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社会学 村落价值 柔性扶贫
农村在“加速消亡”吗？
当前，所谓“村改社”“拆村并居”“大村庄化”“农民被上楼”等等词汇，它们所描述的以及所反映的现象是一些地区的农村正在被加速消亡。而围绕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折射出的恰恰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困惑。人们之所以感到困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农村的价值没有很好地去认识和理解。
农业生产是在土地上进行的，土地不能移动，其价值与光、热、水、气等其它自然要素相结合的形式相关，因此土地生产力在空间范围内和时间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变化和差异。此外，农业生产过程是动植物繁衍及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相互转换的自然再生过程，受自然灾害影响非常大，气象灾害、病害和虫害等等是农业遭受的主要风险。
农业的特点要求农民不能远离土地居住，而要尽可能地近地而居。让农民远离农田居住在城镇，开着自家车去种地，只是一种想象。只要农业生产特点不变，村落的存在就是必然的。美国政治与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对20世纪70年代坦桑尼亚政府推行的新村庄搬迁运动的后果进行了描述，“强制的村庄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以至政府根本不可能立即实施全方位的公共农业。从1973年到1975年，国家必须进口大量粮食……大约60%的新村庄都位于半干旱地区，不适合长期耕种，农民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可以生长作物的地块。搬迁的混乱和适应新生态环境的缓慢都是对生产过程的进一步破坏”。
农村的生态价值
人们的农业生产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耕地就是人们在合理改变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获得的财富。对土地而言，最了解它的特性的不是技术专家，而是在日出日落之中守护在它身边的农民。对农民而言，土地是一个可被感知的生命体。农民之所以保护土地，重要的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依靠。
土地需要经常培育，否则其肥力会因各种自然作用或人类的使用而降低。生物多样性理论认为，农业生产的各种场所——田地、森林、草场、湖泊、渔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这些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紧密联系。农业实际上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过程，农民长期在土地上耕作种植、培育物种的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培育多样性生命的过程。如果没有村落，农业的安全就难以保障，许多生物赖以生存的场所也就不复存在，生物链条也将断裂。村落的生态系统对生物而言，具有生命支撑的价值。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认为农村是身处在文化与自然的极端之间的缓冲地带，让我们能从另一种角度看待人类对自然的管理与控制，农民作为农业劳动者，他们以“园丁”的姿态而并非“统治者”的姿态，顺从自然、照顾自然。他们不会粗暴的对待自然，当生态遭到破坏时，以村落为单位的农民对自然环境的修复做了很多贡献。在沙漠地区，村落是一道防风固沙的屏障。陕北黄土丘陵区的农民通过植树造林、坡改梯、沟道治理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减少了地表径流，提高了土壤涵养水分的能力，从而起到了保土、保水、保肥的作用。村落的存在对生态环境修复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村落的文化价值
信仰文化是众多文化维系力中尤为重要的、最能体现村落文化特色的一种文化，它使村落中的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具有一系列共享的意义。在人们的信仰观念中，农业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物质生产，也是人与神灵和谐共处的产物，因此形成的祭祀活动与生产环节紧密相依。
以尊老爱幼为核心内容的家庭伦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村落对社会危机具有调节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社会，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人们对就业、产业及社会服务等的依赖越来越强，相互间关系越来越缺乏弹性，当社会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危机。相比之下，农村社会是更加富有弹性的社会。一来农业生产活动具有一定弹性，其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性使一年四季的生产活动有张有弛；二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具有一定弹性，农业劳动力投入多少在一定范围内并不影响产出，同时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了农民可以“兼业”；三是农民生活具有较大弹性，如自给自足的消费传统以及去货币化的消费习惯使农民较少地依赖市场。
任何文化的产生、流传及发展少不了将其蕴含于自身的载体，而容纳村落文化的实体就是村落。不论村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何种变化，我们的任务都不是促进村落的消亡，而是不断去发现村落的价值。
乡村价值为本的“柔性扶贫”
柔性扶贫认为乡村是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有自身的价值和发展规律，通过制度创新、要素重新组合可以使乡村价值得以放大。外来要素只有融入乡村体系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柔性扶贫”的提出是基于“刚性扶贫”的事实。以往，扶贫理念大都是以资源短缺与不足为贫困的原因，而扶贫实践则是以获取外部资源为特征。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强大的争取外部资源的动力，外部资源的设置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反贫困实践。为了争取到宝贵的扶贫资源，就只能采取削足适履的措施，使自己的扶贫项目与上级制定的项目相符合，而不顾其是否符合当地实际需要。这是刚性扶贫的最为突出的表现。
在中央提出“精准扶贫”后，这种倾向就越发明显。一些地方面对巨大的外部资源，特别是易地搬迁资金的诱惑，不顾客观实际地开展把“易地”搬迁变成了“异地”搬迁，甚至为了获取项目而搬迁，为了搬迁而搬迁。村庄搬家了，贫困依旧，甚至连原本存在的生计也损失了，只能靠低保生活。一些地方错误理解了“精准”的含义，把“精准扶贫”演变成了“精准救济”，导致一些地方争当贫困户现象的出现。
柔性扶贫理念把乡村作为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机整体，它有特定的资源利用方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传统和习惯。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形成了村落有机整体和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柔性扶贫主张沿着乡村固有价值系统安排扶贫项目，使外来项目融入村落体系，促进原有乡村结构体系的更新升级，而不是在原有体系旁边孤立地竖起一个与乡村无关的项目，更不能想当然地重新制造出一个新的乡村结构，因为那是十分困难的。
“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柔性扶贫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产业与文化设施、民居等硬件建设，还强调与硬件建设相配套的柔性项目，如社区对资源的配置及管理能力，社区内部对公平性的认知与行动，村民文化、法制、道德与社会责任素质的提高，民俗与乡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村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等等。
柔性扶贫不是通过外部资源供给方的强硬干预，不是外来人以救世主姿态的指手画脚，也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式地给予或救济；而是通过“乡村互助、团结发展”的手法，激发社区内在活力及向心力，如成立社区合作社、创新各类社区股份制度、形成村落互助制度和互助风尚等。柔性扶贫主张采用陪伴成长的方式与社区共同面对贫困，以支持与尊重的方式，满足贫困村民的不同需求，在脱贫的过程中相携成长。
柔性扶贫不是疾风暴雨式的运动，不是竞相宣布脱贫的数字游戏，它相信脱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综合考虑到村庄文化、精神、生计、治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致力于村庄的整体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全面改善，且这种变化和进步应是可持续的。因此，柔性理念的精准扶贫是个不断反馈和反复校正的过程，而不是锁定目标、路径不变化的机械行为。
从柔性扶贫出发的乡村扶贫策略
第一，价值放大。如果我们把乡村的自然资源、社会与生活资源和乡村社区形成的产品分别作为三角形的三条边，可以构成一个“财富三角形”。增加乡村财富，也就是使传统的低水平的小财富三角形变成新的大财富三角形，可以通过三类资源的延伸、丰富和融合来实现。与传统扶贫思维定势不同，放大乡村价值不是把外部资源作为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直接方式，而是把乡村已有资源作为发展基础，把过去人们视而不见的或者认为没有价值的乡村资源赋予其价值含义。这些资源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有些是物化的，有些则是文化的。把这些零散的、不为人所认识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乡村可从中获“利”的产品，形成村落价值基础上的产业融合。
第二，制度创新。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减贫脱贫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离不开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互动。这种交往互动有利于贫困农村在公共设施维护、困难群体照顾及抵御自然灾害等事件上的有效面对。精准扶贫不能仅靠外来人一对一的扶持，更不能靠“公司加农户”的所谓产业带动，而是要创造村民互助的氛围和机制，要格外地注意作为熟人社会的村庄共同体建设。只有建立在村落共同体基础上的真正农民合作才能够把扶贫政策惠及贫困农户。
第三，要素引进。当一个系统运转缺乏能量或活力时，引进新的要素可以为原来的系统诸如新的活力和生机。要素的引进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素引进与乡村价值体系相融合，避免项目孤岛；二是既要引进物质要素，也要注意文化要素的引进；三是智力资源的引进与培养，特别要处理好农民主体与外来人的关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文化人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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