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就近、就地”城镇化，为什么？如何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突出表现为异地城镇化现象严重——这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如果将跨地级市作为“就近”和“异地”的分界线，外出农民工中，“异地”流动的比例超过一半。
在异地城镇化模式下，农村人口城镇化面临巨大困境：地方政府户籍改革的动力不足，出现“半城镇化”现象，即人户分离；农民工社会保障省内统筹和全国统筹困难很大；农村大量集体建设用地闲置，这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短缺形成强烈的反差。
如今，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基于人口众多的国情，提出了“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模式。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是相对于跨地区的、远距离的异地城镇化而言的。就近城镇化，即农民到附近的城市居住和工作。就地城镇化，即农民在村庄完成城镇化，无需迁徙到其他地区。
需要强调的是，就近城镇化体现的不是“小城镇”概念，而是城市化所强调的“聚集”概念。如果一个地区聚集的人口规模小，聚集化效应就弱，因此，还是要求规模大一些，体现在就近城镇化上，即农村人口向附近地级市和县级市聚集。
因此，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对于我国城镇未来的合理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我国既要发挥核心大都市圈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人口过度集聚。
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相当一部分地级市和县级城镇的人口规模都普遍偏小，达不到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适宜规模，需要农村人口适度向这些城市迁移。
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是中国特有的城镇化模式，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就近、就地城镇化符合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回流”趋势开始逐渐显现。农民在选择定居城镇时，大部分希望到县城和县城以上的城市定居。另一方面，我国近年迅速发展的交通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使得居住和就业可以在一定交通距离范围内适度分离，扩大了城市的经济辐射半径，城乡之间更加一体化发展。对城市近郊的村庄而言，即使在城里上班，也可以居住在乡村。
然而，实现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并非如此简单，还需要政策引导。在土地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投入方面，需给予基层更多活力，让广大农民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选择适宜的城镇化路径。在市县层面，要继续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施机制，建立更多“宅基地换房”等城乡资产和权益转化的机制。
此外，我国要在农村积极探索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政府划定未来集中聚集区，并给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方面的补贴和支持。对于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小城镇和村庄，探索就地改造实现城镇化的模式和政策，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参与村庄改造和建设。当然，就地、就近城镇化也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例如，村委会管理村庄原有居民的土地财产和集体经济事务，居委会管理所有居民的与生活空间相关的公共事务。
目前，从我国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的地方探索来看，并非所有的农村都可以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产业支撑是基础，解决农民就业是关键。其中，地方精英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实现就近、就地城镇化的关键是要具备土地、资金、产业、技术、劳动力等条件。地方精英在村庄有较高的威望，能够为村庄高水平地聚合资源，比较好地沟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些资源，带领村民致富，并进一步改善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村民享受的社会福利。
当然，目前我国的就近、就地城镇化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但是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未来建设值得期待。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头条号 中国市长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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