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以消除贫困为目标：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对非洲的启示
中国农村减贫取得巨大成就。30多年来，中国先后采用过3个农村贫困标准。按1978年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000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6%。按2008年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2.8%。按2010年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567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7017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从17.2%下降到7.2%。1978年标准和2008年标准低于当时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但中国2010年贫困标准已略高于世界银行按2005年购买力评价计算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标准或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人每天1.9美元标准。
他认为，中国农村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减贫成就，与益贫性很强的经济增长有很大关系，也与益贫性很强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密不可分。所谓益贫性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大多数人群。1979-2014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6%,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6%。这主要归功于30多年来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无论是早期的乡镇企业发展，还是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部门的快速发展，都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全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1978年为70.5%，2014年下降到29.5%。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增加，为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帮助大量农户走出贫困。
所谓益贫性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就是能够惠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主要包括：1.让全体农民拥有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政策。从1978年到1984年，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2.5亿个农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均0.5公顷，取代原先的400多万个生产队。2.改善农业部门贸易条件的价格政策。中国曾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1978年以后，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虽然后来实行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但2004年以后又对主要农产品实行托市性收购政策。总体而言，农业与非农产业部门间的贸易条件朝着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变化。从1978年至2014年，全国农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均提高6.4%，跑赢了农业生产资料年均5.4%的速度，也跑赢了CPI年均5.1%的速度。3.按承包面积分配的普惠性减税和农业补贴政策。2600年来，中国一直对农业征税，以此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从2000年开始实行农业减税政策，2005年彻底取消按土地面积计征的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2006年全国农民减轻负担1335亿元。从2004年开始，实行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按土地面积发放到户，补贴力度逐年加大，2014年达到1674亿元。4.促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政策。国家对农田灌溉、农村饮水、乡村道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资金。中国耕地中可以灌溉的面积已占52%，提高了农业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中国基本实现所有乡镇和东中部地区建制村通硬化路，西部地区建制村通硬化路比例约80%，增强了农村与外部市场的联通性。5.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政策。把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2003年起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开始实行农村小学和初中9年免费教育，2007年起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起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加之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占比明显提高，2003年为3.7%，2014年达到18%。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积累。
他强调，各国国情不同，制定农业农村政策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但相互学习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非洲国家制定农业政策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中国益贫性农业农村政策，能给非洲国家哪些借鉴和启发？第一，把发展农业放在优先位置。追求国家现代化，不能忽视农业。农业的益贫性最强，只有促进农业发展，才能较好地缓解贫困，才能促进工业化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第二，调动生产者积极性。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引导农民使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生产要素。第三，公共政策向农业农村倾斜。制定国家发展的宏观政策时，要主动向农业农村倾斜；制定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时，要积极向综合部门争取。第四，逐步实现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30多年的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从生产到流通、从普通产品到粮食，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避免了激进改革可能带来的混乱。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最终有利于减贫。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研究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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