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羡菊：非常荣幸受邀作为参与“隆平论坛”的新闻界代表，对国内一流“三农”学者的报告点评。今天下午的专家报告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激情洋溢，精彩纷呈”。高质量的报告主要得益于，这些专家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作学术研究，这些成果是实实在在开展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长远的建议和近期的对策。
杜志雄研究员作了农业发展新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的报告，他在思考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农业的新变化对我们的粮食安全战略有什么要求？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研究怎么对接新趋势，使得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我跟大家转述一个故事，国家旅游局一位曾任局长前几年到湖南省长沙县来调研乡村旅游，到了一个农家乐，他就问农民，你们每天能够收入多少钱？农民开始没讲清楚，后来他一急之下打了一个比方，“城里来了一桌客，等于养了一头猪”。意思是说城里来了十个游客，在农家乐吃住一天，他赚的利润与养一头猪差不多。现场的人一听，全明白了。这是个玩笑式的比喻。当今世界，产业呈现加速融合的势头，并正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农家乐就融合了农业、旅游、服务等多个产业，是农业对接其他产业的现实证明。农业是基础性的产业，一二三产业都离不开它，如果与其他产业对接融合好了，还有很多的产业链可以延长，为我们的农民提供更多的收入，为农村注入更多的力量。
周清明教授阐述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瓶颈与对策》，他提出当前正面临农业专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三农”问题，让人忧心，再一次触动了我们的乡愁。不过辩证来看，作为一个从事三农报道多年的记者，我认为这未尝不蕴藏着积极的因素。恰恰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把农民全部留在田园，留在耕地上，而是留守在家乡务农的三分之一的农民当宝，研究怎么扶持他们，从而形成一支更加专业、稳定的“中国粮农”队伍。国家扶培植科技人才有千人计划，湖南省培养专家有芙蓉计划，我们可不可以对粮农提出个“亿人计划”？周教授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对学农的大学生免收学费等等一些具体措施，是确实可行的。当然也要看到，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人多地少的国家，专业从事粮农的本来就是很小的一部分，既务农又务工的兼业农民是一种普遍的分工形态，中国的国情，也同样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兼业农民是会大量存在的。
柏连阳教授给我们带来了湖南省最新的稻田及稻米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与研究进展的信息，给我们传递的印象是，镉污染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可控的，是有技术可以治疗的，要害问题是找到一种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方法。据说我们国家认定镉超标的标准，比欧盟高很多倍，没有与“国际接轨”；这样的高标准“越轨”对警醒环境污染问题，保护民众的健康无疑是有益的。近年来，从湖南衡阳的黄金大米事件，到广州市职能部门通报湖南稻米镉含量超标事件，我们都密集参与了报道，深感镉超标的原因可谓多方形成，由来积久弥厚，影响巨大。
郭晓鸣研究员报告了“家庭农场的主要发现、基本判断和发展对策”，依据135户农户调查结果。他的研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对100多户家庭农场主当中，有25.9%的人并不是传统的农民，而是有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经历。刚才刘茂松教授谈到工业化时代怎么看待三农问题、粮食问题，提出了思考的背景框架，
实际上在我看来，还有一个不应该忽视的背景就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一头睡狮，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力。据有关部门统计，当前一个农民收入约是城里的三分之一，一个居民的消费能力又是农民的很多倍。不少壁垒如今还横亘在城乡之中阻碍了资源的流动，只要在制约“三农”发展的领域勇于突破，大胆改革，能够把城市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本引入到农村当中去，那么不管是农产品的开发、消费，还是农村机会的增加、农村面貌的改变，都会带来一个飞跃。
曾福生教授向我们报告了如何建立促进粮食安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思考的非常具体。尤其是分清地方政府粮食产、销责任的命题，值得从国家到地方政府认真研究。曾教授提出来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必须承担相应的粮食安全责任，对粮食产业区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我跑“三农”时也强烈感受到粮食产区的失落之情，这些地方的人士认为大片耕地用来种低效益的粮食，而不是改作工业用途，粮产区吃了亏，不种粮的经济发达地区占了便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到浙江等地去调查，感觉沿海的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发展工业，跟中央交了很多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给了你中西部，应该说我们已经为中西部提供我们的粮食包括农民工等“买单”了。销区与产区如何理清责任与利益关系，是多年来一个探讨的热点，成为协调处理中西部和沿海关系一个现实的课题。
刘茂松教授激情洋溢，提出了工业化时代粮食安全怎么抓的想法，我非常赞同他“一降一增”的趋势分析。他说，“一降”，就是农业提供的财富在整个社会财富中的占比下降，比如我们国家1979年农业的增加值占整个社会的增加值是31%，去年是10.1%。“一增”，工业时代对农业提供的产品的要求就不仅仅是粮食，除了吃饭，还要休闲农业、文化农业、生态农业等等，农业的领域大大的扩展，农业的产业链加宽了、加长了。这“一降”和“一增”是互补的。怎么用工业化改造农业，他提出了很多设想，不由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去世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辈张培刚教授。上个世纪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时候，他以《农业与工业化》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在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以农立国的国家，如何用工业改变农业，并借此强国富民，走向现代化，百年以来中国对此一直在苦苦地探索。湖南省前些年是以工程机械名闻天下，长沙号称工程机械之都，但是这两三年以来，随着国家投资减缓，工程机械产业有所降温，发展得很快的产业，除了电子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还有就是不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食品产业。食品产业依托于农业，脱胎于工业，其繁荣发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用工业改造农业化，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符合经济规律。
肖万春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如何积极稳妥推进我国法人农场建设的思考。他提出了法人农场建设有重要的制度保障，具有现实的基础，并谈到如何立足实际推进农场建设的具体设想，操作性强。在我看来，不管是合作社，不管是种粮大户，不管是家庭农场，也不管是农业产业化企业——其实咱们国家的不少农业组织的主体是非常脆弱的。益阳有一个市，是洞庭湖区有名的产粮大市，今年六家鼎鼎有名的粮食企业，有三家已经倒闭了，另外三家也是奄奄一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是银行催债，限定要求他们把贷款和贷款利息付清，不像过去可以先贷款，以贷还存。今年，湖南不止一家农业产业化知名企业主，跳楼，也折射了农业主体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刘教授讲的，农业它是准公共产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扶持和帮助。
最后，请允许我向给我们分享了他们“三农”智慧的专家学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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