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2018中国（花园）乡村治理高峰会议”在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举办，就如何完善乡村治理相关话题展开理论研讨与经验交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发言中表示，要充分认识乡村治理面临的三大新变化。一是治理主体的变化，也就是人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现在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村。一种是人口净流出村，这样的村是一种精英外移的村，就是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外出打工。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类似花园村这种人口爆炸村，经济发达，外来人口多，本地人口少。这两种类型的村都面临人的结构变化，人的结构变化就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二是治理事务的变化。以前如何治理乡村事务呢？有个戏称是“要钱要粮要命”，那个时候村庄治理把这三件事抓好就行了。现在治理的课题是什么呢？是土地流转、村庄环境整治、农业补贴、集体经济的管理等等，村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过去五保户是村集体的福利事业，现在五保户包括低保都变成了政府保障的一个部分；以前医疗是农民自己的事情，现在叫“新农合”，虽然还保留了合作两个字，但是主要靠政府报销且统筹也已超过了自治范围，是以县为单位，不是以村为单位了。第三个变化，就是治理制度也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靠村党委组织、村民委员会。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来要培育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包括村民理事会等等，这表明我们的治理制度本身在发生变化。
叶兴庆说，这三个变化带来的问题就是乡村治理面临一些困境，有“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说法。乡村治理面临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靠自治、德治、法治三大机制。同时，要充分认知自治、德治、法治这三大机制的动态变化，这三大机制的边界也是在动态调整的，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事情现在适合用自治的方法来解决，未来它有可能更适合用法治的机制来解决。现在法律有要求用法治解决的事情，就不能用自治来解决。比如在农民权益的维护，生态环境的治理，市场运行的规范这些问题上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使用法治的手段。但是所有问题都靠法治的话成本又太高，比如花园村31项村民福利事项，主要还是通过自治的方式来完成。自治、法治、德治本身的方式和载体，是在不停的动态变化中的。
叶兴庆还专门论述了集体经济组织怎么治理的问题。由于人的双向流动，农村社会不是一个静态或者稳态社会，它是动态变化中的，在这个过程中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是严重倒挂的，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国家层面解决的基本思路，就是改革。改革的思路就是设置股权、治理结构，以股份合作制的思路来化解我们在集体资产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现在改革方向是混合所有制，但是这样的思路也有问题，它没有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集体产权制度的封闭性问题。集体收益分配权可以变为六权，占有、收益、流转退出、抵押、担保、继承。中央明确了红线，流转退出、抵押担保继承不能超出既有的边界。第二个问题，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政府职能和自治职能，在多数地方是三合一的。集体组织是一个市场法人，但同时它又承担大量的政府职能，比如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然还有社区自治的功能。发达村经政社三分开的问题，就是把现在承担的一部分职能交给政府，把另一些职能交给自治组织。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第一农经内参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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