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由总量和结构所规定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高低，是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村庄农民创业活动的活跃、创业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及创业活动导致的经济精英崛起对村庄治理结构的改善中，农民创业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对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最强，村庄治理结构改善的影响相对最弱。
农民创业活动带来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能有效改善村庄系统的凋敝状况，而且对村庄经济子系统凋敝的改善作用要明显优于村庄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
一、引言
“村庄凋敝”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现象来看，各种村庄凋敝在外在形式上均表现为村庄公共品的严重缺失，因此，增加村庄公共品供给被认为是治理村庄凋敝的一个抓手。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治理村庄凋敝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加大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投入是治理村庄凋敝的有效途径。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对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内源性发展、提升村民收入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方面，“村庄凋敝”的治理有赖于村庄公共品的有效持续供给，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村庄财政收入骤减，仅仅依靠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有限财力又不足以为农村公共品提供充足的保障，从而形成农村地区公共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如何缓解这一矛盾？实践表明，村民合作供给村庄公共品是一种有效补充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农民创业者的主动承诺捐赠大大提高了村庄公共品合作供给的成功率。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创业，发展农村创业型经济，那么，农民创业是否也能够在改善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实现村庄公共品内生供给从而在村庄凋敝治理中发挥作用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研究。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人们通常把某一区域看作是“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即由多个不同属性的独立子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中国，村庄作为最基层的农村治理单元，有着明确的产权和地理边界，同时，它是村民从事生产和共同生活的场所，也是联结人和自然的纽带，因此可把村庄视为由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子系统拟合而成的区域复合系统。
那么，从理论上说，良好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同样在促进村庄经济、社会和生态子系统的发展，避免村庄凋敝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论及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普遍认为既存在总量供给不足的瓶颈，又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所谓总量供给不足，是指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总体数量上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而所谓结构性失衡，则是指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不同类型的公共品同时存在“不足与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使不同类型的公共品在量的关系和量的比例上出现失衡现象。总量不足情况下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村庄公共品的缺失，恶化了村庄凋敝现象。据此，我国学者李燕凌探讨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农村居民公共品消费所产生的效用可以分为三类，即生产性绩效，消费性绩效和社会性绩效（社会效益），这些不同的绩效是受不同类型的公共品消费影响的：比如，农村水利、农村道路、电力设施等生产性公共品供给会影响生产性绩效，而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公共品供给不足则会影响消费性绩效。据此，如果要确保农村居民在生产、消费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均衡发展，这些不同类型村庄公共品供给就应该保持在结构上的均衡性，否则会不利于农村发展。
从复合系统的视角来看，村庄是由“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拟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因此本文按照不同类型的村庄公共品对村庄发展产生不同绩效的思路，把村庄公共品相应分为服务经济、服务社会和服务生态三种不同的公共品类型，其中经济类村庄公共品主要是指能保证村庄生产顺利进行、提高生产发展能力的公共品，包括农田水利、路桥电网、通信设施、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市场信息等；社会类村庄公共品主要是指能提高村民福祉、和谐村庄社会关系的村庄公共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等；生态类村庄公共品主要是指能改善村庄生态环境的公共品，包括绿色环保设施、生活污染治理设施和技术等。由此，本文探讨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既包括由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体现的总量水平，也包括由服务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公共品各自的量的关系和量的比例规定的结构状况。村庄的持续稳定运行离不开三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每个子系统的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村庄公共品支持。因此，在保证村庄公共品总量充足的基础上，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均衡对村庄整体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总量和结构所规定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高低，是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如前所述，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由于政府部门的公共财政不足，导致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不能满足村庄发展需求，在这种状况下，村庄的内生供给对提高公共品水平显得极为重要，在这里，村庄的农民创业状况，对村庄公共品的内生供给能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村庄农民创业的活跃程度有可能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村庄的农民创业活跃程度可以用一个村庄所拥有的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数量及创业企业发展水平情况来衡量。创业企业的数量和实力决定着整个村庄创业水平和农民创业者的财力，是影响创业者捐赠村庄公共品水平的主要因素。农民创业者兼具农民和创业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既有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意愿，又具备村庄公共品供给的能力，从而对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形成重要影响。一方面，创业者的农民身份使其具有乡土情结，血缘和地缘相融合的乡土文化在每个农民创业者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对村庄具有深厚的感情，促使他们有可能通过提供村庄公共品来为村庄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创业者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行为也可以使其从村庄获取更多的创业所需资源，因为创业者通过提供村庄公共品可以与村庄内部各利益相关方形成良好的网络关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契约，获取创业所需资源并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见，农民创业者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是一种多赢的行为。
其次，农民创业过程中某些创业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有可能在客观上提高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创业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是指社区公众在使用创业者为创业需要筹集的资源时无需向其付费，从而使创业者提供的这部分资源具有村庄公共品的性质。比如，因创业的需要，创业者自筹资金修建了一条道路，从而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就属于这种情形。任何创业活动都需要有资源的支撑，由于创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展开的，因此需要在创业活动涉及的空间范围内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为其服务，村庄内的农民创业活动同样需要一定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如果这些为满足创业需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同样成为村庄社区生活的必需品，并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那么，农民创业者提供的这种创业资源就有可能在客观上成为村庄公共品的组成部分。
再次，农民创业有可能促进形成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多元决策结构，从而优化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水平。一般而言，组织的治理结构与组织的效能密切相关，村庄治理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宗教精英对于村庄社会的治理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所谓村庄治理结构，是指在村庄公共权力中各主体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精英结构是村庄治理结构的重要侧面。类似于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总经理与监事会之间存在的制衡关系，在村庄治理中，如果存在多元精英，则有助于优化村庄治理结构，使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能顾及多方利益，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做出合理决策。当前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是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村庄治理结构的差异，会影响到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而影响到村民的社会福祉。有研究指出，在我国当前的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出现了偏重于生产效率的农田基本建设等硬公共品提供较好，而对农村养老医疗等个性化软公共品提供较差的情况，原因是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不愿意提供需要更多的财力却政绩更少的软公共品，从而导致县乡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偏低。由此可见，由单一政治精英为主的村庄治理结构所形成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决策，容易形成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农民创业活动的兴起，使更多创业者成为村庄经济精英参与到村庄治理当中，进而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在村庄形成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在多元共治的村庄治理结构中，一方面，不同治理主体为获得村民的认同和支持而展开竞争，会有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相比于村庄政治精英或宗教精英，农民创业者更多来自于草根，他们参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决策更能代表村庄草根阶层的利益。所以，农民创业带来的村庄治理结构变化，使公共品供给决策由单一的政治精英决策转变为农民创业者参与的多元主体决策，使村庄公共品供给更能体现多方需求，这种公共品供给决策带来的村庄公共品供给也更能起到对村庄凋敝的治理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农民创业活动有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提高，进而使村庄凋敝得到有效治理。据此，本文构建出一个理论模型（图1略）。
（二）研究假设（略）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创业与区域农村发展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课题组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选取了农民创业较为活跃的温州市永嘉县和乐清县的7个村庄，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选取了农民创业比较典型的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恭城县和柳州市三江县的8个村庄作为调研地点。受条件的限制，本次调研在村庄覆盖面及样本量上都还有较大的改进余地。因此，课题组为尽可能保证调研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采用“偶遇式”半随机调研方法，然后进行“一对一”访谈并填写问卷，现场回收。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78份，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54份，满足结构方程对样本数量的要求。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村庄创业状况、村庄公共品供给状况和村庄复合系统状况4个部分，研究变量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用1-5分别表示对题项描述“非常符合”、“基本符合”、“一般符合”、“基本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二）变量测度
前文的分析从理论上揭示了“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但若要对此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就需要设置相应的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进行测量。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分别为农民创业和村庄凋敝治理设置了潜在变量，并构建了各潜在变量的评价指标。其中，农民创业可解构为村庄创业状况、村庄创业过程中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和农民创业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影响三个方面；村庄凋敝治理分为村庄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的凋敝治理三个方面。各测量题项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略）。
四、基于农民创业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的影响路径
（一）变量的信度、效度检验（略）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与修正
本文根据研究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17.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运算，其中绝对拟合指数CMIN/DF、RMSEA和简约拟合指数PGFI、PNFI、PCFI均达到临界值要求，但相对拟合指数IFI、TLI、CFI未达到临界值要求，因此需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由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因此不再对模型和变量进行调整，而只根据报表中提供的修正指标进行修正，释放某些假设。按照一次只修正模型中一个参数、每修正一次即进行模型检验的原则进行修正，直到得到最优模型。
依次增加误差变量e19和e20、e10和e11、e10和e12、e11和e12间的共变关系，对模型进行修正。事实上，某些公共品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增进了村民间的联系和交往，如文体娱乐设施和服务等的提供，因此，这两个变量间可以存在共变关系；而村庄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一般而言，随着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增加，质量也会有所提高，且同类的公共品不会过量重复提供，因此在结构上也会更趋合理，同时，公共品质量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提升村民对于公共品结构合理的感受度。经过4次修正后，各项指标均达到临界值要求，并得到修正后的基于农民创业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影响路径模型拟合图（图2略）。
（三）基于农民创业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的影响路径分析
本文提出的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验证，且对它们之间的影响路径作了更深入的刻画。
1.农民创业活动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提高，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原因，即村庄农民创业活动的活跃、创业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及创业活动导致的经济精英崛起对村庄治理结构的改善，其中，农民创业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对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最强，村庄治理结构改善的影响相对最弱。从乡村调研的情况看，原因可能如下：村庄熟人社会特征明显，强社会关系网络使农民投入的创业资源，如技术、信息和管理知识等很容易在村民间相互传播，呈现出非排他性使用特征，进而外溢为村庄公共品，与此同时，村庄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也因农民的创业活动而有所改善。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创业大部分仍属于生存型创业，一方面，农民创业者中能成功把企业做大做强的还是极少数，大部分都属于自我雇佣型创业，既无能力带领村民致富，也无大量财力投入于村庄公益事业，能够成为村庄经济精英，并在村庄公共品供给决策中具有话语权的并不太多，因而通过农民创业形成经济精英进而改善村庄治理结构影响村庄公共品的供给尽管存在，但这种影响还比较弱小；另一方面，农民创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积累的财富有限，除浙江的个别村庄创业者无偿供给较多村庄公共品外，直接通过捐赠供给村庄公共品的行为虽然存在，但供给的数量和种类都有限，因此，不能仅仅依靠农民创业来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
2.农民创业活动带来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能有效改善村庄系统的凋敝状况，而且对村庄经济子系统凋敝的改善作用要明显优于村庄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从实证结果看，农民创业带来的村庄公共品对村庄经济子系统改善的影响最大，很可能是因为农民创业行为对经济子系统的影响最为直接，且村庄公共品供给最主要来源于创业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这对于改善村庄生产和交易条件、促进村庄产业发展效果显著；通过创业者直接捐赠的村庄公共品中，道路、学校、医疗卫生和文体娱乐设施等类型的公共品相对较多，技术、信息和管理知识等创业资源在村庄社会网络中的传播也相对较为普遍，这些村庄公共品的增加，有助于增进村民间的交往和联系，改善村庄社会子系统的和谐关系。较之于村庄公共品对于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直接效应，生态子系统的改善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从实证结果来看，农民创业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对村庄生态子系统的改善强度稍逊于经济与社会子系统，但仍然是有效果的。这可能是由于课题组调研的村庄大多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与工业相比，农业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在农业基础上的农民创业活动，大多是发展休闲旅游业或种植业，因而更加重视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调查发现，许多村委会都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对生产和生活垃圾的处置作出规定，由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村民大多数能够以此约束自身行为、遵守环保规则，因此这种类型的农民创业客观上起到了对村庄生态子系统改善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农民创业是现阶段公共财政不足情况下弥补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农民创业不但有助于增强创业者的经济实力，使其以捐赠等直接形式增加村庄公共品供给，还能以间接的形式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如在村民的日常交往中相互学习创业过程中所需的生产技术、市场信息和管理知识等，以及农民创业者因社会地位提高，增强在村庄公共品供给决策中的话语权等，从而改善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缓解村庄凋敝状况。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得到如下启示：第一，鼓励农民创业，落实已出台的各项关于农民创业的扶持政策，并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以促进农民创业企业的健康成长，增强其经济实力，使其有能力供给更多的村庄公共品；第二，提高农民创业的组织水平，加强农民创业合作，如成立合作社等，提高农民创业者的经营和议价能力，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避免村民间的同质恶性竞争，增加创业者收益，维护创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使创业过程的资源溢出增加，形成村庄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第三，鼓励农民创业形成的经济精英参加村两委竞选，形成村庄多元精英共治局面，使村庄公共品供给决策能兼顾多方需求，更趋合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在村庄形成基于农民创业的村庄公共品内生持续供给机制，提高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不但能缓解村庄凋敝状况，而且能优化村庄投资与创业环境，激发农民创业热情，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农民创业”和“村庄凋敝治理”间的良性循环，这对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王春燕，江苏苏州人，江苏大学财经学院讲师，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与区域农村发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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