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建设，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比如说像我们老曹、贺雪峰，始终把乡村建设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蓄水池、减振器，为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保底功能有一个很大的关怀。
还有一个流派就是李昌平，他已经通过他实际的行动，通过乡村的组织，特别是村庄内置金融合作社的发展，试图推动乡村发展。但是中国之大，地域差距之多，使得我们乡村建设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现在有一点，我越来越感觉到，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这种区域发展差距和环境很不一样的情形下，探讨乡村建设的多样化模式，还很值得我们思考。
正因为这样，上次我和万胜商量，我们这一次讨论，怎样把上次的主题继续深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我们以后还要继续每年搞一次这样的讨论，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条件的。在这个里面，我们寄托了一个关于乡村发展下一步走势的关怀。而且，我们上一次讨论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万胜、昌平和雪峰他们三个去年在《探索与争鸣》最后一期上有三篇文章出来，本来让我对李昌平和贺雪峰的言论再写一篇评论文章，只是因为忙，最后没有写，正好万胜把这篇文章完成了。我已经看了他们三人文章的内容，而且我正好有一篇拖了很长的一篇文章一直没完成，可以对他们三个的观点进行一个商榷，包括对万胜的评论性文章。这是没想到的一个成果。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背景就是十九大报告，包括去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十九大报告在我看来对乡村发展有三大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个就不说了，美好生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说法了。实际上，美好生活给我们对乡村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即有没有一个“美好乡村生活方式”的命题可提出来。因为我们原来常讲城市化、城镇化，就是因为农村生活方式需要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型，但是美好生活概念提出来以后，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来以后，有没有一个美好乡村生活方式之命题提出来呢？换句话说，这背后有一个关怀，不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唯一的依归的，而是还有一个乡村生活方式为依归的。“美好乡村生活方式”是我今天早上醒来前做梦时想到的一个分析概念，今天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二个地方在于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探索城乡融合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当然前面的总目标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按照那个总要求，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城乡融合靠什么来推动，这是我们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在上一次会议讨论中，我当时就提出来，可不可以通过城市群中国、区域中国的方式，把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给统筹发展起来，这是第二个我要向各位汇报的地方。
第三个地方，也是是我这么多天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想向各位求教的问题。我们这次会议的题目是叫做“美好生活视野下乡村社区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背后就有两个关怀：一是乡村的空心化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大家都在算，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这个比例很难算出来。有人说60%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有的甚至更悲观的说有80%左右空心化。但是有一天，不管它空心化也好还是什么，它有一个问题是不能改变的，即无论未来再怎么发展，总还有4-6亿人口留守在乡村，悲观一点有6亿，乐观一点有4亿。
我们根据城镇化率推算，到2020年，大致会有9亿老百姓居住在城市，或者大小城市和城镇，那么换句话说，还有4到6亿左右人口还是在乡村，这点是跑不掉的。因此，我们在讨论空心化的时候，还有一个大趋势需要考虑到，就是大都市圈化或者城市群化，大都市圈化带来的区域发展的新图景，就使得广大的乡村可能正好处在不同的大都市圈或者城市群的交叉地带，这是我的一个新判断，这个可能给我们的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个大趋势是我原来没想到的最新动态。
比如说南京都市圈和上海大都市圈，在这个交叉区域里面，包括苏锡常大都市圈区域里面，各自都带上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乡村的发展不再是仅仅依附于某一个特定的城市，或者城市群周围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是多个的大都市圈面向的发展问题。这是我对城市群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最新的判断，这就使得正处在交叉区域的乡村的发展，可能呈现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独特的风景与新的路径。当然，广大边远地区的乡村发展战略，那还是要遵循着它既有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讲乡村发展，可能会呈现多样化的类型化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东西？就是我要向各位汇报的第四个地方。乡村的发展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态势？我把它概括为“三新”：第一个就是新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简单来讲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第二个新治理主义，这一点十九大报告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上次和万胜讲的我的这个想法，有没有一种新生活主义。
所谓新生活主义有两个背景，实际上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三个地方的融合：第一，为什么要提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要看到，在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能否通过乡村的内生建设使得这种衰落不是人为的衰落，而是那种符合发展规律的衰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有第二个背景，即乡村的新生活主义要素的划分问题。
刚才在来开会的路上，我对文胜讲，乡村的新生活主义是由四大要素构成的，两个是内生的要素，两个是外生的要素。一个内生要素就是宜居，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今后在空心化与大都市圈背景下，还有一部分老人留守在乡村，让他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这是宜居要素。
第二个是宜业，它本身是有产业的，比如说大城市郊区边上，它本身有强大的产业基础，或者它本身是一个旅游重地、文化小镇。这两个宜居和宜业要素，当然还有宜居加宜业这一组合要素，是乡村新生活主义的基础。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未来乡村发展过程中，又会产生两个外来的要素，一是宜养，即乡村好山好水好风光，可以接纳更多的人去养老，因为里面有乡村美好的乡愁在里面，特别是今后如果医疗能跟上去的话，会有一部分城里人到农村去养老。第二个就是宜乐，什么意思？就是城里人一到放假就到农村去旅游、去玩耍。
当然文胜也讲了一个宜业，即资本下乡的宜业问题，与基于本土的宜业问题略有不同。但总的来看，乡村发展实际上呈现出宜居、宜业两个内生的要素，加上外来的宜乐和宜养的两个外生的要素。我们如果把宜业叫宜产，我觉得资本下乡的产业和当地的土生品牌那个产业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在发展的模式上有差距。由此也可以发现，这些不同核心要素组合主导下带有类型学划分意义的乡村发展模式的出现，将给乡村发展既带来不变性，又带来可变性。
此外，如果仅从乡村生活主义的本质来看，最重要的是五大类条件的改善：一是要改善以交通通讯、水电气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我们说的乡村公共物品，这个各地政府这些年来都在努力做。二是改善以厕所、房前屋后环境、家畜养殖环境为主的人居生活环境。有的地方很多年前就开始搞“改厕改院改厨改圈”，就是这种尝试。三是改善饮食习惯、健康体检、预期寿命为核心的医疗保障水平。这个属于软件建设的范畴了。四是改善文体活动、文化生活为主的精神生活，这也属于软环境建设的范畴。最后一点就是乡村发展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推进邻里交往和村庄共荣发展的村庄共同体建设。这个新生活主义的本质与前面所说新生活主义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乡村发展模式，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大问题。需要分层分类量化研究。
这算我的开场白，也是交代这次会议的由来，并谈谈我对会议主题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考虑中国的乡村发展，将其与社区发展与小城镇建设连带起来考察，这一视野就有不同意义。我先讲这些，供大家参考。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1月19日本人在“第二届复旦城市治理论坛——美好生活视野下乡村社区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发言内容。感谢钱坤同学的整理。正式文章尚未发表，仅供各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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