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乡村治理的道术势

[ 作者:张英洪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1-28  录入:王惠敏 ]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乡村治理还反映了国家治理的状况和水平。乡村治理既包括乡村的自我治理,也包含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两个层面。乡村治理是个大课题。有的治理在于控制人,限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们的治理应当是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就乡村治理说乡村治理,必须把乡村治理放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框架中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去认识和理解,既要跳出乡村看乡村,也要跳出乡村治理看乡村治理。如果仅仅满足于从技术性角度推进乡村治理,极可能导致乡村治理扭曲和乡村治理失效。我们既要关心乡村治理的“术”,更要关注乡村治理的“道”与“势”。道是方向根本,术是方法技术,势是形势环境。

   一、乡村治理所处的三重体制结构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以皇权统治、宗法社会、小农经济、儒家文化、乡绅自治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秩序。1949年革命以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秩序被彻底颠覆。经过30年的共产革命和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乡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现在讲乡村治理,必须认清其所处的三重基本的体制结构,这三重基本的体制结构,从根本上左右和影响乡村治理的水平与成效。

   一是集体所有制。1950年代,中国所有的乡村,无一例外地建立了以土地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质上是一种财产归社区公有且由国家控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其基本特征是产权的政治性、集体性、社区性、封闭性。这是乡村治理的一个产权基础。使集体所有制适应市场化、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是新时代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是城乡二元体制。1950年代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将整个中国划分为农村与城镇两种体制领域,实行城乡分治,城乡居民的身份、公共服务等完全不同,其最大的特征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以及对公民自由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这是乡村治理的体制基础。加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要求。

   三是党领导体制。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建立的党领导体制,是我国历史上继国民党统治后所构建的新型国家结构和政治体制安排。在党领导体制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领导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可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党领导体制的最大难点是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乏力。这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领导体制,加快民主法治建设步伐,必将为乡村治理奠定善治的基础。

   二、乡村治理面临的三股力量挑战

   对乡村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有三股力量对乡村治理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一是上级权力的任性化。政府(广义)权力的任性,仍然是我们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最大难题。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对村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强力干预,是乡村实现善治的最大挑战。可以说,乡村的自然秩序与宁静生活,往往是被上级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打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