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65岁我对当代农史的一点补充
我最近一段时间出来很少。有几个原因吧。我也就不多解释了。前沿（的研究）不敢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又是长期坚持调查才能有说话权利的这么一种风格。最近没调查呢，就跟大家说说，当代农史这么一个前沿问题。蔡昉院长上来的时候说到，中国农民学者做三农问题研究，他提到了九四年前后，在农业政策领域中，因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提出《谁来养活中国》而形成的一些偏差。当然他作为领导干部没有讲得那么直白。他说我们重视了一方面问题。而对另外一方面，问题重视不够，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其实那是有明显的偏差。那我想从这个话题开始，正好引出来我要想大家报告的一个当代农史的前沿问题。三农问题是怎样提出的。莱斯特·布朗问题的提法，确实在中国农村政策界，当时已经是农业政策界。这个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以前，大家都知道，中央一号文件曾经在八十年代发挥过作用。那时候讲的叫做农村政策。农业领域中政策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在中央层次上讨论的问题。因为每年农业部会开一个厅局长会，对农业生产作出部署，那叫农业政策。那中央早在推行一号文件以后，很快，大概有个三五年左右的时间，会发现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很大程度上对原有的利益结构，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引起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的反弹。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我们当时在中央农村研究室工作的同志，就已经被政策领域中其他部门，直接批成叫：“你们就是农民党！”那意思呢我们代表农民利益说话，所反映的政策，对其他部门来说呢，恐怕冲击和影响都比较大。这个期间有很多谈判。但是到了1989年，随着中央农研室撤销，当然这个谈判力量就没了。从此，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改为叫农业政策。但是在改革过程当中在中央层面也有一些争论。今天在这就不介绍了。只是说这个改之后，把比较重要的农民权益问题，相对而言就放下了，把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农村的治理问题，也放下了。
我们要突出强调的，就是赶上了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谁来养活中国》，于是乎就把相对比较复杂的农业问题进一步简单化为“粮食问题”。当时主管经济负责人，在这些问题上是有明确指示的。具体说法我也不重复了。因此莱斯特·布朗问题引起农业政策重要调整的时候、这个调整关口，我当时是农业部的，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针砭、调查，证明农业政策中的相当多的问题，是宏观政策造成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对当时的农村发展，对农民负担加重，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个时候中国是有粮食问题，但不要把焦点集中在粮食问题。正如刚才蔡昉副院长讲的这个道理，正因为我们对莱斯特·布朗问题有过多的强调，而使得其他问题相对忽视了。而就在这个阶段上，恰恰又是因为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原来中央财政占比只有二十几，不到三十。地方财政占比73%。一个分税制改革之后，将财政和地方财政，一半一半。地方丢了23%。上哪去找呢？农村。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负担空前加重。加重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知道一般的来说，我们过去好歹相对稳定的是，什一税。九十年代中期，九四年以后农民负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不是我说的，后来当了国家税务局局长的许善达，他当年是税务局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做调查，农民负担，统算账36%。大大超过历史上农村稳定的什一税。于是农村严重不稳。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这时候还讲农业问题。恐怕就不是一般的视而不见了。从这开始说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是宏观部门的问题；接着开始讲农业是问题，但也不是农业的问题，涉及多个国民经济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接着就开始强调中国如果真要搞好农业政策首先应该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以农民权利为主，因为这个时候农民负担非常重。
当然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农口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说法，这些说法我也有一些耳闻。没有任何人当面跟我说。我提出所谓三农问题，在九十年代中期，而使得我们单位里边，个别农口的一些老同志，对这些提法呢，不能理解，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到现在为止还存在。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这些讨论，当时我的领导对我有很大的批评。批评就批评了。最后中央主管领导，认为我们这些提法，当时主要是我的提法，是属于不能和中央保持一致。所以我犯错误犯得比较早。因此呢，后来又当了领导人，但是当时还不是主要领导的那位同志，直接出面处理我的问题。我就离职了。正好就是我在这个阶段上，认识到我要出问题，于是就到中国农业大学于家宝教授门下去读了一个在职学位。我就想呢，我恐怕得转型了。我在政策领域中因为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得转出来呢，做学术研究。那正好不让我干了，我就有几年时间。
（不过）三农问题是这样就提出来了？不对，肯定提不出来。在我们微信群里，唐院长说，这不是我们几个搞农研的人能决定的。不错。我们只是提出问题。真正能让它变成国家战略的，绝对不是几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为什么说要为农史补充一点资料。就是尽管我们提出来，也为此承担一些责任，但是它并不因此就为中央接受。什么情况下被接受？当然第一，要我说呢，“农民用脚投票”。如果早期，我们提出农村改革的时候，给中央的报告，再这样下去农民起来打扁担的日子为期不远了。那就是说，湖南农民运动这种事情要发生的。那当然，这对当时的决策来说也是借口。具体的我们也不讲了。那这个时候，是农民真的起来打扁担。九十年代中后期，摁下葫芦起来瓢，到处发生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规模之大，烈度之强，前所未有。因此农民用脚投票，是最基础的。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反映点意见，政策就可以调整的。
那第二个因素，也很重要。也不是我，是汪道涵老先生。各位，汪道涵老先生去世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汪老不仅台海两岸关系上做了贡献，而且在党的建设，特别是三农问题上，有重要贡献。大家很少能理解。是因为老先生当年看我的东西，把我找去上海跟他谈。一来二去，谈成了忘年交，最后呢认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必须重视三农问题，所以是老先生，汪道涵老先生，直接向江泽民建议，要求中央召开三农问题委员会，并且是汪老直接推荐我，不经过任何单位的部门体系，直接由中央，由江办点名，让我向江泽民汇报，三农问题是怎么回事儿。
2001年12月25日，圣诞节，中央开了两天三农问题座谈会。我是那个座谈会上最small potato的人，没有任何位置可言。我心里想：“这是一锤子买卖。这辈子面圣只有一回”。所以我就 谢谢你们的掌声，鼓励我犯错误。好在我65了，我们这插队的一代，钟老师和我属于插队的一代。我们这一代最大的特点：责任感强。到六十五该说的话，今天的话到六十五都说的。70岁之后，可能还有另外的话要说。因为有这样一次座谈会，也因为有汪老的推荐，所以我所汇报的最直白的那些话，被江泽民要求说慢一点，他要一句句记。最后把所有的材料留下，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他认为这是重大的问题，要中央政治局讨论作为国家的战略。之后又安排他的助手，找了我两次。把我们的材料材料报上去，当然报上去之后，再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上面已经写了“绝密”。所以，我就不敢再说我们报的什么材料。后来的很多说法是我们当年报的材料里头提到的。
三农问题就这样，2001年正式列入政治局讨论；2002年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来的。以前我还在职的时候，不好这么讲。现在我退了，可以把历史事实告诉大家。它就这么来的，因此不是哪个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跟个人无关。如果不是农民脚投票，如果不是有党内老同志对严重问题的敏感性，就不会有中国自外于全球化的提法。什么叫三农问题？说不清楚，怎么解释，怎么翻译成英文？我跟很多人都研究，怎么三农问题让外国人理解。只能直译成“sannongwenti“？我们很多英文好的人讨论，大家还提出来怎么翻译。后来翻译半天，大家讨论出来一个说法叫“Three dimensional agri-issues”，三维的，农业问题。当然也不是好翻译。但是总之拿三农问题跟老外交流，是非常难的，因此它变成了一个中国特色。这是今天我想汇报的第一个问题：当代农史的资料的补充。
(这是8月21日温铁军教授在2016“中国农历经济管理学术年会”作学术前沿环节的发言。此为录音文字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个人学习参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我是小农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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