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 作者:欧阳博强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05-23  录入:王惠敏 ]

中国农民工的就业一直伴随着持续性分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制度以来,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从事非农工作的职业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在城市工作的职业类型日益丰富,形成了遍布非农领域各类职业的就业分化状态。农民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分化不仅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也是城乡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要求。目前,中国经济基本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常态”,而经济增速的放缓势必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演变,因此农民工的就业分化问题亟需进入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视野。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从职业层的层面考察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关注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具有什么特征?影响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因素有哪些?谁晋级高层级工作岗位?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是否会因代际不同、收入水平不同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拟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建立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以期考察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情况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职业层晋级的约束,为引导农民工职业层的合理流动提供决策依据。

一、农民工就业分化的现状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库。CGSS对社会、社区、家庭以及个人进行多层抽样调查,是目前综合反映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最早调查项目,其数据涵盖全国100个县(区)、480个村(居委会)的12000多个样本特征。为得到本文研究所需的数据,只保留具有农业户口和非农就业特征(包括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以前从事非农工作但暂时失业、以前从事非农工作但暂时务农)的样本,在剔除变量缺失值的样本后,得到2067个有效样本。

从中可知,男性农民工占比61.73%,男、女样本比例约为6:4;36~45岁的农民工占比最高,约为30%,总体以中年农民工为主;已婚农民工占比82.29%;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比达到71.56%,学历水平整体较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整体较好,社会交往比较密切,但积极情绪1和普通话水平比较一般。从居住区域构成来看,农民工多居住在农村,其次是本市/县城的中心地区,只有8.22%的农民工居住在本市/县城区以外的镇。经济条件方面,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平均水平的占60.43%,但低于平均水平的也占32.75%;个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占比超过60%。

(二)农民工就业分化的典型事实

在CGSS(2013)调查问卷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包括失业、务农、家庭帮工、企业帮工、劳务工和劳务派遣人员、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有固定雇主的受雇者、个体工商户以及自己是老板或合伙人等9类。将失业和务农的农民工合并为暂时性失业/务农组(此类农民工获取下一份非农工作或者再次从事非农工作的可能性极大,失业或者务农只是暂时的),将家庭帮工和企业帮工合并为家庭/企业帮工组,并利用所得样本数据描述农民工就业分化的现状。

1.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情况

从农民工的就业分化情况来看,受雇于他人且有固定雇主的农民工占比最高,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的占比最低。其中,受雇于他人的农民工总占比接近60%,自我雇佣的农民工总占比为25.06%,但处于暂时性失业/务农的农民工也有15.53%,这一比例的合理性值得关注。一般而言,农民工之所以会暂时失业、务农,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处于两份工作变换的间隔期,此时他们正寻找下一份非农工作或暂时帮助老家务农作为过渡;二是农民工处于返乡待业状态,特别是在当前农村扶持政策较好的背景下,农民工多愿意在离家乡较近的区域工作,或者自主创业,而在真正转入下一份工作之前,他们会处于待业状态或以务农作为缓冲。随着城乡社会的日趋一体化发展,农民工的返乡就业趋势也日益明显。多数研究表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返乡就业的农民工比例一般在25%~35%,如泰国农民工的返乡就业比例为26%,越南为31%,坦桑尼亚的Kagera地区为17%。谢勇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工返乡就业比例达到35.88%,这一结果同以往研究所得结论一致,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随着近年来中国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农民工暂时性失业、务农的比例可能大大提高,因此本文计算所得的暂时性失业/务农的农民工比例具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2.不同分化状态下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在暂时性失业/务农组的男性农民工占比为53.58%,分别比被雇佣(63.51%)、自我雇佣(62.53%)组低9.93%和8.95%,但暂时性失业/务农组的女性农民工占比均高于其他两组;暂时性失业/务农组中大于56岁的农民工占比最高,被雇佣组和自我雇佣组中均是36~45岁的农民工占比最高,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可能返乡或越容易出现待业状态;暂时性失业/务农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积极情绪以及普通话水平均普遍低于其他两类,意味着健康状况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交往不密切、情绪积极性较差或普通话水平较差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适应性较低;暂时性失业/务农的农民工多居住在农村,被雇佣、自我雇佣这两类农民工多居住在城镇。

3.不同特征分组农民工的就业分布比较

按照代际、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分组,比较不同特征分组农民工的就业分布情况(将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合并到无固定雇主的雇员类,将自己是老板或合伙人和个体工商户合并为自我雇佣类)。

80~90后农民工在有固定雇主类的分布比例最高;60~70后农民工在自我雇佣类的分布比例高于其他两个代际组;而60后以前的农民工多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类,说明年长者更倾向于返乡创业或从事个体工商户。图3比较了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的就业分布情况,从中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家庭/企业帮工、无固定雇主的比例普遍高于其他高学历组,而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佣的比例低于其他高学历组。低收入农民工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无固定雇主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布比例分别比高收入组大16.68%和3.83%;而高收入农民工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佣的比例高于低收入组。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分布在暂时性失业/务农、无固定雇主这两类的比例比城镇组分别高4.38%和9.29%,但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佣的比例均低于城镇组。

二、农民工就业分化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略)

三、农民工就业分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职业层的Multinomial Logistic估计结果分析

从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呈现出明显的人口学特征差异

相比于女性,男性农民工从事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其处于下层、中层、上层工作岗位的概率分别是女性的3.39倍(e1.220)、1.28倍(e0.246)和1.52倍(e0.419),这与中国农村家庭传统的“男为主,女为辅”的潜在经济承担分工意识有关。男性承担着较大的家庭经济责任,导致他们对高层级工作岗位的追求意愿更为强烈。从年龄分组变量的检验结果看,56岁以下的各年龄段农民工普遍具有非农就业需求,且年轻者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较之未婚者,已婚农民工处于底层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说明从事帮工类职业的多为已婚农民工。

2.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就业分化具有非常直观而显著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处于较低层级的估计结果显著;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的估计结果显著。具体而言,初中组处于底层、下层工作岗位的概率分别是对照组的1.90倍(e0.640)和1.68倍(e0.519);高中组和专科组从事上层工作岗位的概率分别是对照组的1.58倍(e0.458)和1.26倍(e0.229);高中组较之对照组从事中层工作岗位的概率提高了55%(e0.436-1);而专科组、专科以上组将这一概率分别提高到了66%(e0.508-1)和175%(e1.010-1)。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的不同造成农民工职业层的差异比较明显,是推动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因素。可能的解释:一是不同层级的职业类型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存在差异,处于底层的帮工类职业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太明显,相比之下,中上层职业类型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需求较高;二是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农民工的个人发展预期和就业信息搜寻能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可能更希望进入对未来发展更有利的工作岗位,且他们对劳动力市场信息掌握得更多、把握得更准确,进而能够提升他们与预期工作岗位成功匹配的几率。此外,健康状况变量在模型A1至A4中均显著,非农就业普遍对农民工的健康具有较大需求;社会交往、积极情绪和普通话水平在模型A2或模型A3中显著,说明社会交往越密切、积极情绪或普通话水平越好的农民工以被雇佣方式就业的概率越大。

3.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区域特征对农民工就业分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工进入上层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越大,这源于个体工商户或自主创业需要稳定的资本金支撑。居住区域特征方面,镇级地区变量(本市/县城的边缘地区、本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本市/县城区以外的镇)在模型A1或模型A4中显著,而本市/县城中心地区变量在模型A2至A4中均显著,说明居住在镇级地区的农民工从事无雇佣关系和自我雇佣类职业的可能性更大,而居住在市/县城中心地区的农民工越可能获得高层级工作岗位。

(二)农民工职业层的Ordinal Multinomial Logistic估计结果分析

为考察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影响因素是否会因代际、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分别按照代际、收入水平和居住区域分割样本进行计量检验分析。第一,以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代际划分标准(1980年出生为界)将样本分割为新一代和老一代;第二,鉴于目前学术界尚没有农民工收入高低的统一划分标准,且本文所用数据来自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因此参照《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公布的2012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290元作为样本分割依据;第三,居住区域按照农民工被调查时的实际居住地划分为农村和城镇。

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第一,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变量在模型B1~B6中均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检验,对农民工的职业层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已婚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更大,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分组和居住区域分组中,年龄变量与农民工职业层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关联关系,但在代际分组中,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并不是一直保持着相同性质的符号关系,说明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年龄的适当增长会增加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可能,但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农民工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反而会减小。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初期,随着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提升他们的职业层晋级能力,但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健康水平下降,且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而言,农民工不具备人力资本优势,其职业层的持续晋级受到约束,最终可能返乡就业甚至返农;另一方面即使部分农民工以自我雇佣的状态就业,但多是比较弱小的工商个体户,不稳定因素较多,且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

第二,按照代际分组,无论是新一代还是老一代,婚姻状况、社会交往、普通话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区域均对农民工职业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变量在模型B1和模型B2中均显著,但影响方向相反,说明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年长者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而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年轻者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变量在模型B2中均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1中不显著,说明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健康状况越好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但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而言,职业层不受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显著约束;积极情绪变量在模型B1中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2中不显著,说明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情绪越积极者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但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积极情绪因素对其职业层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按照收入水平分组,健康状况变量在模型B3中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4中不显著,说明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而言,健康状况越好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但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其职业层不受健康水平的显著约束;受教育程度变量在模型B3中不显著,但在模型B4中正向显著,说明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会显著提升其在高职业层就业的概率,但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概率越大;居住区域变量在模型B3中不显著,但在模型B4中正向显著,说明对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农民工,若居住在城镇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按照居住区域分组,性别变量在模型B5中不显著,但在模型B6中正向显著,说明对于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男性发生职业层晋级的可能性比女性更大;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变量均在模型B5中正向显著,但在模型B6中不显著,说明对于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好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晋级高职业层的可能性越大,但对于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其职业层的提升更可能是受健康水平和学历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四、农民工职业层晋级能力的提升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职业层的层面考察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工就业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将近60%的农民工从事着雇员类工作,25.06%的农民工以自我雇佣的形式就业,但依然有15.53%的农民工处于暂时性失业、务农状态。此外,处于不同就业状态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新一代、高学历、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事具有长期固定雇佣关系的工作。第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呈现出明显的人口学特征差异,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区域特征也会对农民工的就业分化产生影响。第三,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在不同代际、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居住区域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老一代、高收入和居住在城镇农民工的职业层晋级概率。

在经济转型增长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农民工就业管理及其职业层晋级能力的提升具有丰富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农民工(特别是暂时失业、返农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根据本文的分析,处于暂时性失业、返农状态的农民工占比达15.53%。构成这一比例的可能原因:一是经济增速转型导致了部分农民工返乡、返农待业;二是农民工处于工作变换的职业空白期。因此建议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一是抓紧建立农民工(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的登记、监测机制,为解决返乡待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供及时、合理的政策引导依据;二是提高农民工利用报刊、电视、职业中介和网络等渠道获取就业信息的可能性,进而缩短农民工工作变换的职业空白期。

第二,注重增加农民工的受教育机会。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具有非常直观而显著的作用,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建议相关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如扩大职业高中、成人教育的办学规模,增加函授、夜校等比较灵活的教学方式,开发相关高等院校的农民工继续教育功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受教育可能。

第三,加大对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帮扶。根据本文的分析,25.06%的农民工以自我雇佣的状态就业,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动农民工的职业层晋级,这构成了创业农民工的规模以及农民工自主创业的趋势。因此建议相关政策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如在工商注册、创业资金、基础设施设备、租金、税收等方面为创业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便利、扶持和优惠。

第四,进行适当差异化的政策引导,提高针对性和吸引力。具备不同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其职业层晋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引导职业层合理流动上,应当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内部异质性。如对于老一代、高收入和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注重引导其参加更多学历教育;但对于新一代、低收入和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则可以引导其参加职业培训和考取相关资格证书,且注重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其在工作岗位和城市融入中的积极情绪表现。

作者简介:欧阳博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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