以整体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例如，晏阳初将家庭、村落共同体以及学校教育紧密结合，采用多重教育形式促进乡村教育发展。费孝通将此阶段的“乡村教育运动”概括为“文字下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更是大力发展农村扫盲教育和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学校教育得到巨大发展。而家庭教育带有明显的“革命”与“试误”特征，同时传统由家族或宗族进行的村落教化也开始被现行的行政体制所取代，这一时期整个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国家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教育开始受现代化、城镇化所主导，成为城市教育的翻版、延伸和改造对象，出现了“离土”的趋势。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进城打工，家庭开始“碎片化”和村落逐渐“空心化”，使得传统农村家庭言传身教的教养功能越来越弱化，村落共同体道德教化价值日渐式微，乡村教育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实行农村教育改革而大规模“撤点并校运动”，导致“文字上移”以及乡村学校教育“终结”。 “撤点并校运动”造成学生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农村学生辍学率上升、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城镇学校“大班额”化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乡村教育逃离于乡村本土文化之外，既不能
与城市教育同步相接，又无法与乡村本土社会相容，处于一种“悬浮态势”尴尬的处境，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健康发展。
有学者认为，目前教育界存在一种误区，将乡村教育的发展片面狭同于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一些学者也主要关注 于乡 村 学校 教育中的 资 源配 置、教 师 队 伍 建 设、教 育 管 理 体 制 等 制 度 与 政 策 层面。那么，当没有了学校教育的乡村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实，乡村教育该何去何从？刘铁芳、孙庆忠等指出乡村教育的症结不在教育，而在于整个乡村社会的根本改善，尤其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葛新斌、容中逵认为在乡土社会土崩瓦解以及乡村生活面目全非的当下，乡村学校已无力传承乡土文化了，乡村教育的复兴要依赖于家庭、学校以及村落共同体三种教育形式的同质同构，才能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因此，如何通过延续“文字留村”，谋求乡村教育的复兴与村落重振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乡村教育是以乡村的实际生活为指针，以帮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及促进乡村的发展为目标，集家庭教育、村落共同体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一体的教育综合体。通过以乡村教育为载体，活态传承乡村文化，全面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和技能，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软实力的支撑。
当前，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有情怀的知识分子以及新乡贤为“记得住乡愁”也开启了“留住乡村”的寻根之旅，为“再造故乡”开展新乡村文化建设实验。然而，乡村文化的传承绝不是送书下
乡、送戏下乡这些表面工程能够济事的，而是需要活生生的文化人薪火相传，和村民一起重塑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文化是在乡村教育过程中“薪火相传”的，只有与乡村教育建立起内在的生命性关联，通过乡村教育激发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自觉认同感，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文化的可持续传承。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促进乡村教育复兴以及乡村文化传承，构建有机的乡村复兴体系？
二、田野调查点概况
何斯路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根据《师路何氏宗谱》记载，何斯路村始建于元朝，距今已经六百余年。村庄布局呈北斗七星状，依次由拙朴的燕子坳古村落、庄严肃穆的何氏宗祠、历史悠久的明代古宅、风景秀丽的卧牛山岗以及碧波荡漾的志成湖组合而成。何斯路村拥有的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乡村文化底蕴为其成为宜居、宜业、宜人的“真、善、美”的幸福乡村奠定了基础，并获得了“浙江省文化示范村”“中国美丽田园村”“浙江省3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月山村位于浙江省庆元县举水乡，因后山如半月，村前溪水曲似银钩，村落坐落其间，如同山环水抱的一轮圆月而得名。据《吴氏家谱》记载，月山村始建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距今已有1013年的历史。自建村以来，月山村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千余年的农耕历史孕育了丰富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例如著名的“二里十廊桥”、吴氏宗祠、“举溪八景”等。月山村还保留着打黄粿、做香菇等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村民自娱自乐的“月山春晚”被誉为“中国最山寨的草根春晚”。近些年月山村获得了“全国特色旅游名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妙源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根据《吴氏宗谱》记载，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从福建上杭迁居此地，距今已有260余年的历史。该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村内还保存有苏氏宗祠、吴家大院、梧桐祖殿等传统建筑。 2016年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该村则是作为该名录中“九华立春祭”的发源地。妙源村山林资源丰富，其中毛竹林有6000亩。村内大部分老年人以做筅帚、扫帚、竹篮等竹制品为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妙源村连续被评为“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特色旅游村”。
蔡宅村位于浙江省“百工之乡”东阳市东北部，始建于元朝，因鹿峰蔡氏始迁祖卜宅定居而得名。该村山林资源十分丰富，竹编产业发展较快。蔡宅村乡村教育历史源远流长，自宋元以来，兴学重教、勤耕苦读之风久负盛名，鹿峰蔡氏“理学名宗”享誉东邑（即现在的东阳市）。其中教育改革先驱蔡汝霖先生于1906年在蔡宅村内创办“浙东第一小学”，1968年改为蔡宅小学，一直沿用至今。蔡宅村现保留着明清时期古建筑200余幢，是东阳较大的古建筑群之一，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三、乡村教育复兴与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乡村价值以及乡村文化的传承。朱启臻等认为，留住美丽乡村就要充分挖掘村落农业生产价值、生态价值、村落共同体的生活价值以及文化传承与教化价值。乡村教育根植于乡村文化的土壤沃土之中，乡村教育的复兴必然要依托乡村本土文化资源。同时，乡村教育又是乡村文化传承的载体，乡村文化在乡村教育中传承、延续和发展，因此，重申乡村教育的使命，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着力传承乡村优秀文化，重塑乡村价值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发展战略。
1．以农耕经验丰富的“老农”为乡村教育主体传承农耕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素有“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之说，这些文官武将们返乡后大多重视乡村教育，建立家族私塾或乡村书院，从而使乡村“文风日盛，学子日多”。 如今一些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退休
的人员再现“告老还乡”，积极推动乡村教育以及促进乡村文化复兴。除此之外，调查发现一些具有丰富农耕生产经验的“老农”们正在自觉地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开展农耕文化教育，传承乡土文化，建设美丽乡村。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传统农耕生产及其文化传承发展步履维艰。然而，一些乡村的留守“老农”们却身体力行地执着于传承农耕文化。
例如，妙源村大部分老年人如今依然在手工制作筅帚、扫帚等一些传统竹编制品，并通过竹编合作社将竹编制品销售到市场。竹编老艺人吴延古凭借精湛的传统竹编工艺获得了“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老艺人还将精美的竹编制品放到村里的农耕文化博物馆，供村内青少年以及外来游客观赏。而蔡宅村的竹编老艺人蔡国龙为传承自身的传统竹编技艺，不仅办起了竹编厂，还让其儿子学习竹编技艺。为了更好地传承竹编文化，蔡国龙还自费外出参观考察传统竹编产业化发展经验，将村内空闲的古民居改造成小型竹编展览馆，在展览馆内陈设各种传统手工竹编品，邀请村内的竹编老艺人给村内青少年及游客传授一些简单的竹编技术，从而有效地传承了竹编技艺文化。近年来，何斯路村的一些老年人带头挖掘传承本村酿造黄酒的民俗文化，在村两委的支持下，通过举办何氏家酿曲酒节激发村民积极参与黄酒酿造的民俗活动中。通过举办黄酒节，有效地吸引了中青年村民重新开始学习酿造黄酒，不仅拓宽了村民们的收入来源，而且有效地促进何氏黄酒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
综上所述，传统农耕文化是村民们长期农耕生产生活经验的积淀，在现代的乡村生产生活中依然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以农耕经验丰富的“老农”们为乡村教育主体传承农耕文化，不但使留守在村里的老人们再现桑榆“炳烛之明”，获得充实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实现其“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同时又能够激发村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而有效地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留住乡村文化之根。
2． 以新乡贤为乡村教育主体推陈出新地传承乡村文化
近年来，随着村庄“空心化”和乡村文化荒漠化愈发加重，当初一些离土进城的有知识、有技能、有情怀的贤能人士重新回归“再造故乡”，从而形成了“新乡贤”群体，他们利用自身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广泛的社会资本，立足乡村本土，复兴乡村教育、传承优秀乡村文化，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文化的继承不是墨守成规，而应该是立足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只有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以及创新传承载体，赋予其新的时代元素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月山村返乡大学生山妞凭借自己广泛的社会资源将原来村民自娱自乐的“联欢晚会”，经过媒体的广泛宣传成为社会各界高度赞誉的“中国最山寨的草根春晚”，并带领村民改编创作“农活秀”等独具乡土特色的
节目，将月山春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月山春晚”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同度不断提升，月山村民开始重新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并逐渐形成了对乡村文化传承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传统节日凝聚了长期以来村民们农耕生产生活的精神信仰和寄托，它既是农耕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农耕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2016年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妙源村则是作为该名录中“九华立春祭”的发源地。为了传承“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妙源村两委积极筹办“九华立春祭”活动。该村返乡创业青年吴海根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并结合本地农耕节气传统，推陈出新地开展“立春祭”祭祀活动，积极引导村民根据日常生活编排祭祀礼仪活动，本色出演立春农耕舞台剧。同时，为了加强对青少年农耕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积极发动他们参与“立春祭”祭祀活动，并借助“微信”“微博”等现代传媒手段广泛传播农耕节气文化。
随着大量村庄的“空心化”和村民家庭的“碎片化”，传统乡村中家庭的人伦教育和村庄共同体的德化教育功能因其教育载体的消失而日趋丧失。为了使优秀的乡村文化能够薪火相传，何斯路村新乡贤何允辉回村伊始，就与村两委共同策划推出了以“十年百万育才计划”、何氏宗祠和文化礼堂作为开展乡村教育的新型载体，加强对村内未成年人的传统文化教育。设立农具陈列室、斯路讲堂等，让未成年人切身体验农耕文化，了解村史村情以及新农村建设发展成就等，增强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十年百万育才计划”的暑期夏令营活动中，组织开展以感恩孝道为主题的传统礼仪、故事会、讲座、演讲比赛等活动，以此引导未成年人知孝理、讲孝德、践孝行。同时还组织他们外出参观学习交流，使其体验多元性现代文化教育。同时，为了重塑“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的道德教化价值，村两委积极倡导，在退休老教师何樟根、何文新等新乡贤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功德银行”，以户为单位设立功德账号，记录和弘扬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各种善举。“功德银行”的创立使何斯路村重现和睦邻里、淳朴敦厚的乡风民俗以及村落共同体意识，有效地继承了乡村积德行善的“敦风厉俗”，形成了文明、互助、礼让、共享的乡村新风尚。
综上所述，新乡贤立足于独特的乡村本土资源，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既可以依托传统乡村教育载体，有效地复兴乡村教育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又可以积极兼容并蓄地采用新式教育手段创新乡村优秀文化，通过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和参与性，激活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复兴乡村教育与重建乡村文化价值奠定了文化软实力。
3． 以文化农民自组织为乡村教育主体自觉传承乡村文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村落共同体中“游离”出来，乡村社会日趋原子化和碎片化，同时各级政府对于农村的“资源嵌入”不断加强，因此，必须要寻找合适的承接载体，以村民为主体重建“村落共同体”。
调查发现，以文化农民 ① 为主体形成的各类自组织正在成为乡村教育主体，自觉地通过复兴乡村教育，有效地传承乡村文化。
月山村历来有耕读传家、尊师重教的习俗。明清时期村里的乡绅捐助学田、庙田兴办私塾教化族内子弟。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村民吴绍利的发动下成立了“助学小组”，开展劝捐助学活动，激励村民重视子女教育。2000年以来随着撤点并校之风日盛，坐落在月山村的乡中心小学学生数日益减少，办学举步维艰。在依托“月山春晚”传承乡村文化的过程中，许多村民逐渐产生了文化自觉，意识到乡村学校与乡村文化传承息息相关。在村民吴发明、郑书进等人的发动下重新组建“助学小组”，带头出资五千元作为活动经费和助学资金，动员家长让子女回村就读，激励学校老师提高教学质量。助学小组多次与乡政府和县教育局领导沟通，争取相关政府部门支持学校办学。经过几年的多方努力，终于保住了学校，延续了千年古村的乡村教育，有效地传承了悠久丰富的乡村文化。
2016年年底中国“二十四节气”成功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妙源村村民开始自觉重视以“九华立春祭”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传承。
村党支部书记、“九华立春祭”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龚元龙以及返乡创业青年吴海根等村民发起成立了文化志愿者组织，不仅负责组织每年的“立春祭”活动，还重新恢复了传统舞龙活动。寒暑假期间，文化志愿者
组织开展“留守儿童俱乐部”“暑假来吧”等活动，依据村内的特色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开设制作观音豆腐、竹编等传统文化技艺课程，既丰富了村内少年儿童的假期生活，又有效地开展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文化教育。
随着乡村“空心化”和家庭“碎片化”现象的日益加剧，留守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愈发空虚。乡村文化秩序的变迁带来了乡土中国文化传承的实践诉求。
何斯路村两委早在2008年就积极支持退休教师何樟根、何文新等利用闲置的村小创办了老年电大，以此平台为全村老年人开设书法、国画、诗词等传统文化以及养生保健等课程，组建了老年人太极拳队和妇女秧歌队。通过在老年电大学习，老人们不但提高了自身综合素养，也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老年电大还积极参与文化礼堂建设，举行春节祭祖、重阳节尊老敬老、新生儿入谱以及成人礼等传统礼仪活动，在夏令营活动中为村里的中小学生开设道德经、弟子规等课程。通过持续地开展这些传统文化活动，逐渐熏陶和引领村民们尚明理、知孝悌、睦邻里，增强了村民们的集体共同体意识，重聚民心、重塑乡魂，从而为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内在的精神动力。
古民居被誉为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蔡宅村作为传统村落，保留着大量的明清时期古建筑。为了保护古民居、抢修明清古建筑，该村 1987年就成立了老年协会。
首先，老年协会在保存完好的古建厅堂内设立老年活动中心，供村内老年人打牌、弈棋、闲谈。其次，为继承和弘扬村内的高跷艺术，老年协会利用闲置的老宅子设立了“蔡宅高跷展馆”，组织发动老
艺人培训年轻村民参与高跷技艺传承活动，从而促使该村高跷技艺成为东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老年协会还与蔡宅小学沟通合作，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踩高跷”与传统竹编手工艺走进学校，将乡土技艺文化传承与学校乡土教育有机融合，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教育复兴以及乡村文化的薪火相传。此外，老年协会还在恢复古宫灯、整修古墓、编村史续宗谱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乡村教育复兴与文化传承的基本路径
1．立足和整合乡村本土资源，推陈出新乡村教育载体，促进乡村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调查发现，案例村通过立足和整合乡村本土资源，同时又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手段和载体，推陈出新地复兴乡村教育和传承乡村文化。例如，何斯路村新乡贤立足乡土熟人社会积德行善的传统文化并借鉴银行账户的信用形式创办“功德银行”，重现乡村的“敦风厉俗”以及村落的“守望相助”，从而重新激活了村落共同体的道德教化价值，有效地传承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蔡宅村老年协会则是充分利用村内小学为教育载体，成功地将乡土特色的高跷非遗文化和传统竹编文化与学校的乡土教育有机融合，实现了乡村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
2．有机融合家庭教育、村落共同体教育和学校教育，促进“文字留村”，有效实现乡村教育复兴
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期逐渐丢弃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加之社会变迁中学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和
神圣化，家庭教育和村落共同体教育逐渐弱化。因此，重振乡村教育的关键必须要改变单纯依赖乡村学校教育，更需要重新焕发家庭教育和村落共同体教育功能。例如，何斯路村以“老年电大”为载体，充分发挥老年人对乡村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的功能，重现“耕读传家”的文明乡风以及重塑村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月山村新乡贤借助“月山春晚”和“助学小组”为平台充分挖掘整合本土特色教育资源，有效地促进了“文字留村”，实现乡村文化传承。因此，乡村教育复兴不能仅仅拘泥于学校教育，而是要因地制宜地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村落共同体教育这三种教育载体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教育的复兴以及乡村文化传承。
3．充分激发村民为主体的文化自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元化乡村教育复兴与文化传承体系，激活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
乡村教育复兴必须以村民为主体，积极组织发动农耕经验丰富的老农、新乡贤以及文化农民自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教育的复兴活动之中，自觉地传承优秀乡村文化。乡村丰富多彩的本土特色资源是乡村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根基，只有根植于乡村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地复兴乡村教育，有效传承乡村优秀文化。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根植乡村社会生活，才能重新焕发言传身教的家庭教养价值、村落共同体的道德教化价值，并将其与系统规范的学校教育价值有机融合协同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元化乡村教育复兴与乡村文化传承体系，重新焕发出乡村文化的“洪荒之力”，激活了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从而有效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缙云书院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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