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都变成了小有产者。其实按照西方阶级斗争的理论，小农应该被叫作小资产阶级。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由过去的小有产者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了以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社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占比较高，但仍处在社会结构的夹层位置。
过去农民分了地以后都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今天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住房私有化率高达 89%，接近 90%，远高于不到 60%的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农民几乎 100%拥有私人房产。同理，中国的农村土地也将近 90%是在农民手里，他们即使在企业打工也仍然是小有产者。
此外，城市还有大量没有达到中等收入的小资群体。
总之，中国城乡小有产者群体大约占总人口的 60%～ 70%，另外20%～ 30%是中产阶级。再上面有 5%～ 10%富裕群体，大富群体占 5%不到，构成金字塔的顶端。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 5个亿，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洲的两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没有底下的赤贫群体，所以就不会导致社会严重不稳。赤贫群体越大，社会不稳越严重。中国金字塔底座是小有产者，这个结构是稳定的。这个稳态结构，客观上要求人们理解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学会从过去对待小资的方法汲取经验来学会对付中资。
但是，今天中国的中资还不是西方公民社会意义的中资——最大的不同是不纳财产税。
迄今为止，中国间接税占 92%多，直接税占 7%还差一点，并且直接税中由个人直接去缴纳的占比极低。例如，我们大都属于中资，单位替我们扣税，自己几乎不去纳税。尽管有庞大的占人口 20%～ 30%的中资人群，但这个中资的政治诉求是要求不纳税的权益，因此，历史地看，这个中资还不是西方的公民社会，而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中国是有分散的中资利益诉求而非西方那种政治化的中产阶级群体，因此中国才有所谓政府协调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的中资利益的可能。
当把这些基本特点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杭州强调“我们”，这是争取为中产阶级提供能够满足其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表达方式，由此，可以形成政府和中产阶级诉求的有效结合。
这些政府治理的结构调整实践，大大超过了过去高校接受的阶级理论和市民理论。但只要把这两个理论放一放，来看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所形成的结构变化，就能够更多地增加一些对这个社会的了解。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什么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在跟从资本导向的城市化，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城市化意味着资本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少有人注意到每一份资本集中都对应着一份风险集中，而风险集中将导致城市危机的爆发。所以，城市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危机在城市爆发，而如果没条件对乡土社会转嫁，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硬着陆。
可见，中国最近十年强调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合理的，不能简单地推进城市化。因为没有办法学习西方向国外转嫁危机代价，中国人必须靠自己的能力走一条和谐社会的道路。
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说，西方高度现代化的模式，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能摸了，这个石头摸不着。因为在我们前面的主流是金融化，能走这条路吗？至少应该持怀疑态度。
最近中国十年的高增长，靠的是中国对内陆和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核心是看怎样解决产业过剩问题。西方是发动二次大战，我们是对内转移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也有说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
客观看这些年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做改出西方道路的努力，但政府如何在社会治理上根据东方理性形成中国特色的结构调整，还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研究领域。
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习惯强调“我们”，这个“我们”概念本身，一定有内在理性的支撑。这个内在理性的本源，主要是东方理性中的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村社理性，一个是农户理性。若这两个理性能被杭州在确立以“我们”作为改善政府治理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成功借鉴，用于我们今天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城市社会之中，那杭州政府的良治，就有可能变为现实。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告别百年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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