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徽省526份农户调研问卷的实证
摘要:农地资本化流转陷入一定“低水平困局”，传统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不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为此，本文尝试从农户风险认知视角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并以安徽省实地调研数据进行验证，以期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资本化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是影响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决定性因素；流转租金过低和拖欠流转租金的风险、流转后再就业和养老保障风险、土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土地硬化以及撂荒风险显著抑制了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同时，农户性别、年龄及家庭年收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慎重对待农地资本化流转中各类隐性风险，强化流转租金管理，建立严格的工商资本介入农业的准入与监管机制，为年龄偏大及女性农民提供就业培训以及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有效促进农地资本化流转效率。
关键词:资本下乡；风险认知；农地流转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后，全国各地兴起了培育“工商资本”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浪潮，农地经营主体逐渐由传统自耕户、种植大户拓展为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公司等。学术界主流观点也认为城市工商资本与农村土地结合，不仅能够促进农地流转效率，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水平，而且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地方政府更是积极响应，出台了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鼓励资本下乡，促进农地流转。然而该项政策似乎并没有带来如理论界预期的农地流转高潮，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底，流入企业的承包地面积约为4600万亩，占全国农户承包地流转总面积的比例仅为10.4%。可见，目前我国的农地资本化流转仍处于初级阶段，更似乎陷入了一定“低水平困局”，而如何破解该困局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农地资本化流转需要政府支持与政策推动，但最终取决于农户的态度，即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所以，为了破解上述“低水平困局”，学术界对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交易费用等方面如何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考察，但这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农地资本化流转陷入“低水平困局”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引入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该问题。实际上，通过资本下乡，一些地方的确实现了农户和资本的双赢，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提高；但也有许多地方存在着“恶意囤地”“毁约弃耕”、农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等问题，阻碍了政策实施效果，危及农村社会稳定。农户作为参与流转的微观主体，面对资本下乡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冒然转出土地面临的“隐性风险”（贫富分化、失地失业、地力衰退等）也会逐渐增多，而这必然会对其土地转出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考察身处风险之中的农户的风险认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可以为破解农地资本化流转“低水平困局”提供一定参考。
目前，国外学者对农户风险认知的研究多集中在风险对农户农地经营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风险认知显著影响农地经营决策行为，风险规避的心理促使其减少化肥使用以应对自然和市场风险。而国内基于风险视角考察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决策行为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李欣怡认为，传统农户限于自身小农意识和要素禀赋，容易直接表现出风险规避态度，进而影响土地的顺利转出。秦光远等基于豫南某市398份农户问卷，重点考察了农户风险认知对其转入土地意愿的影响，得出降低市场风险，严防自然风险，提高农户信贷能力可以提高农户土地转入意愿。李景刚等以广东省为案例，验证了“农户风险意识的确显著抑制了其土地流转意愿”的假设，并从个人家庭特征等方面考察了农户风险意识的影响因素。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农地流转中的风险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学术界关注，但目前仅限于验证“风险抑制了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并未对农户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区分分析，所以无法准确识别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较大的风险因素，导致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而这恰恰可能为当前农地资本化流转陷入“低水平困局”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拟就农户这一土地流转的微观主体，从风险认知视角出发，提出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理论假设，通过对安徽省典型区域的农户调研，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识别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显著的风险因素，并得出相关结论和政策启示，以期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资本化流转效率提供参考借鉴。
二、理论假设
依据风险认知理论，风险认知是个体对某种决策和损失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认识，或者说是对重大不确定性感知所选择的反应方式。由于不同农户的禀赋差异和所处环境不同，所以农户风险认知受个体特征和风险性质两方面因素影响。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转出土地的决策对其经济效益、社会保障、土地生态质量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可以借鉴复合生态系统理论（Complex Eco-system Theory，CES）的理念将农户在资本下乡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归纳为经济、社会和生态风险三个方面。
土地转出意愿反映了农户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具有动态变化性，其影响因素也较为复杂。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理性农户在面对农地资本化流转带来的不确定性时一定会依据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进行转出土地的风险评估，比较转出土地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最终形成土地转出意愿。因此，本文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及生态风险认知五个方面，从而建立一个农户风险认知与土地转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探讨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如图1所示。
（一）个人特征
不同偏好的个体实际上是嵌入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通过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一系列社会特征表现出来，作用于个体偏好来影响其参与某种行为的意愿，即个体不同社会角色的强化或凸显会明显影响其异质性的行为模式。本文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表征农户个人特征。一般而言，男性与女性生理特征差异会带来就业能力的差别，男性就业能力强于女性，因此，理论上女性风险意识较强，更倾向于保有土地。个体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就越强，同时有一定知识和技术，非农就业较容易，对土地的依赖性较低，所以更愿意转出土地；而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农户风险意识较强、相对保守，不愿意参与土地流转。通常兼业或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户，其所在家庭对农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更倾向于流转土地获得“额外”收入，以便全身心投入非农就业。
（二）家庭特征
农户理性是一定选择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农户行为是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为实现其预期收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所以，农户风险认知受其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影响。本文以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家庭非农收入比重等表征农户家庭特征。家庭年收入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并影响农户风险承担能力，进而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和非农收入比重也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般认为，家庭非农劳动力越多、非农收入越高，在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背景下，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较强，尤其是这种非农收入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更为强烈。
（三）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转出土地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本文将其概括为：流转租金过低的风险、流转租金支付形式的风险、拖欠流转租金的风险。一般情况下，如果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租金过低，低于农户预期，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较低；租金支付形式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粮食支付、现金支付和“粮食+现金”支付，通常“粮食+现金”的支付形式会让农户觉得更有保障，免受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对其生活的影响，风险更小，从而更愿意转出土地；拖欠流转租金的风险也是农户需要考量的重要经济风险之一，如果农户相信工商资本受政府支持和监督、操作规范，能够按照合同规定及时支付流转租金，则意味着风险较小，转出土地的意愿更强。
（四）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转出土地后引发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稳定的可能性，本文将其概括为：流转后再就业的风险、流转后养老保障的风险、合同结束后收不回土地的风险。通常，如果农户认为转出土地后，凭借自身能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顺利再就业，则意味着面临的风险较小，更愿意转出土地；如果农户认为转出土地意味着养老失去保障，则其转出土地的意愿会降低；另外，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重要的财产权，如果农户对流转合同结束后收回土地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可以顺利收回土地，不存在失去土地的风险，则其会更愿意转出土地。
（五）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是指工商资本转入土地后由于人为作用导致农业用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本文将其概括为：土地非粮化、非农化风险、土地硬化风险、土地撂荒风险。对于传统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其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充满着人文情怀，通常如果农户认为工商资本转入土地后“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风险很高，转出土地的意愿就会降低；另外，如果其认为工商资本缺乏种植经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会对土地质量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导致土地硬化，也会降低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同时，如果工商资本只为获取政府资源而大量囤地，会导致土地大规模撂荒，这也是农民无法接受的，同样会降低农户土地转出的意愿。
以上只是基于理论视角，初步探讨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还有待实证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安徽省地处长江中下游，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地流转也日趋活跃。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安徽省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921.9万亩，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46.8%。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成为流转主力军，自2013年10月，宿州市埇桥区全国首单农地流转信托案例发生以来，全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公司发展到近7万个，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近3000家，资本下乡效果明显。
为了尽可能反映安徽省不同区域农地资本化流转现状，2015年7月—2016年8月，课题组分别在皖北、皖中和皖南选取资本下乡典型区域宿州市埇桥区、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南陵县，对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状况展开问卷调研，本次调研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每个县区选取两个较为典型的乡镇，每个乡镇再选取两个典型行政村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580份，回收有效问卷526份，占问卷总数的90.69%，其中，宿州市埇桥区187份、合肥市长丰县165份、芜湖市南陵县174份。
调查显示，样本农户中男性占69.39%，女性占30.61%，且年龄普遍较大，其中41~50岁的占比最多，占35.53%；受教育程度基本都在高中及以下，其中以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占47.12%；兼业农户最多，占47.4%。从家庭状况来看，60%左右的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在2人及以下；家庭年收入在5万~8万元的农户居多，占样本农户的41.33%；虽然多数家庭都存在兼业或非农就业现象，但家庭非农收入比重整体较低，在21%~40%之间的居多，占57.47%，另外有16.43%的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在20%以下。整体而言，样本农户特征基本符合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农户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现实，且相关经济数据符合地方年鉴统计资料，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根据调研情况，研究区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户要稍多于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户，约占56.46%；农户风险认知能力都较强，仅有6.65%的农户认为在工商资本介入农地流转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风险。
（二）模型构建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是农户面对各种不确定时依据个人家庭状况进行转出土地的风险评估后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各类风险认知差异的影响。对于要考察的因变量Y（土地转出意愿）只有两种选择：愿意或者不愿意，因此，只需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将“愿意转出土地”定义为Y=1，“不愿意转出土地”定义为Y=0，Y=F（X1，X2，X3，…，X16）+α，X1—X4表示农户个人特征，X5—X7表示家庭特征，X8—X10表示经济风险，X11—X13表示社会风险，X14—X16表示生态风险，α为随机扰动项，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通过Logistic模型“进入（Enter）”回归的方法对农户样本进行显著性分析。
（三）模型运行与结果分析
为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运用SPSS17.0软件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小于2，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一般认为，当VIF＞5，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满足研究要求，不需要对解释变量进行剔除。
运用SPSS17.0软件，采用“进入（Enter）”回归的方法对526个农户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模拟，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流转租金过低的风险、拖欠流转租金的风险、流转后再就业风险、流转后养老保障风险、土地非粮化非农化风险、土地硬化风险、土地撂荒风险等变量对农户土地转出的意愿影响显著。
1.个人特征。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性别和年龄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都为90%置信区间上显著。其中性别的影响为正，与预测结果一致，说明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愿意转出土地，这与男性非农就业能力相对较强有关；而年龄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也为正，与理论假设不吻合，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农户虽然担心土地转出后的风险，但迫于家庭缺乏足够劳动力，只能将土地转出。另外，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机会越多，为避免土地抛荒，愿意转出土地；但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产权保护意识越强，为避免工商资本长期占用土地，侵犯其土地权益，而不愿意轻易转出土地。从职业来看，纯农户、兼业农户及非农就业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也不尽相同，这似乎与已有研究有一定出入，但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当前兼业及非农就业农户虽然暂时脱离农业，但长远来看难以在城镇长期立足，土地是其返乡后的基本社会保障，所以不愿意轻易转出土地。
2. 家庭特征。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家庭年收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为95%置信区间上显著，说明农户家庭年收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具有积极作用，与理论假设吻合，即家庭年收入的提高增强了农户风险承担能力，促进了其土地转出意愿。另外，非农劳动力人数和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预测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非农就业虽然可以暂时带来家庭非农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户而言，非农收入极具不稳定性，农户随时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背景下，土地仍然是其基本的生活保障，较强的风险意识抑制了部分农户土地转出意愿。
3.经济风险。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租金过低和拖欠流转租金的风险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分别在90%和95%置信区间上显著，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流转租金的高低仍然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流转租金低于农户的心理预期，农户是不愿意转出土地的。而流转租金是否能够按照合同及时支付也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重要因素，如果农户认为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后不存在拖欠租金的风险，则其转出土地的意愿会更强，调研中发现，虽然各地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都要求工商资本介入农地流转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与农户签订流转合同，但大多数农户都对工商资本能否遵守合同规定按时支付流转租金持怀疑态度。另外，流转租金支付形式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农户对租金支付形式偏好的差异所导致的，年龄偏大的农户转出土地后，通常继续在农村生活，他们可能认为，“粮食+现金”的支付形式更有保障，免受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对其生活的影响，经济风险更小，从而更愿意转出土地；而年龄偏小的农户转出土地后，可能选择外出务工，消费趋势面临多样化，所以可能流转租金直接以现金支付会更愿意转出土地。
4.社会风险。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转出土地后再就业风险和养老保障风险，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均在95%置信区间上显著，此结果与理论假设相吻合。长久以来，农民以种地为职业，土地是农民谋生的基本手段，所以农民在土地转出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土地大规模向城市工商资本流转后可能会使大批农民失去在农村谋生的手段，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这部分农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外出务工找到合适的工作，则不会轻易转出土地。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土地之于农民仍然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养老保障功能，土地流转虽然可以让农户获得一定的即时收益，但如果农户认为后续仍会面临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则流转意愿会降低。另外，合同结束后收不回土地的风险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预期有一定差异，这可能与国家最近推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关，调研中发现，约70%的样本农户已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将其视为财产权的象征，这部分农户认为只要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就不会在流转合同结束后收不回土地。这也验证了“得到证明的权利比未得到证明的权利更具价值”的国际经验。
5.生态风险。资本下乡过程中土地非粮化非农化、土地硬化以及土地撂荒的风险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分别为95%、95%、99%置信区间上的显著，与理论假设完全一致。土地之于传统农民而言，不仅是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充满人文情怀，根深蒂固的“土地情节”使得他们十分关心土地资本化流转后的经营状况。然而，由于经济效益的诱致，城市工商资本转入土地后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特色农产品加工，导致农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 这不仅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也是传统农民不愿意看到的，会降低其转出土地的意愿。另一方面，如果工商资本一味追求规模效益，缺乏种植能力和种植技术支撑，更大的规模则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会对土地质量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从而降低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此外，一些工商资本热衷于扩大规模，并非追求经济效益，只是为了从政府获取更多的资源而大量囤地，导致土地大规模撂荒，这对传统农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也会抑制其转出土地的意愿。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的背景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直接影响农地资本化流转效率。本文从风险认知视角，分析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经济、社会、生态风险认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进而对假设进行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是影响其土地转出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而并非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制约土地流转进程的背景条件。当然，也反映出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资本下乡政策细化和后续监管上，还是在推进农地资本化流转过程中急功近利做法上，仍存在诸多问题，而这些正是农民所担心和切身感受到的。因此，有必要对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进行重新审视，慎重对待农地资本化流转中各类隐性风险，着力规范农村资本化流转行为。
第二，将农地资本化流转风险进一步细分，系统检验各类风险因素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流转租金过低和拖欠流转租金的风险、土地非粮化非农化、土地硬化以及撂荒风险显著抑制了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因此，应该强化农地资本化流转租金管理，考虑引入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尽可能保障土地转出户经济收益；同时，建立严格的工商资本介入农业的准入与监管机制，严防土地非粮化非农化、土地硬化以及大规模囤地、撂荒等行为，降低农户土地转出生态风险，提高其参与意愿。
第三，农户性别、年龄及家庭年收入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流转后再就业和养老保障风险则抑制了农户土地转出意愿，这表明具有非农就业竞争优势及较高风险承担能力的农户才倾向于转出土地。因此，要想促进农地资本化流转效率，必须为年龄偏大及女性农民提供就业培训，为其增加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其非农就业竞争力；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提高其风险承担能力。
作者简介：陈振，男，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博士生。郭杰，男，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副教授。欧名豪，男，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教授。郭杰为本文通信作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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