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社会科学网独家报道栏目。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做客演播室，就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张司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
张红宇：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三大举措实现2020年农民收入倍增
记 者：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任务。2012年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那么，未来怎样才能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
张红宇：农民收入事关重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应该讲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上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测算了一下，从2004年到2012年，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农民收入实际增长都在7.7%以上，按照这种增长速度，到2020年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考虑到2010年、2011年、2012年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增幅都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增幅，2010年农民收入增幅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幅3.1个百分点，2011年超过了3个百分点，2012年超过1.1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9年城乡收入比达到历史最高点1：3.33以后，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从2009年的3.33倍下降到2010年的3.23倍，2011年再次下降到3.13倍，到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3.10。这样看的话，到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还是可以预见的。
当然，我们也确实要看到，由于农民收入长时期增速偏慢，城乡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要实现2020年收入倍增这一目标有一定难度，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第一，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大。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已经持续了30多年时间。事实上在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2.56，也就是2.56个农民收入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收入。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一度缩小到1：1.7，但即使到去年，我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是1：3.1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第二，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比较大。去年农民收入是7917元，城市居民收入是24565元，绝对收入差距是16648元，这个绝对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第三，农民收入缺乏稳定的内生机制。城市居民收入有内生机制，所以有保障，但是农民收入还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缺乏一个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大的困难。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有明确的要求，我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大举措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个举措，从初次分配方面增加农民收入。我们知道，农民收入有四大构成：一是家庭经营收入，也就是农民种粮食、养猪、养鸡带来的收入，这是构成农民收入的主体，去年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4.6%。二是农民外出务工后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3.6%。三是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各级政府给农民的各种各样补贴，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这类转移性收入占到农民收入的8.7%。四是财产性收入，比如农民出租土地、出租房屋获得的租金收入，这部分收入占农民总体收入的3.1%。显而易见，决定农民总体收入的主要还是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大约占农民收入的88%以上。所以要增加农民收入，重在增加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这属于一次分配范畴，政府的行为事关重大。比如这些年，我们不断提高小麦、水稻的最低收购价，对棉花、大豆、猪肉等重要农产品采取临时收储政策，稳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努力克服市场波动，这对提高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产生了非常好的作用。这些年针对农民工外出从事非农产业，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等，帮助农民工获得比较稳定的工资性收入。这些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每年增幅大约都在15%到20%，去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达到了2290元，比前年增长了11.8%。如果按照这种增长速度，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是有保障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这两部分如果能够得到保障的话，农民收入的88%就有了稳定的增长预期。
第二个举措，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去年农民的“四补贴”已经达到了1400多亿元，户均是150-200元。转移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8.7%左右，这8.7%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政府的各种补贴，第二部分是家庭内部的馈赠收入。我们测算了一下，政府的补贴和农民获得的家庭内部馈赠收入，大概是各占一半。现在政府给农民的补贴，潜力是非常大的，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欧洲国家农民收入的构成中，很大一块是来自于政府的各种补贴。在北欧挪威这样的国家，大概要占70%以上，韩国占60%以上，日本占50%以上。中国农民目前获得的政府补贴，只占农民收入的3%左右。从全国来讲，我相信在今后的10年、20年，农民获得政府补贴的绝对数以及占农民收入的比例都应该是呈增长的态势。
第三个举措，增加对农村民生事业的投入。比如增加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这也是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
所以从政府层面来看，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有多种选项的。中国区域广大，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也不一样，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也要因地制宜调整政府行为。但是无论如何，都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要求，确保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农民收入翻一番。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金融危机下农民增产增收的对策
记 者：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从粮食、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和农民收入的增幅来看，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张红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间，中国农业的发展亮点纷呈，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面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另一方面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这是两个大家公认的成就，成为了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的亮点。
但是从长期来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恰好在粮食供给、农民增收方面也面临着压力和困难。
第一大困难是粮食供给问题。中国有13.54亿人口，我们的吃饭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成就都可以讲得很大，但是所有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温饱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粮食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的粮食供给增加，去年粮食总量达到了11791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达到了430多公斤，但是需求比供给增长得更快，实现供需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供需不平衡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常态表现。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大的困难。
第二大困难是农民收入问题。尽管实现了农民增收“九连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达到1：3.1，到2030年或2050年，我们不能设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保持在1：3，因为社会主义应该追求公平正义，城乡之间可以有差别，但是差别不能太大。要实现公平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本身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下一步怎么办？解决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但是这两个问题应该结合起来一起考虑，即怎样实现农民增产又增收？
第一，保护利用好土地、水资源。保护好18亿亩耕地、水资源，既服务于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又支撑13.54亿人口的吃饭需要。
第二，加大对粮食主产区重粮大户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比如通过提高价格、增加补贴，使农民一方面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稳定的收入。
第三，要高度重视科技的作用。在我们国家，耕地不可能增加，不会像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一样，它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富足的，它们的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生产，从而让农民获得更高的收益，因为生产量大的话，价格肯定是不平稳的。而我们国家的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鼓励生产、增加供给量。在耕地不可能增加的情况下，要想增加供给量，只能是提高单产水平，这就需要高度重视科技的作用，比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转换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和美国同样都是玉米生产大国，美国一亩地大约生产700公斤玉米，我们只有380-400公斤，与美国有40%以上的差距。又比如我们的畜牧业，奶牛的生产能力，发达国家一头奶牛的年产量大概是8-10吨牛奶，中国每头奶牛的平均年产量大概是4-5吨左右，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在科技方面，我们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假如在品种选育、科技创新方面，我们都能够有作为，使单产能力得到提升，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
第四，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要充分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比如这些年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都提出，为了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适度进口可以缓解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握一个度，哪些东西是必须确保自给自足的，哪些东西是可以通过适度进口来缓解供给不足压力的，比如水稻尽量做到98%以上自给自足，玉米、小麦也要做到95%以上自给，大豆、棉花适度进口一点是可以的。
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政策选项是多种多样的，其核心问题是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千方百计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记 者：请问中央提出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意义何在？
张红宇：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应该讲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大的台阶，这本身就是靠改革推动的。未来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无论是破解粮食安全难题，还是破解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难题，都有一个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
为什么要创新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它的意义何在？
第一个意义，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解决“三农”问题本身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的核心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并不是最困难的，恰恰是如何使“三农”问题若干薄弱环节得到强化，这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核心问题。这其中本身就有大量的体制机制矛盾，比如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问题，长时间的城乡差别发展问题，解决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本身就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题中之义。
第二个意义，破解体制机制矛盾，本身也是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的要求。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有13.54亿人口，尽管城镇化不断发展，去年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2.57%，但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仍然有2.4亿个农户家庭，数以亿计的农业生产单位怎样有效对接大市场、大生产，这里边本身就有体制机制创新的问题，比如组织制度、土地制度的创新问题。只有对这些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化解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才可以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因为现代农业本身就要求有很高的土地产出效率、劳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很强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其中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当然涉及到体制机制创新问题。
第三，体制机制创新本身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经历了从过去产品交换到现在的要素交换的过程。过去的产品交换存在“剪刀差”问题，这些年来“剪刀差”的现象逐渐消失了，但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还是不平等的。比如土地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交换就是不平等的。农民的土地在城乡间的交换过程中没有得到完全的利益补偿。平等交换问题本身就是体制机制问题。
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记 者：刚才张司长从三个方面谈到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好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工作？
张红宇：市场经济是时代的潮流，怎样区分市场和政府的责任，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工作，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定要强化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认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下一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面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比如在产业规划布局、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怎样做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这跟我们的认识是休戚相关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天经地义地认为城乡之间就应该是平等地交换。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农业和工业也是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要在未来几年、十几年间化解这种认识问题，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第二，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要有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角度来讲，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在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创新体制机制或者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第三，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体制机制创新有其重点领域。从重点领域来讲，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以及土地确权颁证，属于土地制度的创新；创新经营主体、培育社会化服务体系，涉及到组织制度创新问题；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金融、保险支撑，金融保险改革也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所以如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也有工作重点，不同的工作重点决定了改革的方向。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有阶段性目标，有相应的绩效考核，这是体制机制创新落到实处的保证。实际上，体制机制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手段问题，目的还是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新型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未来发展之必需
记 者：十八大提出，要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请问新型经营主体具体包括哪些？如何引导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张红宇：十八大报告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立在家庭承包制度基础之上的，化解数以亿计的分散的、个体的、小型的经营单位和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这就涉及到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新型经营主体包括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产业化经营组织。社会资本进入农业之后形成的新的经营主体，都属于新型经营主体。
相对过去来讲，新型经营主体有四大特点：第一，规模更大一点；第二，组织化程度更高一点；第三，资源利用更加集约一点；第四，产出效率更高一点。什么是家庭农场？它为什么是经营主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它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一种形式，我给它归纳了十六个字、四句话：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约生产。“家庭经营”不难理解，依靠一个家庭，两到三个劳动力，一年365天相对比较均衡地生产，农忙季节可以雇一两个人，十天半个月。如果一个家庭雇了10-20个人，那就不是家庭经营，而是其他的经营方式。“规模适度”，是指在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条件下，在现有的科技条件、技术装备能力和社会化服务条件下，它所生产的最大饱和量。比如种水稻，上海松江的适度规模就是100-150亩水稻，超过这个就超过了家庭的经营能力了。“一业为主”，无论是种粮，还是养猪，都是以一个产业为主，80%的经营是围绕这个产业进行的，收入的80%是靠这个产业获得的，不排除也有兼营化的现象，但是一业为主是它的基本表现。“集约生产”，是指生产和资源配置方式是先进的，是最大限度利用各种资源要素的，投入最低，产出效率最高。
种田大户和家庭农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是100亩，种田大户则30亩、50亩也可以，300亩、500亩也可以，它的弹性相对于家庭农场来说更大，家庭农场更加严格。
各地到底发展什么样的经营主体？无论是家庭农场、种田大户，还是农民合作社，没有一定之规，政策都是支持的，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根据当地的生产习惯，采取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多种新型经营主体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必需的，也是应当大力倡导的。
今年的一号文件及十八大报告都明确提出，政府在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方面要有所作为。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做的工作是方方面面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大方面：
一是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种田大户也罢，或者其他规模大户也罢，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核心问题，政府要为转入方和转出方搭建一个平台。工业化、城镇化要大量转移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就形成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前提条件。但是劳动力转移出去之后，土地转包给谁，谁来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应当充当这个角色。
二是构建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这些年一方面劳动力需要大量外出，另一方面在农业内部确实也出现了老龄化、兼业化、副业化的现象，这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都是不太吻合的，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做的工作，即构建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体系。比如这几年的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农业科技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都属于公益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点领域。另外，我们还应当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可以交给市场的，比如农机服务，包括防虫打药、机械化灌水、防洪抗旱，这些完全可以社会化。组织各种各样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包括农机作业队、防虫打药的机防队、抗旱队等等，这些完全可以采取有偿服务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导多种多样的社会化组织提供相关的服务，也是政府需要做的工作。通过政府的努力，加上市场经济的作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良好外部环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记 者：我们前年到青县去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他们那里就有您刚才说的那个模式，有一些方面是完全社会化的，比如到期了需要灌水、喷药，会有专门的服务公司来操作，这样就节约了很多成本，还可以提升效率，同时也更专业化。
张红宇：这些年我们年年做农村调查，特别是劳务输出比较大的地方，包括四川、重庆、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在农村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儿童，我们曾经一度非常担心谁来种地。但是后来调查发现，农业机械和社会化服务需要跟上，比如在北方地区种小麦，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耕地、播种，然后就是收获，这些环节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这些年农业机械化大发展，一方面支撑、填补了大量劳动力转移出去的空白，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输出本身也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前提，因为劳动力更少了，农业内部更需要机械。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资源优化配置过程。
用自己的资源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是我的“中国梦”
记 者：最后，请张司长从农业角度谈谈您的“中国梦”。
张红宇：对我来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中国梦的本质要义或者说是内在要义，光从农业这个角度来讲，所谓“中国梦”的实现，就是能不能用自己的资源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尽管有“两个市场、两个资源”，但是恐怕中国会越来越仰仗国际农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我的愿望是能不能通过科技来发展现代农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到了，既能够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也能支撑全球粮食安全。我们减少了对国际农产品的采购力度，其他国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中国在这方面就可以不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
记 者：好的，再次感谢张司长接受我们的专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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