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南省12个村为例
【摘要】基于河南省抽样调查的529份农民工回流问卷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的回流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本村、本乡镇和本县城是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的主要选择地,本乡镇和本县城也是农民工回流创业的首选区位,而本市、外市回流农民工较少。农民工回流区位选择的主要机制是务家和经济收益的平衡。影响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农民工年龄、家庭中小学生数量、家庭农民工数量、人均耕地面积等。农民工流动与回流实际上均为农民工在地理空间中的位置选择与变动,其取决于不同区位的粘性大小。
【关键词】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影响因素;河南省;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92)
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就业一直伴随着大量的回流现象,这引起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极大重视[1]。尤其是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大批农民工被迫回流返乡,相关研究从2009年开始增多。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产业转移、经济布局调整和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回流持续增加,对回流的研究也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流的状态与特征[2]、动因[1]、影响因素[3]、经济社会影响[4]等方面。回流与流动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两种最基本方式,国内有关农民工回流动因的相关理论也多引用国外的研究成果[1,5-6],因为流动本身暗含着对回流的解释,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斯达克的新迁移经济理论、托达罗的预期收益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赫伯尔的“推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学者们也从制度主义、成本收益、家务管理、推拉力等方面分析农民工回流的机制和理论框架,普遍认为,户籍制度[7]、经济政策[8]、社会保障[9]、就业岗位、收入状况[3]、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10]、农民工个体因素及人力资本[3]、家庭因素等[11]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在回流效应上,正向效应与负向效应并存[7],但多以负向选择为主[12],回流有助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13],但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应该持谨慎态度[12]。
国际上对回流移民的研究历史较长,文献也较多。但和国内不同的是回流移民大多为国际移民,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回流移民研究较少。较早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回流的空间分类和时间分类、人才回流、回流迁移与区域发展、影响因素等[14-15]。近些年来,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社会效应、回流后的区域和职业选择、熟练工人的回流和人才回流仍然被关注[16-20]。有案例研究表明,回流也可能是正向选择的结果[20],回流者更可能是创业者[17],带回技术和储蓄[18]。
上述成果给本研究以重要启示,但有关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而对回流区位的研究不仅是认识农民工空间流动规律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实践上对于回流区域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主要从回流的区位分布及影响因素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此外,鉴于目前对农民工回流的概念尚无统一认识,本文将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定义为:农民工(农民外出至省外务工6个月以上)返回到本省且持续时间在6个月以上。
1 数据来源、样本概况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作者组织的农民工回流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民工本人及家庭概况、外出务工地点及工种、行业、收入情况、回流原因、回流地点选择及回流后生产经营情况。调查方式为农民工问卷调查和村干部深度访谈,其中,问卷调查通过设计问卷、试调查和问卷修改等环节完成。调查员来自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共12人,调查前均经过严格培训,调查时间为2014年春节期间。所调查村庄共12个,其选择考虑到了地形、城郊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工分布等因素,在河南省的分布比较分散,基本上代表了农民工回流的整体情况。调查结束后,对问卷进行录入和汇总,剔除掉个别无效问卷后,最终形成529个样本、每个样本55个属性的数据库,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
1.2研究区选择
本文以河南省作为案例区进行研究。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是古老的黄河文明的发源地,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2014年河南省人口达9413万,占全国的7%[21],位居全国第三。我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省的人口总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输入,本研究区河南省则相反,长期以来均是我国最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区,外出农民工一般占全国10%左右。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我国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最重要的枢纽地区,对外交通便利,农民工在全国分布较为广泛,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西部地区、周边地区都成为河南省农民工的务工目的地。总之,河南省的农民工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在我国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3研究样本概况
全部样本中,男性353人,占比66.7%,女性176人,占比33.3%,呈现出以男性为主的特征,这和外出农民工的总体构成基本一致,表现出回流者的随机性。从年龄上看,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分别为4.0%、30.2%、22.3%、28.4%、12.5%、2.6%,表现出集中于年龄较大区间的特点。在教育水平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人数分别为9人、175人、284人、61人,呈现出以小学和初中为主的特点,和农民工整体的教育水平基本一致。外出务工年限较长,平均8.3年,其中,务工年限在5年以下者高达241人,占比达45.6%,5~10年者155人,占比29.3%,10~20年之间者94人,占比17.8%,20年以上者仅39人,占比7.4%。回流农民工的务工地较为分散,分布于全国25个省区,但主要集中于河南、广东、北京、浙江、上海、山东、江苏等7个省区,其占比为76%。
1.4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该模型是一种典型的对数线性模型,通过回归拟合解释变量与事件发生概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取值组合呈现状态的概率,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事件发生与否的概率[22]。
记X=(X1,X2,⋯,XP-1)表示影响事件A发生概率的因素,P(x)表示事件A发生的概率。设F为线性函数F(X1,X2,⋯XP-1)=β0+β1X1+⋯+βP-1XP-1,则
式(1)称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由此可直接计算事件A发生的概率,模型中的系数采用极大似然参数估计迭代计算。
2 农民工回流区位特征
本村、本乡镇和本县城是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的主要选择地。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地域的行政范围主要包括本村、本乡镇(除本村外)、本县(除本乡镇外)、本市(除本县外)、外市等5类。据调查统计,在这5类地域中,本村、本乡镇和本县城成为农民工回流的首选。在所有样本中,回流至本村的153人,占总样本数的28.9%,回流至本乡镇的173人,占比32.7%,回流至本县的157人(其中县城148人),占比为29.7%,三者合计占到样本总数的91.3%,回流区位表现出高度的集中性。此外,回流至本市的仅有20人,占比3.8%,回流至外市的26人,占比4.9%(表1)。
表1 农民工回流区位分布
本乡镇、本县城成为回流区位首选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二个点位可以实现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夙愿。首先,在空间距离上,乡镇和县城距离农民工所在村庄较近,其中,乡镇平均距离为5.3km,县城平均距离为12.6km。由于距离很近,农民工外出务工所造成的社会网络的中断已不复存在,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在非农产业发展中将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便于照顾家庭成员,例如小孩、老人、配偶等,家庭社会关系并未因从事非农产业而断裂。实际上,中国农民工的外出务工行为遵从一个基本规律,即增加收入与务家之间的平衡,回流至本村、本乡镇和本县城很好地解决了务家问题。其次,在乡镇和县城具有从事非农产业的基本条件。县城和乡镇作为农村地域的中心地,具有向其腹地提供服务的基本功能,聚集了大量的第三产业,可以承载较多的产业人口和劳动力。同时,在产业转移、县域经济发展等政策的推动下,不少乡镇和县城的第二产业功能日益增强,一些产业集聚区得到较好发展,企业不断增多,就业容纳能力得到提升。
本村则为农民工的“根”,是农民工空间活动的出发点和回归地。回流至本村的农民工多为永久性回流,主要包括年龄较大者、身体有病者等。据调查统计,年龄大的劳动力面临高强度的工作身体可能会吃不消,因此选择回流到本村从事较为轻松的农活,该部分回流农民工104个,占被调查样本总数的19.7%;一些务工者长期劳累成疾,不得不回到当地休养生息,而不再外出打工,此部分农民工27个,占比为5.1%。
本乡镇、本县城成为农民工创业首选区位。农民工经过长期打拼,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人力资本也得到一定的提升,进而开始创业,主要是开办商店做小生意。据调查统计,此类创业者共121个,占全部回流者的22.9%。由于村落内部消费市场狭小,这些创业活动很少在村内进行。创业区位选择在本市外县和市外的几乎没有,其原因主要与离家距离较远或社会资本缺乏有关。这些创业活动大多选择在本乡镇或本县城,因为其克服了上述两个缺陷,可使创业活动得以进行并实现合理的利润。但总的来看,此类创业者属于少数,且从事的经济活动规模较小、范围有限。
本市、外市回流农民工较少。二者合计占到回流农民工的8.7%。回流至本市外县的,仅20例,占样本总数的3.8%,可能与特殊的社会关系或外县能够提供工作岗位有关;回流到外市的26例,占样本总数的4.9%,主要是由于外市能够找到工作,且收入较高,同时家中无太大负担。
3 影响因素分析
3.1变量设计
农民工回流是伴随农民工流动的一种重要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微观角度分析,在本地能否取得农民工自己认可的工作岗位、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的多少是决定回流的关键因素,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影响其自身流动性的大小和对工作满意度的判断,是回流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原务工状态(如工种、收入、距离、工作环境)等是回流决策的基底因素,其与预期务工状态差异的大小是农民工对比选择的重要依据。村庄作为农民工的流动源和回流汇,对其收入、家务管理、满意度判断等产生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回流决策的制定。因此,本文基于微观角度,选择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村庄因素、务工因素等4类因素进行分析。而此前关于农村外出农民工回流决策因素的经验研究,其自变量也关注到了迁移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性质、人均耕地面积、在外流动时间、相对收入水平等[12,23]因子,此外,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回流的作用也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24-25]。各类影响因素中,个体因素包括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否、受教育年限等因子;家庭因素包含家庭人口总量、家庭中小学生数量、家庭代际数量、家庭幼儿数量、家庭农民工数量、家庭老人数量等因子;村庄因素包含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在本村的经济地位、村庄地形、距最近地级市的距离等因子;务工地因素包含务工工种、务工地区位、务工公司环境污染情况等因子。这些影响因子的赋值和含义见表2。
表2 变量设计
3.2农民工回流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基于现有理论和研究文献,本文建立农民工回流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中,因变量定义为:农民工回流到本县为1,回流至县外为0。
表3 模型运算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年龄、家庭中小学生数量、家庭农民工数量、人均耕地面积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个体变量中,农民工年龄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年龄是影响农民工回流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年龄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回流到当地,而年龄较小的农民工趋向于在外地工作。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不同年龄的家庭成员,其家庭责任和社会分工有所不同。处于家庭成长期和家庭成熟期中的农民工,当年龄较小时,其较少承担家庭责任,个体的独立性较强,且多数向往城市环境,并寻求刺激又充满挑战的生活,加上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就业工资收入较高,因此回流至外地城市的概率较大。而其中年长的农民工,既要照顾年幼子女,又需赡养老人,家庭负担相对较重,因此回流到当地照顾家人或务农的概率较大。农民工年龄回归系数为正,也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回流的负向流动,即回流到本县的农民工更多的是由于在省外工作的不胜任或不适应,年龄越大,回流到当地的概率就越大。事实上,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和体能的下降,回到当地成为农民工的多数选择。一般情况下,当农民工的年龄大约在超过50岁时,回流至本地的概率明显增加。
家庭变量中,家庭中小学生数量和家庭农民工数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中小学生数量与农民工回流区位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民工家庭中小学生数量越多,农民工选择回流到当地的概率越大。从家庭中小学生数量与农民工回流区位的交叉统计中可以看出,家庭中有1个中小学生的农民工,选择回流的比重为87%,家庭中有2~3个中小学生的农民工选择回流的比重达到95%,家庭中有3个以上中小学生的农民工选择回流的比重为100%,完全回流。这是由于中小学生多的家庭,农民工要面临照顾学生、辅导学生的重担,因此更倾向于回流到本地。家庭农民工数量与回流区位显著负相关,说明家庭农民工数量越多,回流到本地的概率越小,农民工在外地工作的概率越大。这是由于劳动力较多的家庭,可以相互分担家庭的压力,农民工照顾家庭和处理家庭日常事务的负担较小,从而可以选择长时间在收入较高、就业机会较多的城市务工。中国农民工的务工机制,实际上取决于外出务工收益和务家之间的平衡,且以务家为前提条件和基本选项,即外出务工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弥补家庭收支赤字,当家庭成员需要时,农民工就会选择回流至当地。
村庄变量中,人均耕地面积达到显著性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与回流区位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户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越大,越倾向于回流到本地。这是因为耕地是农民的根本,是农民生存和取得经济收入的主要物质基础。耕地面积越大,农产品总产量越大,农业产业收益就越大。相反,如果耕地面积越小,农户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就不愿意回流到当地务农。农民工在空间上的位置取决于不同区位推拉力的对比,如果本地的拉力增大,农民工就会选择在本地就业和生活,即回流至本地。相反,如果本地拉力减小,外地拉力增大,农民工就不会选择回流至本地而选择外地。这种拉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其次是务家方面。
4 结论
本文以抽样调查取得的529份农民工回流问卷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的回流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可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本村、本乡镇和本县城成为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的主要选择地,本乡镇和本县城也成为农民工回流创业首选的区位,而本市、外市回流农民工较少。整体上,农民工回流以负向选择为主,正向选择和创业选择所占比例较小。回流区位选择的主要机制是务家和经济收益的平衡,应大力发展乡镇和县城经济,使其成为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主要载体,从根本上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第二,影响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农民工年龄、家庭中小学生数量、家庭农民工数量、人均耕地面积等。其中,年龄、家庭中小学生数量、人均耕地面积与回流区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家庭农民工数量与回流区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农民工流动与回流实际上均为农民工在空间中的位置选择与变动,其取决于不同区位的粘性大小,如果本地的粘性增大,农民工就会选择在本地就业和生活,即回流至本地。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高更和(1962—),男,河南洛阳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户地理与农区发展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经济地理》2017,06(37),151-15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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