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问题的另一个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将宗教信仰作为新移民能否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城市新移民（乡城）跟城市、城市本地人互动，并非是直线性、单向的融入。这一切都发生在新移民不断涌入的城市中，宗教信仰的因素在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宗教信仰在个体层面、宗教实践在组织层面与新移民的互动，会使得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充满丰富性。
关键词：新移民，社会融入，宗教，社会变迁，人口流动
研究源起
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大规模城市化的方式来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进步。有鉴于流动人口持续进人城市，成为新一轮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对由乡村到城市的移民的城市融人问题成为很多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已有的研究均以各种全国性或某些地方性的统计资料以及实证调查为基础，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建构社会融入政策体系、发展社会融入实践策略提供合理判断与客观依据。但是，其中鲜有将宗教信仰作为新移民社会融人的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将探讨宗教信仰在城市（乡城）新移民离开其所熟悉的社会环境、进人到陌生而又不断变化更充满挑战的城市中的影响，试图说明尽管城市（乡城）新移民从乡村迁徙到城市是追求物质方面的改善，但是他们跟城市、城市本地人等一切的互动，并非是直线性、单向的融入。宗教信仰的因素在其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既提供融入的可能，又会加重同一宗教来自不同地区信众之间的区隔感；既为迷失在城市中的新移民提供精神支持，又会促使其社会交往圈子受到原乡宗教组织与信仰群体的局限；经济能力的增加，为传统宗教信仰维系提供新的可能；高度世俗化的城市，出现宗教创新的机遇——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新移民不断涌入的城市中，无疑宗教信仰在个体层面、宗教实践在组织层面与新移民的互动，会使得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充满丰富性。
本文在叙述不同城市新移民中大量的宗教现象的同时，试图回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在规模庞大、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初衷是物质取向的新移民中，各种宗教形式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在同一宗教群体中，宗教是有利于融入的因素还是加深了区隔？在乡城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哪些宗教（包括制度性宗教与弥漫性宗教）会得到发展的机会，哪些宗教的影响力会减弱？人口流动如何影响某些地区宗教版图的变化？）新移民与移入地广泛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宗教组织是否会出现某种变化，是否会出现宗教创新的机会和可能？根据不同宗教的特征以及与社会互动的方式，本文尝试提出在人口流动中宗教对新移民社会融人的影响和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势。
宗教与城市（乡城）新移民现象
我们在田野观察中发现，随着人口的流动，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受压抑多年的“宗教性”获得了抒发的机会；个体的宗教性借助各种形式的社会化方式，促进了宗教组织的迅速发展。近些年大量个案和地域性的研究资料显示，伴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宗教版图的变化，为我们对宗教与新移民在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同时，尽管大量的观察研究都说明了宗教复兴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的现象，但是目前宗教的存在状况并非是简单的“复兴”，有些地方的宗教就是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比如浙江义乌的伊斯兰教就与复兴毫不相关，而正是新移民的宗教信仰改变了某些地方的宗教版图。
季芳桐在年对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个城市外来流动穆斯林的研究中发现，除深圳外，其余三城市外来的穆斯林人数皆数倍于本地穆斯林人数。以上海为例，这里原有穆斯林人口6万左右，现在穆斯林人口近16万，增加的部分显然都是外来的。被学者称为第三波的中国穆斯林人口大流动，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大量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数已达200万，可以说中国东部几乎所有县市都有流动的穆斯林。
陈新华、宋钦年对北京、南宁等地的城市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聚会人数调查表明，本市籍贯者最高为30%，最低者为18%，说明这些城市的基督教徒大都是从外地迁人城市后参加城市聚会的。伴随着基督教信徒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城市里信徒人数大规模增长，出现了教堂空间不能满足信徒礼拜需求的现象。以北京海淀区教堂为例，该教堂每礼拜日均举办多场礼拜，但是每次礼拜仍然人满为患，信徒排队等候时间长，等候的队列常常延伸到教堂外面马路上。而处在乡村和小城镇的教会人数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天主教信德研究所对外出打工的乡村教友进行了调查，指出天主教教友是从乡村流向城市打工的组成部分。调查资料显示，河北张家口张北县二泉井堂区原有教友近1500人，现在常居本地的已不足200人，其余教友分散到北京、天津、山西大同、内蒙呼和浩特和锡林浩特、张家口市及张北县城等，其中以县城居多。有的家庭已十几年无人回过老家，致使近年建成的能容纳近两千教友的教堂巳近闲置。重庆教区南川天主堂位于重庆市郊区，随着近年来“打工潮”的兴起，外出务工教友人数激增……教友选择赴湖北、北京、广东及重庆主城区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
很显然，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生活工作的新移民的宗教归属一定会改变移入地的宗教状况；很多社会学家已经关注到，剧烈的社会变迁时代同样也是宗教与民众产生更多机会互动的时际，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宗教的走向如何直接影响着社会融入的发生与结果，非常值得关注。“流动性的增加和沟通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互联网上的即时信息流）深刻地塑造着现代世界。这不仅方便了传播信仰的人到新的区域传播宗教或精神实践及信仰，而且流动性的增加也会使一个潜在的改宗者对老式社会关系感到压迫，并欣然搬离，进人新的社会关系。全球浩大的人数从农村搬到市区，使自己接触到新的思维方式、经验、关系、思想体系、宗教等等。”
进入城市：乡城新移民与宗教信仰
互动的诸种形式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的角度，乡城新移民的社会融人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发展与持续繁荣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绝大多数对于乡城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都基本上假定了新移民移入的城市文化是主流文化，新移民社会融人的实现取决于新移民与移入地的同质化的实现，忽视了这些在经济、社会以及政策规定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同样也是文化、宗教的载体。事实上社会融入绝非是新移民完全地被城市所同化，现代化的本质并不是城里人“改造”乡下人。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驱动人口流动的经济因素、成为城里人的愿望与他们保持某些固有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并不相悖，相反会成为这些群体在迁移过程中的精神与社会支持力。高师宁在讨论城市与宗教关系时，就指出“就城市中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来到城市，割断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关系甚至传统，尽管城市人海茫茫，但他们却倍感孤独，尤如被抛在荒岛之上……城市与农村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冲击，必然引起许多问题。谁来关注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谁愿意给予这些处于边缘人群有效而持久的帮助？谁能够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精神家园？毫无疑问，最有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是宗教团体。”我们的田野观察和其他学者对流动人口宗教研究的文献资料显示，在城市的（乡城）新移民的社会融人问题并非是进入到某个城市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离开乡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即使在可能得到平等待遇和免遭任何形式歧视的前提下，融人社会仍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就业与生活安顿的信息来源、遇到问题的及时相助、极端状况下的精神抚慰与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照等等，这就使得流动人口自身所附带的社会资本显得格外重要。本研究将着重地观察新移民社会资本中的宗教因素在其流动过程中对社会融人的影响。
在中国乡村社会生活中，宗教多元、信仰混杂，有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制度性宗教，也普遍流行着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等丰富的民间信仰等，这些构成丰富或重叠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民众社会资本的主要提供形式之一。对于普通乡城新移民来说，宗教信仰在其生活中不是笼统的学术概念。具有不同宗教取向的新移民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宗教的因素在其面对新生活处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都直接或间接地左右其社会融入的发生和发展。就乡城新移民的宗教信仰与其移民生活的关系而言，既有在个人层面与某些宗教信仰的互动，也有宗教组织在新移民流动中的不同回应，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社会融人的分析和理解。
假设一：新移民自身所属的宗教信仰、宗族群体等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其在新环境的生存，并开始社会融人的第一步。从个人层面来看，宗教与乡城新移民的关系会有如下的状况：状况新移民自身就属于某种制度性宗教组织（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其移民活动与其宗教群体不脱节。
状况新移民自身就属于某种制度性宗教组织（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其移民活动与其宗教群体脱节。状况新移民自身不属于任何制度性宗教组织，其移民行动与家乡亲朋
一起，仍与家族信仰、家乡的民间宗教仪式活动保持密切联系。状况新移民自身不属于任何制度性宗教组织，其移民行动与家乡亲朋一起，与家乡的民间宗教仪式活动缺乏密切关系。状况新移民自身不属于任何制度性宗教组织，其移民行动是个人行为，缺乏社会联系。由于机会不平等、非市场化因素或身份差异，乡城新移民在流动到城市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各种不适应状况乃至困境。大量的案例表明新移民的社会关系主要基于老乡、工友，新移民与城市社区之间缺乏互动，于是，乡城新移民如果有可能，会与亲属与老乡住在同一地区。上海宝山区杨行镇等地，租住当地房子的都是来自河南等地的人，男人们是集装箱司机，女人们在家里带孩子、操持家务，由于大多数为老乡，平时串门来往好像在老家一样。翟学伟在东莞的一个访谈对象，提供了同样的信息。因此，新移民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在其迁移过程、寻找工作以及生活自助、互助方面显得格外重要，其中由宗教信仰结成的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属于同一宗教信仰者，也因地缘的差异而有分别，比如在浙江义乌的中国穆斯林就根据地域或省份彼此相区分，从而建立自己的小地域圈子，如西安穆斯林、宁夏吴中穆斯林、宁夏同心穆斯林、云南昭通穆斯林等等。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收人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消极的社会态度，反而呈现出预料之外的积极社会态度。这种来自宗教、族群以及宗族等方面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为新移民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互助与信赖的基础，帮助众多离开乡土熟人社会进人到生人社会的城市环境的新移民克服最初的困境，使他们在相遇、竞争、适应的过程中，以边缘人的身份，开始社会融人的第一步。
假设二：制度性宗教在为新移民提供普世性宗教内容和服务的同时，也依各自强弱不同的排他性，或成为融入的平台、或造成进一步区隔的可能；而宗族信仰与民间宗教则没有明显的排他性，易于与地域性的地缘群体相和谐，而能否有助于新移民在城市社区的融人则有待观察。乡城间的人口流动，无不带着各自的社会背景，而宗族、地域以及宗教信仰等等文化符号将个体与群体连在一起。而不同性质的信仰群体和宗教组织与新移民之间的互动，会出现如下的状况。状况佛教、道教的寺院因为与信众的关系比较松散，较少主动地直接针对新移民进行宣教，而某些群体性的聚会活动往往由俗家弟子（在家居士）牵头组织。状况伊斯兰教依然保持着“大分散、小聚居”的传统格局，特别是来自西北的穆斯林群体，其宗教信仰与族群性乃至短期内从事的谋生方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状况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难以与信众一道移民，主要视各地方教会对新移民的态度而定。状况基督教新教的传道人会出现在教友移民群体中’灵活地宣道并组织针对信徒与非信徒的活动；而各地方教会对新移民有不同的态度和做法。状况宗族传统与民间宗教在新移民群体中，部分地保持着或紧密或松散的关系，这取决于新移民的家族关系或乡村民间宗教的强弱程度。在这一方面，地域性差异非常大。
祖先崇拜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在文化上传承祖先崇拜的人，多数会与佛教或道教的信仰相重叠。宗族中佛道教信徒与祖先崇拜传统相互兼容，而基督教信仰者会遭遇到某种来自本宗教排他性而衍生的尴尬。
在移居地佛教和道教本身排他性较弱，其场所往往是开放性的，而且与进香者信徒之间的关系缺少密切性，不太强调正式的皈依与否。佛教、道教从宗教制度方面尚缺少对于新移民问题的关注。而作为普世性的制度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则以不同的方式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产生主动或被动的互动。从宗教的特质上看，这三种宗教都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强调宗教群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剧烈的社会变迁也是宗教本身出现变化的机会，从而成为社会融人的重要平台。不过，大量的事实反映出，乡城移民的流入地不仅对于大量涌入的外来信徒缺乏接受的准备，也难以对非信众的精神进行抚慰。
伊斯兰教的情况是“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城市伊斯兰教协会对于本地穆斯林问题关注较多，对于外来穆斯林则不甚关心，以为这是一个流动的人群，外来的人群’他们与原籍的伊协和清真寺关系较为紧密，而与这地的伊协、清真寺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不是他们需要服务、管理的人群。”而新移民中的西北穆斯林在职业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区隔现象。因此，“西北来的穆斯林在短时期内难以适应，与城市居民沟通上存在的隔膜一般很难去除，即便在面对有着相同信仰的本地穆斯林老乡，外来穆斯林也多喜欢根据自己的原籍或亲疏程度’自动形成对外封闭性强，对外界排拒性亦强的外来穆斯林社群联系圈。”与来自西北的穆斯林移民要面对宗教制度性安排与职业方面区隔的现象不同，基督教及其移民信众的处境略有不同’一方面福音传播的主动性使之开放给非信徒，同时基督徒移民的职业选择更加多样化，从而与城市社会的接触有着更大的可能。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于大多数因流动而漂泊的新移民来说，其组织性的关怀、具有“家”的特质，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是弟兄姊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上海、北京等城市都普遍存在着信众多而教堂少的现象，大量移民的到来无疑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显然，不论出于教会管理地域性限制，还是人力与物力捉襟见肘，大量移民教徒难以被当地的教堂所接纳。况且，新移民在城市教会中并没有因为对同一个上帝的信仰，而获得与当地人融人的机会。据我们在上海观察’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一道参加礼拜活动的教会，更凸显出上海本地人与新移民的差异。在城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家庭聚会，本来有些家庭聚会最初是为那些原本就是基督徒的人开设的，由于有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因各种原因进人到家庭聚会，于是聚会点的人数不断增加。我们访谈的一个来自安徽的传道人，余年的时间里其聚会点从数人发展到、百人，后来又拆成数个聚会点从天主教信徒聚居的农村社区流动到城市的教友，在异地他乡更增加了“异乡人”的边缘感，《信德报》编辑部记者对外出务工人员的采访中，“异乡人”的身份被他们多次提起。教会本是一家，对外来务工教友热情接纳还是不闻不问，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当然有些地区如上海、浙江等地的教会成立了打工者之家，为新移民教友服务。
假设三：乡城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实现的理想，而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各种融入可能性与多重身份认同的并存状况。即使城乡两元化的制度性问题解决了，因为乡城新移民自身所承载的宗教文化符号社会融人仍然只能在多元文化的状态下部分地得以实现。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整个社会的逻辑与前现代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新移民在从乡土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还是努力地从某些能够把握到的社会资本（包括宗族、宗教和族群等）中得到支持。因此，各种宗教一方面为新移民提供解释和意义体系，缓和人与命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期补偿社会处境中不公正、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一方面提供了可依靠的群体资源，而这种群体资源由于有共同信仰的内容和组织的架构，所提供的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帮助更具长效性。在社会变迁中，不同性质的群体由于很多个体本身的文化符号具有多重性、同时其所归属群体也有一定的重叠性，因此，在满足新移民在新环境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以往的策略宗族关系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无法保持原有丰富的仪式，但是其关系网络存在，并因为与原乡的纽带，使新移民的漂泊与暂时的困顿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超越个体的意义（为家庭、家族、祖先）；同时，其中的社会资本由于与民间宗教、乡村佛道教的多重混合，也得以在超越宗族的关系网络中发展，从而实现光宗耀祖的最终价值。应该说，这部分力量对于新移民的社会融人是正能量，即使在现实环境中，新移民还不得不在由于两元结构衍生出的各种各样不利于融入的因素中挣扎着，由于能够得到来自与宗族传统社会资本的有形与无形的帮助，从超越个人的价值中获得意义（如光宗耀祖、乡人面前得到认可），而得以坚持下来。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宗族、民间宗教和民间佛道教的排他性较弱，故短时间内不会形成与社会融人相逆的、组织性的紧张关系。
基督宗教本来是一种自我选择性的宗教，可以与家庭无关、也不需要与所处社区有归属关系，是出于对信仰阪依的个人自愿选择。不过，根据调査，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普遍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家庭亲属与朋友的关系网络。大部分基督教徒信教是由于亲属或朋友传教而信仰。不少研究已经指出，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圈子仍然是以亲属和老乡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普遍感到在城市没有家的感觉。而基督教的传道人和基督教组织，因适时地为新移民提供了其所需要的帮助，从而得到长足发展的机会。尽管，很多新移民基督徒对待基督教仍然带着拜佛拜神的方式，不过他们在宗教团体获得了家庭成员似的情感关系，支持他们彼此信赖、同舟共济。而教会通过亲缘和地缘的关系来使福音得到传播，同样地得益于中国人固有的家庭亲属与朋友的关系网络。
因此，由于家庭亲属与朋友的关系网络对于新移民来说有着某种超越性的价值和宗教性的意义，故有助于新移民在不同的新环境中克服眼下的各种困境坚持下来，从而使社会融入有可能开始；而进一步的融人则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区隔现象并存着。特别是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所影响到的新移民群体中，尽管宗教以其组织性和信仰维系着与信徒的群体关系，但是因为在宗教内部原本明显地存在的那些宗派、地域以及宗教管制区域等方面的分别，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宗教促进融人的作用，如上海的家庭教会有三类：一是上海本地市民教会，二是打工者的教会，这两类教会对信徒的控制比较严。三是现代派的白领教会，比较自由，信徒在教会之间的流动性也比较强。同时，在同一宗教信仰中信众城乡身份差异造成的分别，也使得融人遇到了明显的抗力，乃至强化了新移民自身的边缘身份感。中国社会的变迁仍然在持续之中，人口的迁移流动与社会融入依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本研究提出的宗教在移民群体与城市社会间互动所产生的融入与区隔的问题，只是初步探讨，并且限定在由乡村向城市迁移的人群。事实上，移民群体越来越复杂，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是来自乡土的，还有其他地区规模不等的城市人群、南北人口的交流还有越来越多的跨国移民。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是文化的载体，而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归属不仅伴随移民而来，同时也为漂泊异乡者提供了可选的归宿。故而，需要社会学研究予以更多的重视，期待着与同行们进行更细致与深入的讨论。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世界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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