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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铁军:现代化危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       ★★★
温铁军:现代化危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
[ 作者:温铁军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1-27  录入:zgxcfx ]

——在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人们都在担心最近的经济下滑,刚才张司长也说到,从宏观形势上看,沿海经济2009年以来基本上进入蓝灯区,内陆经济是因为国家近几年加大了以国债主导的投资而使内地的经济还表现为相对比较高幅增长,所以现在所强调的“稳增长”是具有相当巨大的现实意义的。我就结合着讲一下对全球危机和农村之间的相关性作一些分析。

一、全球危机带来的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反思

我们都知道一个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对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有相当深刻的反思,除了本国,我们仍然在进程之中,所以我们的主流仍然是认同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反思和讨论,我参加了不少。回国以后,我尽可能地把世界范围内的这些反思弱化,否则恐怕就会有很大的冲突。

我们国内目前的主流仍然是所谓的“三化”统一,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我认为这个“三化”统一带来的高增长会是一个可持续的现象。其实大家应该知道,任何一个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不外乎是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增密的过程。而任何一个资本和技术增密的过程都会同步地带来所谓资本增密同时发生的风险累积,这应该是个规律,其实就和自然界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这二者是相等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份资本积累一定带来一份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那这个风险不断地累积一定会导致危机,危机一般都爆发在城里。所谓西方社会的进步无外乎它有条件或者它构建了一条体系能够使它危机爆发的代价转移出去。中国之所以屡次遭受危机仍然能够维持所谓的增长,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有条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把城市的资本危机转嫁到仍处在传统经济中的农村。而当农村也开始不断地资本化,现在农业的货币深化、资本深化的程度越来越加剧,几乎原有的农村作为承载危机载体,是因为它的三要素没有被完全定价,特别是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些基本要素在农民手里不会完全定价。那在传统社会的不对定价的条件下,当然就有承载危机的能力。而我们现在在大规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使得农业要素全部被定价。全部定价、全部市场化之后,也就意味着它承载危机的能力会下降。

当然,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比如说加强新农村建设。加强新农村建设意味着使原来在市场条件下一定被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所作用到外部去的那个资本,当市场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把劳动力资源资本化为劳动力资本,把土地资源资本化为土地资本,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再定价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使资本外流,资本收益被城市资本占有,这个资本收益所形成的资本代价被农村所承载,于是就有今天大家所说的386199部队等等这些事情,农村出现衰败凋敝,大家又开始合村并镇。所有这些事情其实是适应资本、资本化农村资源的制度需求,同时也适应于资本向农村转嫁制度代价的制度需求。

因此,中国在所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农村承受更大代价的这样一个现象,这就是三农问题发生的根源。所以当我们把三农问题不作为农民问题,就是说三农是问题,但不是三农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一定导致三要素外流,没有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外流的情况下会保持不衰败,这就是很客观的规律。这一点,大家都懂,各位至少学过基本理论。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任何经济领域只要三要素外流,并且是长期大幅度净流出,这个领域如果不衰败那是见鬼,怎么可能呢?因此,只要是我们的政策导向是促进三要素外流,那么三农的衰败是必然的,是必然的政策结果,是你要这样的,怪不得农民。当然,也怪不得农民素质不高,或者农村落后、传统,不是这个道理。是你的政策就是这样,制造出这样一个结果。这点,我想也不用讳言,大家都明白。

那么,我说出现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进入十六大以来的“胡温新政”,我们现在叫做“黄金十年”,这对农村来说有个很大的改变。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无外乎就是政府直接使用看得见的手,使资本要素回流农村。而资本要素是最具有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以前是资本要素或者是资源被资本化所形成的资本要素长期大幅度净流出,随着新农村建设或者加强农村投入,资本要素被政府用看不见的手直接摁回去了或者直接送回去了。

这些年来,有人算过从2006年新农村建设增加投资以来到2012年,总的增加的农村各种投资6万亿,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么历史上可比的是什么呢?中国人民大学我院里的一个同事孔祥智教授,他继承我们院里老教授的算账方式算了一笔账。建国60年,城市和工业从农村提取了17万亿,17.3万亿被城市拿走,现在最近这十年是国家又送来了6万亿,当然是零头。那60年拿走了17.3万亿,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你拿走它当然它就丢了,它少了就弱了,就穷了,就衰败了,现在又往回送了6万亿,那么相对来讲发展速度就会相对快一点,农村形势会好一点。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说得简单点,咱也别把事情搞的太复杂。我说做研究的人最大的本质就是把复杂的事情搞的比较简单,让人一听就懂。如果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的特复杂,让人听不懂,还以这为学问或者学术,那就有点(不好了)。当然也是,我也看到大量这样的项目,我也一般让它过,是因为大家都靠这吃饭,谁都不容易,所以也就这样。但是你真正要做研究,还是希望大家把复杂的事情梳理出来,梳理出来以后其实就简单了。

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否则,咱也不能想政府有一个善意就向农村投入了。其实,都是张红宇司长这样的去当政府头脑,他会长期维持政府善意。但是你不能寄希望于它就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它一定是有目标才有对应的手段。

现在是在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如何以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管我们道德上如何判断,可能有人就批评我说:“温铁军,你是个假三农,你怎么会主张维持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呢?”我说你慢慢理解,先别着急扣帽子。我真三农、假三农也不是好像就凭着一个观点,我只说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还仍然是中国有效的应对全球危机打击的一个条件。它对错、好坏,那是道德家们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朋友们去关心的事。作为一个客观的做研究的人,我们只是说分析一个制度的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制度收益是国家占有的,某种程度上,甚至这种制度的制度收益仍然是有利于城市工业资本,或者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的。当然,如果从道德角度来说,你说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不利于三农,那当然应该被调整或者应该被改革,但我们只是客观分析它现在所发挥的作用。

因为,三农问题是三要素长期净流出造成的,那么三要素长期净流出又是市场使然,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一般意义上的强调市场手段会出现市场失灵。因为,三要素长期净流出所发生的三农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基础领域中的根本问题。面对这样的经济基础,一般的推进现代上层建筑会导致政府失灵。我们越是加强在农村的法治建设、现代教育建设、现代医疗建设等等,就意味着它越需要有更高的开支。当农村是一个不产生剩余的经济领域的时候,这样的经济基础能否支撑得了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呢?不能。那你只能是大规模地拿钱补贴,这个补贴一定加强的是政府各个部门,加强政府各个部门就意味着加强了条线,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传统的体制矛盾就会发挥更为负面的影响。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在农村的经济基础领域中和上层建筑领域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你越加强这种上层建筑,它就越不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出现了什么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的代价至今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农村大量的无论是上访告状,还是追求法制解决,或是追求选举解决,几乎都不解决。越是采取现代上层建筑的现代政治手段,越不能解决经济基础领域中不断薄弱、不断衰败的问题,它恰恰是个反作用。于是乎,我们老是说搞不搞农村基层工作,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在于双重失灵。所以早在政府接受三农问题的时候,2011年,接着我们就发表文章说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三农问题面临双重困境,这是十年前说的,现在再重复一遍。

接下来我们说可行的办法是什么。你改变不了市场导向,这个我们也是客观地说,中国大潮滚滚,谁也改变不了。你不能螳臂挡车,那么可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注意,我最近十年左右一直强调,我已经从一个改革者退步了,退步成一个改良者。我们在改什么良呢?农村草根化的弱势群体仍然可以自我资本化其劳动力资源的残值,如果能够通过新农村建设对社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还有可能转化成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这恰恰对接了十七大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的内涵就是多样性,以此,我们还多少可以维持住乡土社会的存在。这就是我在原来改革界的朋友们继续保持激进改革姿态的人对我越来越不理解,说温铁军这家伙怎么回事,我们过去都是搞改革的,现在怎么老是说点奇谈怪论。其实我是觉得越做国际比较研究,你就越发现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所有这化那化,我在国际交流过程中说过,不管你是个什么“化”,恐怕都只会“化”走农村的资源,最后留下的是代价,恐怕都逃不开。

二、加强乡土中国的“三农”与“三治”建设

于是,我们就说现在。在面对全球危机条件下,应该加强乡土中国的“三农”与“三治”建设,所谓“三治”就是上层建筑中的治理问题,这个“三农”、“ 三治”建设客观上有助于维持乡土中国可持续发展,来应对全球危机,微观上也有利于发展“两型”农业,株洲是“两型”经济试验区。“两型”农业是“两型”经济中的重要内涵,因为“两型”农业会自然地体现十七大生态文明所内含的多样化理念。这个多样化理念恰恰是农村因经济和多样化的自然过程结合而内含性的具有的。就此提出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是什么。我们现在说中国不是西方,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不是欧洲,这点,我想应该是最基本的。因此当很多人跟我讲西方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在西方具有普遍意义的无论是什么,普遍意义的经验、普遍意义的制度、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不要当成是全球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有些比较激进的小资愿意跟你辩论,难道爱情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吗?我说是,但是如果你妈和你老婆都掉河里了,你先救谁?是你爱你妈还是爱你媳妇?或者你妈、你老婆、你闺女三个都掉河里了,你爱哪个?就是说这些其实不用讨论,因为就是很多文化上的多样性决定的不一样。

我说中国这一百年,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一百年经过无数的革命战争、奋斗等等,20世纪上半叶30多个土地革命战争打出的结果,是历史上小农经济的耕者有其田。历朝历代,只要改朝换代,一般都得给农民平均分一回地,那就稳定个几百年。那么本朝1949年,也是给农民分了一回地,实现了什么呢?历史上的耕者有其田。如果君王在善一点,他就会均田同时免赋。本朝是到了几十年之后,2006年免了赋,也就是过了半个世纪,先平均田,后免了赋。这对于农村乡土社会的所谓传统的回归是有价值的。因此造成了什么?造成了1950年中国完全土改的同时,就使88%的农村脱离了现代化。民国政府追求现代化无可厚非,失败,留下的是严重的危机。新中国解除危机的方式是大规模推进土改,让88%的人口脱离了城市经济的现代化危机,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中国接受或者延续民国的那个危机化解了。所以不是我们只追求现代化就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代价怎么处理?我说中国,其实50年代这次是靠恢复小农经济缓解了一回危机,80年代这次还是,大包干无外乎是给农民平均分了一回地,正处在中国1979-1980的高通胀和高赤字的危机条件下,也是帮助中国城市缓解了一次危机,因为那时候农民人口是85%。从88%下降到85%没有多大的变化?

那么大包干结果呢,杜老(杜润生)老先生当年是百岁老人了他当年跟我们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咱们这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城里人好比坐着四抬大轿,咱们养得起。所以只要大包干农民少吃一口多出一斗,你把价格政策一调整,农民就多交点,城里人就养活了,通货膨胀就降下来了。简单说,大家都理解,往复杂里讲就说不清楚了。杜老当年说的那个话挺有意思的,现在我多说一句话,我们有领导人跑到北朝鲜劝他们搞中国的大包干,你不了解北朝鲜国情,北朝鲜可是在80年代金日成那时候就搞了70%的城市化率,你现在人30%的农民恢复手工劳动,养活70%的城里人,是你有病还是他有病?谁脑子进水?中国人搞大包干的时候,你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恢复手工劳动养得起。它是机械化,因为是苏联的前线国家,苏联足额供给它拖拉机和石油,所以石油农业搞的很顺畅。早在80年代就实现了人均粮食接近800斤,比我们早,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900美元,比我们快,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一旦石油没了,整个石油贸易垮掉,几百万就得饿死。所以,不要以为现代化没代价,也不要以为农业现代化没代价,我们现在的石油进口接近60%了,南海一旦有事,断掉的是什么?是你的石油农业,是你的现代化,尤其是大城市,多几个蓝天,多烧油、烧天然气了,断掉了以后大家吃什么?连做饭的能源都没有了。好了,我们不多说了。但总之,1950和1980年,我们如果认真归结一下,这两次有相同之处。让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城市危机过了。

于是,造成了什么呢?其实无外乎造成的是一个占人口80%的人都拥有小块土地,都是小有产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别跟我讲意识形态。你在东方社会中就是小农经济,当然现在这些年发生很大变化,以前,我们说其实就是一小农经济。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呢?产生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多少?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洲中产阶级的两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多说中国人的豪华旅游全球第一,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一,为什么?中产阶级的非理性消费。中产阶级不具有真正意义的理性,世界上都这样,请问它有统一的政治表达吗?请问它有自觉的阶级立场吗?都没有。那既然都没有,中产阶级就是相对于小资而言,小资叫一盘散沙,中资,中产阶级崛起,一盘碎土片,或者是一盘碎石头。总之动静大了点,你晃一盘散沙可能只是“沙沙”的声音,晃一盘碎石头“咔啦咔啦”在响。所以,现在这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声音,乃是自然现象,因为中产阶级崛起。

中国到底发生什么变化?其实也不用非得说西方那套主义,你是社会主义,你是资本主义,你是共产主义,还是什么?先说你干什么。我们干了恢复小农经济,恢复了小资,均田免赋,这是我们干的事。你在这个基础之后又发展到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真实的变化。

我们往下看,因为这种变化,我们越是想追随西方现代化,我们就越没有条件。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真正的成为中产阶级,并且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力量,是在它的产业转移之后。我们恰恰是在一个产业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一个庞大的小资阶级,一方面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不存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菱形结构,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底座是庞大的赤贫人口,无地农民加城市贫民窟的贫民,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个金字塔结构,底下那个不稳的赤贫阶级没有,他分地了,不存在无地农民,除非你生生地把他造成无地农民。你也几乎不存在城市贫民窟的贫民,因为打工者基本上是住在成规模的厂区的宿舍,它是一个摆动型的。我们现在算大帐,大概两亿七八千万的流动人口,打工劳动力大概占两亿二,有五千万左右的中老年和儿童,这属于打工人群中的半边缘化的部分,但他毕竟不是主流,主流仍然是这两亿二千万的流动型的打工者。

从这些结构上来看,中国社会目前还不具有照办西方社会制度的条件,反而发生了什么呢?发生的是和西方社会具有一般意义的可比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图)上面这个是美国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图,下面这个是中国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图。在农业社会都没波动,进入工业社会都有波动,不过是波动的时期不同罢了。美国波动同样有社会动乱,中国也是一样的,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全球化的综合性危机。这张图告诉大家其实美国之所以仍然能够在全球化的综合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于它的三个1/3紧密结合。哪三个1/3呢?它是金融经济,金融经济的依据不是市场,金融经济的依据是政治强权,政治强权的支撑是军事强权。因此美国无论多高的债务,现在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债务加起来等于全球GDP的100%,不管多高的债务。美国政府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但它的军费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以此撑得住,我们这儿都讲hold得住。hold得住什么呢?hold得住两手扩张信用,一手发债,一手发货币,两手扩张信用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代价,转嫁给世界三大市场(能源、原材料、粮食)。如果所有吃进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国家都吃进美国制造的通货膨胀,你就替它承载了美国危机的代价,只有美国在全球危机条件下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不能向全球转嫁危机的欧盟包括中国这样的,恐怕都会在危机中伤痕累累,甚至遭到很大打击。(图)这无外乎就是说美国的所谓救市政策,因为它是金融资本,救市政策造成大量的流动性给金融资本,它不可能去救实体经济,所以美国实体经济不能创造就业,那就导致有增长或者有复苏无就业,因此就有了99%的去占领华尔街,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革命。这也不稀罕。这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创造就业,发生在美国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它不创造就业。美国的贫困人口、不得温饱的在大幅度上升,官方数字和民间数字不一样,但总之在20%左右。因为中国大量创造就业,所以中国的贫困率在不断下降,这大概就是差别。

我们现在说的第二点,当我们说到治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人类不仅制造了资本,作为它的异化物,资本反过来把人自身异化为劳动要素,然后给它定价。包括现在的教育都是制式教育把人定价的过程。人类还制造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另外一个异化物,就是所谓的现代政府。

现代政府的极高成本是一般生产方式都不能维持的。农业社会能维持现代政府吗?不能。一般的产业资本能维持吗?以现在的产业资本来看,也不能。什么情况下能维持呢?只有美国这种以金融虚拟经济大量产生泡沫收益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住这种现代政府,但它也快维持不住了。因此不要以为政治现代化一定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目标,很大程度上,我们得算算政治现代化的成本到底有多大,付得起付不起?当然,如果谁当政说能足够支付现代化成本,我举双手双脚表示认同。麻烦就在于我现在走了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到处调查研究,没发现哪个国家付得起这种政治现代化成本。人们都在喊,但没有一个人算账。

这里面给了大家一点帐,你们可以看看(图),这也同时是所谓社会成本,如果大家都讲要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要学习什么。这个学习占你的政府开支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几,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对不起,一般都无法维持。(图)我们接着看,这是政府转嫁通胀的手段,这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你只要有通胀一定得转嫁,不转嫁,通胀就砸在你手里了。怎么转嫁,这就是一个所谓今天的新的必然战略。什么叫做软实力、巧实力?不在于直接使用硬实力。我们都在传统的冷战思维或传统的一战、二战所留下的经验过程中不能跳出来,一说就是军事手段,其实早就不用了。软实力、巧实力其实无外乎就是把货币不断增发,或者债务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剩流动性如何转嫁给别人,转嫁出去了,那它就成了。因为现在是金融资本引领的全球化,只要转嫁不出去,砸你手里,你就亏了,现在只有谁能转嫁呢?美国能够转嫁,它是把制造出的过剩流动性转向了世界三大实质产品的市场。吃进的国家就叫吃进通胀,所以中国现在的通胀叫进口通胀或者输入型通胀。如同我们原来的朱镕基老板当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毛病是输入型通缩,我们现在的毛病是输入型通胀,我们的政府的应对方式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叫朱规温随,他们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因此对付通缩,朱老板算打赢了,那么对付输入型通胀,打赢还是打得赢还有待于观察。无外乎就是这些东西。这张图,中美21个经济指标对比,就告诉你在实体经济领域中,中国早就超过美国了,在虚拟经济领域中你还有差距,下一步就是你要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为什么说摸着石头过河摸不着了,就因为前面是虚拟资本的汪洋大海,你要想继续按照美国方式干,你也学美国搞它两千多种衍生品交易,你的股市就上去了。搞还是不搞,这时前面这块石头摸不着,你得自主决策。

所以,对中国21世纪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你跟不跟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这样的路走下去。不跟,你如果继续坚持实体经济,第一大问题解决不了,你吃进通胀,第二大问题解决不了,你的资本市场不发育。大家老说股市上不去,老怪证监会,其实怪不着它,证监会只不过压住了没搞衍生品,不信你搞一个试试。同时,你也没有开放外资的自由进入,否则有庞大的如比三峡水库蓄的水还要庞大的过剩外资随时会来炒你的股市,让你大起大落,折腾折腾,这都是可能的。这个不用多说了,我们越多的输入原材料,就有越多的进口不稳定。这点也不用多说了。其实中国最大规模的从西方进口的东西就是废料、垃圾,这点中印两国相同,我们都是从西方大规模进口垃圾的。这是农业面临的另外一个严重形势,就是当前流动性过剩不断涌进能源市场的时候,就为能源市场中过去不挣钱的生物能源,我们知道当石油在40左右美元一桶的时候,生物能源生产不挣钱,超过40美元,生物能源开始有威力,现在最高的石油价格,据有人估算会超过180美元,那就意味着你把180去除40美元,除出的空间就是生物能源能盈利的空间。于是乎现在全球出现了抢占土地的高潮,不光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滥征滥占农民土地,大家反映很大,全球1亿公顷,15亿亩土地被生物能源发展抢占,因为什么?因为它比生产粮食作物、农产品的利润空间要大得多。所以只要你把石油价格搞上去,征占土地这件事情就挡不住,因为跨国公司得到了廉价的流动性拿来干嘛?玩资源性资产。通过资源性资产的资本化,它会极大地创造一个在股市上的利好消息,然后更大规模套钱,然后玩泡沫。这套玩法其实众所周知,它只是一个一般现象,问题是你要不要玩。这样的玩法造成的所谓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灾难是不可遏止的,因为人类不可能要求金融资本集团自觉地抑制自己这种贪婪,世界范围内没有,也没有创造出任何制度来有效地遏制,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地承载危机代价。

三、国家战略:草根化农村成为危机承载主体

我说历次中国发生的城市产业资本的经济危机,只要能够向“三农”转嫁,它就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三农”转嫁,它就硬着陆,硬着陆砸在城里就得调整。1960年代,它硬着陆了一次,砸在城里,就引发了一次大的调整,同时还有七千人大会等等一系列政治上的事情,乃至于最后演化成路线斗争、大革命等等,社会政治的演进是随后,它只不过是经济领域的变化带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而已。1980年代,又一次砸在城里。此前,我们说毛在的时候,每次爆发经济危机,毛的手段就是挥挥巨手,就把城里不能就业的青年送到农村去了。那句话说得非常地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什么意思?你是劳动力,你能干活,你在城里是失业人群,是失业青年,送到农村去,农村靠什么呢?靠集体化,我们这些人叫插队青年,不叫插户。自从分户经营以后没法插队了,危机就只能发在城里,过剩的劳动力不能向农村转移。其实今天,我们看西方社会的危机,包括美国不断出现枪击案等等,西方社会的危机无外乎就是危机到来的时候,政府要紧缩,紧缩不能创造就业,这就导致社会的代价爆发为街头暴乱,你把它叫政治还是叫社会或是什么,那是你的叫法,是你脑子里面那个主观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它是规律。这个规律在中国,特别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竖看中国的1950年代,1949到1953年,中国的执政党认同了什么?认同的叫做民族资本主义,我们那几年搞的是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叫做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你说私人资本原始积累,意识形态那叫左,请问世界上可有谁把私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叫做左?你犯的错误是什么错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错误。接着,从1953年开始我们转向,转什么呢?党内很清楚,转型为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明确说我们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从1953年以后,我们进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好了,前四年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后5年到6年是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加在一块差不多是10年的原始积累,这10年的原始积累再加总爆发,就是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不好意思问一下,谁之过?乃资本原始积累之过?没有资本原始积累,请问一个落后农业国能进入工业化吗?世界上可有不经过原始积累就进入工业化的先例?这点儿常识,好像高小就学过吧。我这个话有点得罪人了,不是说大家都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了,也未必不能回顾一下高小或者初中的政治常识课本的知识。

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应该知道其实无外乎你在那个阶段,我们把1980年以前统归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进入初步形成完成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国家,那是在1980年之前,靠什么呢?靠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所以别说是80年以后才改革开放,1950那次的引进外资是苏资,引进苏资造成的代价很大,你得还。1970年以后又引进的是美资或西资,引进的苏资、西资都是外资,外资都有外债,外债都是代价,代价都得还,所以两次的还债就导致了一系列的中国的经济的困境。而这困境靠谁呢?靠从农业提取积累,从农民那儿拿农产品还,因为老外不要你的工业。当苏资进来的时候,比如给你生产吉斯150汽车,在你这儿改名叫解放C10,我是开车出身,所以我很知道,我们当时开的就是吉斯150,只不过同一个车库里放的,这个叫吉斯150,那个叫做解放C10,它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你想把你生产的解放C10卖给前苏联可能吗?没人要,卖给世界更不可能。就跟70年代引进了桑塔纳,你再卖给西方可能吗?也不可能。桑塔纳是什么呢?是德国淘汰到巴西,巴西再淘汰到中国,两度淘汰给你的落后设备,这就是你的工业化。你想一步进来要人家的奔驰,人家给吗?不给。你想一步进来就想苏联给你吉姆,人家给吗?不给。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你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所谓对外开放,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整个上层建筑是苏联人手把手帮你建的,哪怕政府部门的司局长旁边不是跟着一个苏联顾问,哪个学校的系主任旁边不跟着苏联教授?你的教材、教案全部苏联人民给你搞,政府的规章制度全是苏联给你搞,那叫全盘苏化。70年代,你引进西方设备,你也管不了,于是乎你请西方专家,你又全盘西化。不外乎就是那么点事。所以80年代以前,我们两次引进外资,干了个工业化,代价向了农村转移了,用你的农产品。所以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的全部出口中80%以上是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品。这就是农业对国家工业化的贡献,所以根本不是农业穷,也不是农村穷,也不是农民素质低下,而是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为国家工业化做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早在80年代时,我们在中央农研室工作时就有人算账,算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全部9600亿工业固定资产中,7000亿是从农业提取积累,靠剪刀差一下拿走了7000亿。也就是说你的工业资产的70%以上是农业积累完成的,这个早有定论,只不过后来被忘了。等到当代,到90年代,我们人民大学的严润珍教授也做个一个帐,算的结果也差不多。到当代,孔祥智算的帐是60年里拿走了17.3万亿。

什么叫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无外乎净流出,长期流出,这就是三农问题。这是个宏观问题,不是个微观问题。从三农问题被提出以后,农口各界普遍研究三农问题,但大多数回到了微观。怎么样让农民种点菜,怎么样增加的收入,还是回到了微观。但是其实你得弄清楚,如果你不让农民占有它自己要做资本化的全部收益,农民一定是穷下去的。谁是占有自己要素资本化的全部收益呢?日韩台,因此日韩台综合农协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最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么说,我们就说清楚了。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资本的规模化扩张,这一扩张就扩张了30年。所以我们说30年的改革开放无外乎是中国进入了产业资本的扩张阶段。

什么时候出问题了呢?98年、99年,因东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一般性的内生矛盾,叫什么?生产过剩。谁发现的?也不是我,马洪,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在1998年的时候,跟陆百甫两位老经济学家率先给中央写内部报告,说我们现在出现生产过剩。接着,第二位是林毅夫,你们注意林毅夫现在回国以后又在大讲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他的道理和他1999年提的一模一样,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建议是谁提的,林毅夫,我在现场。1999年他提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因此化解双重过剩的最根本的手段是启动政府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必须靠增发国债,转向对三农投资,才能化解矛盾。所以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建议是1999年林毅夫提出来的。我到处强调,就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为这个林毅夫去正本清源,我跟林毅夫没有太好的关系,我们平时也不见面,只是说这就是事实。到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召开三农问题座谈会,开了两天,林毅夫的发言再次强调“请中央考虑以国债投资的方式启动新农村建设,缓解三农问题”。直接把意见提给总书记的也是林毅夫。这两件事,我说是林毅夫这个台湾归来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民做的重大贡献,对中国三农做的重大贡献,我们得承认。

三农问题是我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人家林毅夫提的。什么道理?就是你只有加强农村建设,并且只有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加强农村建设,才能实现所谓五项统筹、综合平衡,这个国家才维持得住。完全靠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个国家维持不住。因此,市场原要素主义在中国要不得,我不想批评,我老是想当一好好先生,我现在已经是60岁以上的人了,60过两年了,我是听什么都耳顺,都跟听唱歌一样,所以我不反对任何人发表意见,我只是告诉大家基本的经验过程。这样说,工业化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产业资本过剩阶段,现在这在犹豫着是否从产业资本阶段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每一个阶段的跃升都意味着充满风险,跃不好就掉下去了,现在这个阶段是最难将息的时候。这段我就不多说了,我再简单讲一个道理,就结束了。

四、世界上农业三大类型

这主要是回应刚才张红宇司长讲的那个事,他们都陪着习副主席去了美国。我们说世界农业有三大类,这不是我分的,是西方的农业经济学家分过世界农业三大类,我把它加上一点新的内容,就使它更清晰了。三大类指的是:

大农场农业,就是今天所讲的规模经济。地点是30年代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的大农业还是福特主义大农业,是在美苏两国兴起的。这两个超级大国指导全世界,所以我们现在都相信这套理论,其实本源源于斯大林主义和福特主义。那大农业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呢?其实是在殖民扩张的条件下才有。如果你们也到这些大农场国家去稍微作一点国情了解,你都会发现所有大农场国家原住民都已经剩下很少了,10%以下,越是大农场国家越不是原住民农业,麻烦就在于中国13.4亿人都是原住民,你没法把你的原住民减到10%以下。如果我们减到1.34亿人,怎么搞大农业我都没意见,双手拥护。麻烦在于现在是13.4亿,将来15.4亿人都是原住民,你减不掉。加拿大的大农业原住民2%,美国的大农业,现在3亿人,原住民52万人,不到2%。你去看看巴西的大农业,原住民是3%,阿根廷的大农业,原住民5%不到,澳大利亚原住民3%,新西兰……你走任何所有大农场国家,了解一下原住民占比。我接着再说对不起,大农场国家的农场主都不是原住民。所以你让中国农民变成大农场主,你让他也去殖民一回,有条件你能搞,没条件,对不起,搞不起,大农场是资本化的。拿什么成资本化呢?靠简单生产力,就是土地要素的大规模扩张,那就是简单生产力的外源性扩张,产生的绝对地租总量,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不在乎土地生产率,只在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其实是资本生产率,投入产出率。于是乎,它是简单生产力的外源扩张形成的绝对总地租的扩大,来支付资本要素投入,这条,你做不到。不要想着我们能搞美澳式的大农业。

欧盟的小农场农业。欧盟属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了多少年也没有把农业搞成大农业,也就是把农业外部,所有的涉农领域都搞了规模化,而农业60%的农场也不是农民,是市民在经营。为什么呢?因为市民有其它的产业,不在乎农业风险,用其它产业中的收益可以抵掉在农业中的风险。更何况,欧盟40%以上的财政用于农业补贴,它是个高补贴的、高保护的、市民化的农业,这是小农场市场竞争的结果,根本就不是市场竞争一定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优势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不起,欧盟经验或者欧盟教训足够,好好去看看欧盟。于是乎,欧盟是最早推进三农的,最早强调农业三场化的。同理,就是东亚的小农经济,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被彻底殖民化过,没有大砍大杀过,原住民没有大规模减少,所以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包括印度、泰国、孟加拉、日本不管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谁当领导,都是一样的,小农经济。这个小农经济顶多是比较传统,加入个地主经济。像孟加拉、尼泊尔、印度的地主经济。这套东西不多讲了,但对不起,它没搞得起大农场。整个亚洲社会,如果你愿意找大农场,只能找到很少的,那只有一家是以大农场为主的,那是被殖民化的347年的菲律宾。想找吗?有,你有本事把你自己也340年被殖民化也可以。请我们的农经学者在讨论这些所谓规模经济、农业问题的时候,适当增加一些其它学科讨论的规律,增加一点国际比较经验,我们就明白什么是适应于我们这种资源条件的农业类型。其实应该搞的是综合农协,而综合农协,也提醒各位一句,日韩农民之所以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城市,在于政府特殊向综合农协,根本不是给私人,政府向综合农协赋予了最优惠政策,综合农协搞的金融,日本的农村金融叫做非规范金融。非正规金融,不是银行金融,占多少呢?占日本全国金融总规模的28%。日本的种植业产出只有三点几万亿日元,但日本综合农协这个体系运作的金融是80多万亿日元,产生的收益60%回归,农民当然会收入提高,因为这个是免税,所有税费都不交,只要求一条就是你的收益要返还。日韩台的小农经济之所以让农民高收入,在于农民赚的是金融的钱、保险的钱、超市的钱、房地产的钱,批发、加工,所有这些钱都是农民赚的。我们现在放手给私人资本赚,就是不给农民,这叫什么政策?明摆着小农经济,保护农民的典型是日韩台,我们就是不学,非要去派大量的代表团到美国看大农场,看完以后回来怎么着?强迫农民让出土地,你也打算搞出一个菱形的社会结构吗?那个代价会非常巨大。所以对不起,又多说了一段。

后面这段话有点批评意思,可能很多朋友听着不舒服,没关系,反正任何人对我批评,我都是照单全收,我保证做一块棉花地,只挨打,不反弹。谢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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