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文章第一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重点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思想。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问题的基本观点,重点介绍了他们有关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差别和工、农业差别形成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的思想。第三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重点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工农联盟的基础和内涵及工人阶级政党或国家巩固工农联盟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政策设想等思想。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通称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时下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具有极大的启发性。马克思、恩格斯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为主线研究了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其中以对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和实证研究为重点,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否定的否定)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贯穿了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文关怀和最高价值。他们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既有理论高度和学术价值,又对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农业问题上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他们还考察了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时对农业发展的未来社会主义前景做了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和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是建立在批判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经济思想基础上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了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对商业或农业的重视分别建立在贬抑工业或商业的基础上,由此所形成的政策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则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工业革命使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工业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使世界各国在世界市场上划分为农业民族和工业民族,前者要围绕后者这个“工业中心”、“工业太阳”来运转。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是在高度重视发展工商业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阐发自己的农业基础地位和重视发展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观点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2)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他们指出,社会用于农产品生产的时间越少,它用于其他物质的生产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成相等的比例。
(3)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业劳动特别是生产食物的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和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才有可能使农业和工业之间实行巨大的分工。
(4)农业劳动生产率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如果撇开对外贸易(重农学派为了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正确地这样做了,而且应当这样做),那末很明显,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显然,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活的人的相对数,完全取决于土地耕种者的劳动生产率'(理查·琼斯《论财富的分配》1831年伦敦版第159—160页。)”
有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并就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诸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等著作中把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劳动者的天赋、技能、体力和智力等个人因素,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平均熟练程度,增加劳动的强度等;一类是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气候和光照条件等,它们决定了劳动的自然生产率;还有一类是劳动的社会条件的改进,具体包括：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的应用,生产方法的改良,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交通运输工具、水利灌溉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增加和改良,产权和交易的法律保障等,它们影响着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他们的上述思想具有公共政策的含义,为制定农业政策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其中包括这些西方国家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他们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思想。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中的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城市作坊手工业劳动是农业的副业。农产品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农产品也只有很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供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消费而非用于交换,家庭或家庭集团既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又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从而实现自给自足,生产力水平低下,交换和市场范围狭小。农业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后者依靠超经济强制手段来攫取徭役地租、实物地租等。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农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起点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农奴或封建依附农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人身自由,同时获得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或租佃权,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同时货币地租取代其他形态地租成为地租的主要形式,农业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因货币地租而变为“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农业中的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分工,农业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得到了发展,促进了土地产权、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和国内市场的形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现代化过程就是农业商品化过程,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使农业变为为市场和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商品化农业并不断提高农业商品率。
(2)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推动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
马克思在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经营农业的“农业企业家阶级”或农业资本家阶级,他们或者来自大租佃农而成为租地农场主,或者来自大土地所有者,后者不满足于数量固定的货币地租而亲自经营农业,或者来自城市的产业资本家,后者为获取高于普通利润的利润而投资于农业成为商人、租地农场主,或者来自于富农或大农、中农。马克思指出,农业企业家进行农业投资并从事农业经营的主要动机是在收回预付资本的同时赚取利润,并且是不低于投资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或普通利润的利润。马克思的研究发现,由于农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比例长期低于工业的水平,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快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价值高于工业产品价值,农业利润率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城市实业活动中利润的降低促使资本流入农村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总之,只要资本投在农业上有利可图,城市和产业资本就会不断地流入农业,农业企业家也会不断追加投资,直到农业利润率和工业利润率接近为止。
马克思认为,追逐利润促使农业企业家提高农产品产量、降低生产成本费用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降低生产成本费用可以使农业企业家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预付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生产成本费用的差额中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润。提高农产品产量则可以在市场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利润总量。提高农产品产量和降低生产成本费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在英国等国创造了农业史上的奇迹,农业生产力飞速发展,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惊人,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农场主的财富也迅速膨胀起来。可以说,农业经营的资本化和企业化推动了现代大农业在西方的发展。
(3)农业工业化引发了现代大农业取代小农经济的农业革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工业化进程首先发生于城市和工业领域。以分工为基础的大规模的劳动协作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后者取代了城市中早期的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为了节省劳动和使商品变得便宜从而扩大销售市场,工场主积极推动生产工具的变革,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导致生产工具的变革并最终产生出机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引起了工业革命,机器逐步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在占领城市实业活动和各个工业部门后也开始占领农业领域。由农业企业家推动的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了一场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农业革命。以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和化肥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农业工业化引起了农业生产力的革命。这是因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对于农业同样适用。更重要的是,“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变革是加速了以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的解体过程。这是因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西方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农业商品化、资本化、企业化、工业化、社会化交织在一起是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这条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了农业改良、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追求利润和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促使农业资本家使用机器,改良农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营,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农业资本化经营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城市和工业,使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从而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大变革。农业社会化经营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社会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预见了西方现代大农业走向更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坚信,在未来社会,工人们将用事实证明,按照现代科学进行的大规模的生产在没有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完全能够进行的,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低级的社会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赢得政治统治,摆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由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控制生产过程,由农业工人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在工人农场上进行耕种,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去,从而实现“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为此,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后,需要“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土地的社会所有制,作为自由的农业生产者联合体的农业合作社的社会化的生产,科学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过程,这些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基本设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问题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西方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同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城乡差别和工农业差别产生的原因和缩小这些差别的途径,同时他们也展望了在未来社会中彻底消灭这些差别的前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在近代以前的农业社会中,城乡对立主要表现为乡村统治着城市,这是因为农业是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时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工业,因为在工业中“自然力还几乎完全由人力代替”,而在农业中自然则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但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和农村落后于城市而形成的城市统治乡村的新现象。城市工人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民和农业工人,工商业的收益高于农业,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出现了收入落差和文明程度落差,从而形成了以城乡利益差别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近代以来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形成的原因,这些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品市场经济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快于农村和农业。近代以来,城市成为工商业活动的中心、生产中心和商品交换的中心,同时,工业与农业分离后从一开始就是为市场需求和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追求财富和利润是工商业活动的主要动力。城市工商业活动的高涨使产业资本家财富迅速膨胀。农业长期以来在自然经济中发展,作为农奴或依附农的农民家庭依靠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而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地主依靠固定的地租维持生活,农业商品率不高,农民对市场和货币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亚当·斯密语)。
第二,工业比农业发展快,劳动生产率更高。自从工场手工业取代行会手工业以来,城市工场手工业由于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协作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进一步提高了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机器大工业占领越来越多的部门,农业社会逐步过渡到工业社会,工业成为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或主要产业。农业由于受劳动的自然条件的约束,由于手工劳动长期占据优势,由于农业生产所具有的地方闭塞性和分散性,由于农民墨守陈规、不冒风险的经营方式,由于购买土地耗尽了资本而导致小农无力进行农业改良和扩大再生产,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和程度慢于工业。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现象,“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14工业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工业产品价格,为产业资本家扩大市场销路、增加利润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第三,城市工人在提高工资水平方面处于比农业工人和农村家庭工人更为有利的地位。城市工人彻底割断了与土地和农业的联系,他们没有来自农业劳动的收入作为补充。这样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就需要产业资本家提供足够的工资。城市工人集中在工厂里而且人数众多,产业工人的反抗运动和组织潜力迫使产业资本家随着资本积聚和利润的增加而逐步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农业工人和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村工人,往往拥有一处小住宅和一小块土地,他们从事兼业经营,把种地作为副业,把农业收入作为补充。“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同时,“农业工人分散和软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
第四,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熏陶使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高于农村居民。人们的文明程度是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受教育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新型文明。按照工厂原则组织生产增加了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城市中,“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工厂劳动同初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结合提高了工厂工人的文化程度。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实际收入的提高而逐步提高。而农村居民则由于生产的分散性、地域的闭塞性、经济的贫困化、小生产的抗风险能力差而陷入乡村生活落后愚昧保守的状态。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工人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自然打交道。”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历程时,发现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他们的论述涉及到了导致城乡差别和工农业差别缩小的一些基本因素,它们包括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鼓励企业的自由竞争和资本在城乡之间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国家对私人企业的监督和对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具体来说,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因素如下：
(1)乡村工业化与劳动力的非农化。
劳动力的非农化是指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就地从事非农产业,而这是与乡村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田野耕作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涌入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19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乡村工业化与劳动力的非农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城市工业向乡村扩散而产生的乡村工业化与非农化,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谈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情况时,恩格斯指出：“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这样会促使乡村地区卷入工业化运动,并且容易形成新的大城市。另一种模式是从农村经济中自发产生的乡村工业化与非农化,德国就是这种情况。
(2)人口的自由迁移与全面流动。
马克思认为,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性是很低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带来了人口的“全面流动性”,资本对劳动的雇佣是以工人获得人身自由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前提条件的。农业工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从土地上释放了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为城市更大规模地吸收这些农业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便利了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论及现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他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追求高工资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工业化是迁移人口的重要吸纳机制。农业工人的自由迁移和流动便利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器的使用,同时也提高了留下来的农业工人的工资。由于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工人开始从农村迁移出来,“随着工人从农村外逃,工资必然上涨,实际上也上涨了”。工业化首先意味着纯粹的工业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自由迁移和流动为工业的扩张提供了一支稳定的产业后备军,保证了资本和劳动之间必要的平衡。人口的自由迁移还会产生增加收入的效应,迁出人口寄钱回家可以改善贫困家庭生活和推动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总之,劳动力人口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自由迁移和流动具有拉平地区收入和产业差别的效应,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3)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反映着城市化水平的高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工业化造成了纯粹工业人口的增加和作为工业中心城市的不断形成和扩张,农业工业化造成农村人口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向城市和工业部门集中,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现代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而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围绕着巨大的生产力聚集起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人口的集中,出现了生产的集中、消费的集中、财产的集中和政治的集中。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4)地产的自由交易和地产的集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土地的自由流通和自由交易促进了地产的集中,而地产的集中是现代大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才有办法使得在个别情况下的确会在某些地方被这种自由完全破坏的一切再度完全取得平衡。……土地自由不容许极端化：既不容许把大土地占有者变成贵族,也不容许把耕地分割成太小的、变的没有用处的地块。”马克思指出：“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在另一个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只有地产的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使工商业同农业相互配合,携手并进。总之,地产的自由流通和地产的集中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促进了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5)资本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转移促使城市工商业资本流向农村和农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城市和工业中开始的,随后才逐渐支配农业。这意味着资本的自由竞争和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和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条件在农业资本化经营之时都已经完全成熟。在工业化早期,农业劳动力和资本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中。但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平均利润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是在农业生产关系之外,在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范围内形成的”,城市工商业活动的利润率逐步下降,而农业仍拥有较高的利润,较高的农业利润和农产品价格把城市和工业资本吸引到农业领域和农村地区,形成城市和工业反哺农业的局面。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城市中利润的降低,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就造成对农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的报酬。那时资本就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积累起来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资本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调节下的自由流动最终促使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接近起来,农业工人工资和工业工人工资接近起来。
(6)农村居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农村居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极为重要。恩格斯指出：“农民由于乡村居民所特有的分散性,不能成为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他们对政府的全部要求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通过罢工等形式同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做斗争。农村居民特别是农业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和农业工人运动的复兴为他们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因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围绕着农民的解放这个价值关怀展开研究的,他们的研究具体涉及到农奴或封建依附农的解放与独立的、自由的小农阶级的诞生,农民阶级的内部分化和小农的贫困化,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关系等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民主主义革命是解放农奴或依附农并产生自由的、独立的小农阶级的主要途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创立自由地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其中小农是这一阶级的主体,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有时又称之为小农阶级),消灭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及其剥削形式如徭役地租、实物地租和什一税等超经济强制形式,使农奴获得政治解放和人身自由。农奴或封建依附农也因为这一革命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而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和重要依靠力量。由耕种地主土地并交纳地租的封建依附农变为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或经营权和人身自由的独立的、自由的小农阶级,既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起点,同时又是在农村中发展商品经济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和独立的、自由的、商品化的小农阶级的形成为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的同时,不忘提醒人们,应当辩证地看待农民在实现民主政治目标中的作用。他们指出,单靠农民阶级本身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目标,“近600年来,城市总是一切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独立民主运动中总是反动的,而且总是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农业人口特别是小农阶级本身由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固有的分散性、闭塞性、隔绝性和缺乏主动性、组织性而容易成为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在农民仍然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市民社会力量弱小难以制约国家,国家政权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小农阶级“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小农的生产方式和小农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专制官僚政治的延续提供了沃土。只有实现了普选权,农民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来参与政治生活以保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而这是官僚权威政治为现代民主政治所取代以后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研究中发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导致农民阶级出现内部大分化和结构大转化,农民阶级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农场主阶级和他们所雇佣的农业工人阶级或农业无产阶级逐步取代小农阶级而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与之相联系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农业逐渐为地产的集中和大中农场的企业化经营所代替,同时农业人口因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城市和工业人口而不断地减少,其结果是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过程中趋于消亡或终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阶级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和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和城市人口,纯粹的小农阶层出现了经济上的贫困化和社会地位的没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研究,农民阶级内部的社会流动和阶级分化使农村居民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是富裕农民阶层,他们由大土地占有者、大租佃农、大农和中农组成,他们往往雇有农业短工或长工,属于农村资本家阶层。第二个阶层是小农阶层,这个阶层构成农民的大多数因而是农民阶级的主体,他们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即小自由农和小佃农,他们既是小私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既具有上升为中农甚至富裕农民的可能性,同时也随时面临着跌落为农村底层阶级的命运,他们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大致相同,其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第三个阶层是附属于农民阶级的农业工人或者农村工人阶层,他们受雇于农场主或为工商企业主从事家庭工业生产,主要靠工资收入生活,属于农村无产阶级,他们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倾向具有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随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及其与小农经济的竞争,小农阶层的经济条件不断恶化,他们日益贫困破产,他们的社会地位日益低落,小块土地所有制不可阻挡地走向灭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小农的历史命运是转化为农业工人、农村工人或城市产业工人。小农的贫困化和地位的低落,使他们日益革命化,从保守的农民转变为革命的农民。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又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分析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并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的。他们认为,农民阶级由于自身劳动的孤立性、土地的分散性和地域的隔绝性而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从事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运动,他们往往通过追随其他阶级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农民依然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因素而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构成人民的多数的那些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争取到农民阶级这个同盟军的支持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马克思就此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鉴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工农联盟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利益的异同,从而为工农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差别和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农民是小私有制或者说农民所有制的拥护者,而工人阶级则以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为目标。“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者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从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是,农民的解放和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这又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积极支持和参与民主派反对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推动民主派解放农奴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是潜在的同盟者。在资产阶级统治牢固确立以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具有共同的利益,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小农阶级的贫困化的根源是一样的,这就是资本及其国家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当农民充分觉悟起来,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同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农民阶级中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倾向,明确了工农联盟的具体内涵。他们认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农民拥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工人阶级需要采取阶层分析方法具体确定自己的同盟者并全力争取后者的支持。恩格斯在此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问题。他认为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他将小农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在资产阶级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地位解放出来的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因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其中有些是佃农,他们深受高额地租之苦,需要工人阶级来拯救,因而也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还有一些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他们具有政治二重性,一方面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拥护私有制;另一方面又饱受资产者特别是高利贷资本盘剥之苦,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变得有名无实。无产阶级应当争取说服他们,并努力把他们从高利贷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些小农经过争取完全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马克思也曾谈到法国农民既是小私有者又是未来的无产者,因而具有政治的二重性,他们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既具有保守的甚至反动的倾向,又具有革命的倾向。而在那些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他们是城市工业工人的天然同盟者,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同盟者。他们与土地所有者或者大租佃者相对立,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他们。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当采取措施维护农业工人的利益。同时在工农联盟中,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农民也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的领导者,这是因为：“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难以达到大多数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或政府为巩固工农联盟所应采取的农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政策设想。
他们有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政府所应采取的农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可概括为如下几条：
(1)深入农村,充分了解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在那些农业国中,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亲自去研究农村居民包括农村工人和小农的利益和状况,考虑到农村和农业发生的变化和实际情况,善于根据农村居民中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纲领来。恩格斯对法国社会党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土地纲领表示赞赏,因为它分别为农业工人、小农、佃农的利益而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诉求。
(2)无产阶级在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应当而且完全能够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多更好。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时指出：“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深信,公社的统治将能够直接给农民带来重大益处,即免除他们的血税,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并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更复杂和更切身的问题如抵押贷款等。“过去这种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3)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农村居民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提出恰当的农民问题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和在19世纪后期现代农业取得长足进展情况下所提出的具体措施并不相同。他们的农民问题纲领可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前者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和掌握政权之后的农民政策,后者适应了近代欧洲农业和农民国家的现实,适当吸收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措施的某些合理成分。同时他们强调,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应当适应而不是超越农村居民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
(4)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应当遵循自愿和示范相结合的原则。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在向合作社的过渡上,如果小农还未下定决心,工人阶级政党要给小农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而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理论研究的不同时期,都曾提出过有关工人阶级政党或政府的农民政策的一些具体设想。这些政策设想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段话表明,农民的解放有赖于农业劳动经济条件的改造,即从雇佣劳动转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同时他还指出：“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这段话表明,合理的农业意味着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农业的社会化经营和依靠社会去经营,而这只有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实现。
(2)关于未来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以政府身份采取的措施,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恩格斯也认为,当工人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而对于通过没收或赎买等方式获得的大地产,恩格斯主张由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这些土地,并把这些土地转交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竞争,促成地租上涨,从而有利于土地占有者。而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马克思这段话表明土地集体所有制最终应当过渡到土地国有制。
(3)关于未来社会农业经营规模与经济组织形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中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将会导致土地肥力递减,而且妨碍现代方法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因此他们赞同大规模的耕作比小块的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的观点。马克思进而主张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和由国家控制土地的耕作,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滥用地力,并能有效地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耕作技术,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生产。这种规模经营是通过变革土地所有制完成的,同时也排除了商品经济而实行计划生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建议把建立没有商品经济的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当作德国党纲所应反映的基本内容。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主张采取合作社的形式,把合作生产作为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9世纪欧洲的经验认为,农业合作社是较为理想的农业生产者的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表现形式。至于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他们则主张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样。
(4)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当致力于建立民主政府和廉洁政府以保护农民利益的问题。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无产者占人民大多数的国家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而在小资产者和小农占人民大多数的国家只能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后者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成为现代民主运动的核心,联合小农和小资产者,推动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建立民主政治或直接取得政治统治之后,应当提出自己的政策要求或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他们所提出的政策要求或政策措施中包含着大量保护农民利益的内容。例如,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出了相关的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等等。
(5)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应当慷慨地对待农民的问题。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谈到,在对小农进行社会改造以便将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队伍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关于工农联盟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农村农业工人将成为农民阶级的主体,工农联盟将逐步变为城市工业工人和农村农业工人的联盟。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后,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将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并按照最合理的方式组织社会劳动,“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在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旧有分工消失和同一批人既从事工业劳动又从事农业劳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别将被消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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