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艾诚）：今年温老65岁了，为三农问题付出了很多年华。您觉得现在在中国乡村建设问题100多年，正在中国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您的评价如何？
温铁军：恐怕要先给大家讲一点常识。刚才李昌平讲了东亚社会，从日本讲到越南，我们得说亚洲。亚洲相对西方而言，原住民大陆，没有被西方殖民化过。原住民人口就没有大规模减少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殖民化大陆，比如美洲、南北美洲、澳洲都是典型的殖民化大陆，在那儿你可以讲农场、种植园。你把在西方形成的农场主这个概念搬到中国说中国农场主，这个就错了。什么叫主体？刚才李昌平特别强调了，这9亿分散的农民，2.4亿户，住在300万个自然村里面，是5000年华夏文明传承不中断的载体，你不把眼光集中在他们身上，照搬殖民化大陆大农场经验、理念和政策，以为我们也可以在亚洲原住民大陆上搞殖民化的，这个政策思路一错就是上百年。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继承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他们在清末的时候就认识到照搬不了西方的经验、制度，因为我们生存在原住民人口不断增加的大陆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现在讲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我还得提醒各位注意另外一个常识。第一个常识，在殖民化大陆国家有农场主。在我们这儿农民不是农场主。第二，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国农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如果大家讲主体性，我们先给中国农民定位他是什么？他们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或者小资群体。刚才仇保兴部长讲的社会资本，指农民分散在不同的村社中，因村社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源。这些是重要基础。如果把这些破坏掉，照搬一套制度来，或者在城市里有效，你照搬了城市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破坏了乡村的传统文化。无论是李昌平也好、廖晓义也好，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立足于农村中的社会资源。李昌平主要立足于老人资源。廖晓义做的事主要立足于妇女资源。这两种社会资源形成什么呢？形成组织。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这些分散的小有产者的主体性。不组织、完全分散，是不可能有主体性。我当年的老领导也是我的博士导师，钟老一生一个最大的心愿没有完成，当年就告诫我们这些人，说你们最后的努力应该落实在中国农惠的建设上，到现在为止，其实农民最大的需要就是组织起来，形成有自己这个主体性的代表。
所以总结他们几位的经验，无外乎他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利用农村中几千年传承的社会资源形成了社会组织。至于是内置金融也好，还是乐活家园也好，只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帮助他们农民形成组织的内在东西。这些东西没有矛盾，这些完全可以融合。无论是廖晓义现在这种社会文化方式，嫁接上内置金融就有了经验。同理李昌平作为以老年为基础的内置金融嫁接乐活社会文化，就增加了很多活动，这些经验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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