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魏后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政府积极性不高
当前，中国农业遇到了比如农业成本高企、竞争力低下；难以大规模经营；收储导致的粮价市场扭曲；城乡建设用地没有统一的市场；农地抛荒等等很多问题，为此，2017年中央1号文件就锁定在农业供给侧改革。
这些问题原因何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凤凰财经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博士。
凤凰财经：中国农村转型有几个挑战，其中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中国农业成本特别高，现在很多主粮价格都比国外的高。你觉得中国农业成本为什么这么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魏后凯：中国农业的成本最近一些年上涨很快，尤其是2005到2013年上涨的速度很快，都是两位数的增长。2013年以后增长速度已经降下来了，但是还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我们做了一个测算，成本上涨这么快主要是生产成本上涨的比较快造成的，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农耕成本跟土地成本。
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工资上涨都很快，各行各业都上涨的比较快，农村也在上涨。现在好多农村请工耕作一天都超过一百块了，也有一些比较低，七八十块钱的也有，那一般都是妇女、年龄比较偏大一些的。但劳动成本的上涨，不能说就一定不好。它是一把双刃剑，耕种成本的上涨一方面是有利于促进农民的增收，因为农民收入增加很多是靠耕种性收入的。耕种性收入入包括两块，一块是到外面帮人耕作打工，一块是农业本身的。但同时，上涨比较快的话，农业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益就受到影响。经济效益低，外面的资本就不愿意进来。
我们测算过土地成本尤其是土地流转的资金，2005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上涨17%点多，上涨的很快，但土地流转的资金占总成本上涨的份额比较小。全国的调查数据，每亩土地租金有些是八百斤的小麦，有些八到一千斤稻米，有些按现金结算就是八百到一千多块钱。每隔两三年还上涨一次。
土地成本上涨跟耕种成本上涨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土地上涨的快，农民通过出让土地，他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了。但同时，增加了规模经营的成本。
再一个，农药、化肥、其他生产资料的物价也在上涨。
刚刚讲了成本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农业缺乏竞争力，农业经济效益不好，跟我们的土地经营都是一家一户，土地比较分散，小规模经营有关。小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效率上不来，会影响经济效益。所以中国农业缺乏效益，竞争力不强，我们现在好多农产品价格都超过了美国。
凤凰财经：报道说美国粮食到岸价格都比中国粮价低。
魏后凯：要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应该是多方面的。很多人认为，农业本身在所有的国家就是一个劣势产业，当然这个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实际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有国家对农业都是有保护的。要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一方面对农业的保护要进一步加强，但在WTO框架下，我们过去那种针对农户尤其是针对产量的传统横向政策已经到了头了，因为它有限制的。所以未来对农业的保护更多的在WTO框架下，比如说怎么来增进农民的增收，怎么促进农业的绿色生态这些东西给予支持。从这个角度，补贴资金政策本身也在进行转化。保护政策要进一步的加强、完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降成本。所以最近农业部的政策就说，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降本增效提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质量。“降本增效提质”也是一种多方面的路径，多管齐下来提高or降低，不是一个单一方面的。
凤凰财经：以前中国每年财政都会拨很多钱以高于市场价格收储，但中央决定要开始提高市场化价格的比重。
魏后凯：这整个前提条件是怎么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有13亿多人口，中国人的饭碗必须要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的需求量大，只要进口一点点，国际市场就会产生很大的波动。所以粮食安全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一定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储备。在新的形势下，到底要储备哪些品种？储备规模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需要研究，提高它的科学性。
另外，储备也不能说都是国家来储备。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的储备主体。在国家粮食储备起到主体保障作用之外，要发挥民间的作用，可以储备企业、老百姓，农户的手里，储粮于民，存粮于民。
凤凰财经：那会不会造成市场扭曲？有报道说，有收储的粮库甚至用国外这些走私的粮食收到国家粮库里赚差价，因为国外粮食很便宜。
魏后凯：这个我们也看过。我觉得这个是监管的问题。为什么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监管不严，没有很好地进行监管。只要加强监管，应该是可以控制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企业钻了空子把差价、补贴拿走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主要是加强监管。
当然，还是要形成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机制。既然要搞市场，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机制。
凤凰财经：最近农村土地进行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确权快进入尾声，其中土地流转会扩大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目前你们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遇到的一些主要障碍是什么？
魏后凯：应该说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近这些年来，农村土地平均经营规模虽然提高幅度不是太大，但还是在不断提高。土地流转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去年平均有35.1%，沿海地区的土地流转比例都超过50%，也就是说有一些沿海地区50%以上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
但这些年流转的速度在下降。流转速度下降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因为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再往前走总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样每年提高4个百分点。土地流转本身有一个合理的区间比例，不是越高越好。我觉得越往后走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凤凰财经：很多人提到“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我们看到，一方面农村现在很多地都抛荒了，而另一方面城市供地很紧张，房价上涨的一大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供地少。在新形势下，农村跟城市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协调？
魏后凯：农村抛荒的问题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一种情况是，过去耕作的有些地可能土地质量不是太好，就是需要退耕还林，退耕休养生息的；有些可能是要保护生态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抛荒、休养生息、搞生态建设是合理的，也符合国家的政策。
还有一种，是因为农业经济效益不好大家不愿意种地，可能就把这些地荒下来常年不种了。这种要引起高度重视。
对抛荒，可能有一些可能是合理的，有一些是不合理的。需要区别对待。
凤凰财经：农村很大一部分地都给撂荒了，耕种效益也很差，但土地真正有价值的城市却很缺地。
魏后凯：这个也要区分情况看。因为城市的用地是建设用地，农村有建设用地有农业用地。土地有用途管制的，农业用地不能随便就转变用途了，没有国家批准是不允许的，国外也是这样。要是都随便就转变用途了，那不就乱套了？谁来保障农业生产？谁来保障粮食安全呢？我们一定要搞好土地用途的管制。不这么搞的话，可能谁都不愿意来搞农业，谁都不愿意保护耕地了。
还有就是城乡建设用地这一块要尽快打通，建设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当然这个难度也比较大，现在中央已经明确，允许农村的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但不包括非经营性的，非经营性的主要是宅基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就是原来的乡镇企业、工厂的土地，可以同权同价入市。
但是这个政策目前推进的比较慢。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因为地方政府城市经营建设60%以上的资金是来源于土地的出让收入。地方政府都希望把农用地低价征收过来，然后转变为国有用地，再高价卖出去挣差价来推进城市建设。要是农民直接能够进入到城市建设用地，那这个差价政府就收不到了，所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是太高。我觉得中央这个政策是对的，下一步要继续打通城乡之间的壁垒，首先是经营性建设用地，再往后是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只是一个城市的市场，它是一个不完全的、扭曲的的市场，因为农村的没包括进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打一个括号不包括农村。市场肯定是要城乡统一的，不能把农村单独出去。
凤凰财经：主要是政府在中间赚了差价，本来那些财富可以转移给农民或者村集体的。
魏后凯：这也是很复杂的，包括转移的定义、怎么分配。主体肯定是要给农民，但是完全给农民吗？也未必。集体是不是可以拿一点？怎么来分配？政府要不要参与？我觉得这个需要研究。城市郊区的土地升值那么快，马克思主义称之为一种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就是因为位置，而跟劳动投入一点关系没有。一定要归农民的话，那北京郊区一夜之间就冒出成千上万的千万、亿万富翁了。而贵州的那些土地反而一文不值。
凤凰财经：有一些专家通过卫星数据研究认为，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和国际大都市像东京、纽约比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北上广可以有更多人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魏后凯：这种观点就不对。首先，从单个城市规模来说，大规模的城市都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发达国家就没有多少。美国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就没有几个，欧洲更小了，能数得过来。中国超过一百万的城市有多少个？你一比较就知道。
说日本三大都市圈GDP占全国的百分比有多少，而中国三大都市圈占的比重没有那么高，然后说增长不够。这种命题就不成立，是一种不科学的伪命题。日本能跟中国比吗？日本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拿日本三大都市圈跟湖北省的三个都市圈来比，那我们比它高多了。武汉、成都占的比重比他高多了，他怎么能跟中国比呢？在京津冀范围内，北京、天津这两个占的比重有多高。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这些核心区占的比重有多大，我们比它高多了。
过去很多学者写文章说，城市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这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型算出来的，这从理论上来讲有很多也是错误的。为什么？它测算这种理论的数据、方法有问题。它怎么测算呢？只拿单位面积的产出指标来测算。北京、天津的单位面积的产出GDP是最高，但是它没有把比如说空气污染、交通拥挤、南北水调的成本算进去。怎么能那么算呢？南水北调把水从长江流域调到京津冀来，每方水的成本都是八块钱以上，但是调水的成本没有反映在北京的用水价格里面。它是靠全国人民来分摊的。
有些学者说，上海的规模还不够大，应该是三四千万人口。它这个方法本来就有问题。还有学家说中国城市最佳规模是2700万，2700万的话，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达到最佳规模，那怎么可能呢？
看中央、北京的政策，中央就不认可这种观点。为什么要搞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什么首都功能要进行疏散？
所以我们觉得，大中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城市应该是一个等级体系，既有大城市又有中小城市。这才是一个规律。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凤凰财经 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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